梅墨生、姜寿天评白蕉书法
白书终生皈依于“二王”为代表的晋人风韵，其审美观念上已经透露出这样的倾向：那就是他非常推崇晋人的人生观念，他与所有传统型的书家一样，是把自然冲和的美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来实践的。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把晋人陶潜和阮籍作为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的代表来论述：“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显然，先生基本上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考察白蕉的生平，虽也有愤慨日军在他家乡烧杀淫掳的暴行而“悲愤交集”的时刻，但他的表达方式也只能是“作诗痛斥”，与至友邓散木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日募捐(参见《中国书法》金学仪《忆白蕉》)。作为一介文人，这种行动已经非常可贵了。但是，结合先生的一生阅历来看，他是以学者、诗人和书画家终其一生的，而这一生又非常勤奋俭朴，甘于淡泊，在淡泊中完善自我的人格的尊严。他的品行与情性的许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在平淡中见深挚”的风格。应该说，这种性格秉赋乃至后天的文化涵养等等，都成为他塑造自我艺术风格的一种必需。多年来，一些书论过于片面强调技术训练对于成就一个书家的重要性，却忽略了艺术活动复杂的机制，其中包括心理以及生理上的分析所产生的作用。论者有把艺术家分成天才型、功力型、技巧型等类别的，或也不无道理。至少白蕉书法可以证明：书家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复合结果。
白蕉书法几乎没有沾染一点碑版书法的“金石气”，他创造的美感是书卷化了的，是优雅化了的。在大的方面他等于没有走碑帖结合的路子，他的“酒”、“牌子与质量”都比较地纯正，他追求的是单纯中的丰富变化--―是《兰亭序》式的含蕴的美。观念上他无疑是尚古的，他的古是“中古”，不是远古也不是近古。元明清书法他不愿借鉴师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现代书法史拥有这样的书家而高兴，是这样的书家传递着传统书法的优良传统。
白蕉先生书法的自我完善价值远过于开拓性价值。其书所具有的才情、功力、技巧很大程度上倾注在对古代经典法书的追摹与领会上，似乎当它应该毅然独造——冲击一种审美模式的时候，他力不从心了。这固然不可强加给白先生，不过遗憾是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挣脱历史。或许白蕉书法只能完成到这个境地。(子杰节录)
姜寿田先生评白蕉先生书法:
白蕉书法力追“二王”，魏晋风韵构成其创作的主旨和深层心理审美意向。其书以正为奇，醇厚、自然，线条绵密精警，在纯熟中透出生色。可谓性情发露，清气满纸。沙孟海评白蕉书法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这不是随意的月旦臧否，而是有着坚实的史实依据。由民国上溯至元明清，较之赵孟顺、鲜于枢、沈粲、沈度、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王文治、刘墉或徘徊晋唐樊篱，或宋明窠白，白蕉意兴气韵，超然尘外。他一扫长期笼罩帖学的理气、匠气、俗气、陋气、寒俭气和宫廷气，功性两见，郁郁芊芊，帖学真面于斯见矣。
白蕉是在近现代帖学趋于衰陋、碑帖严重对立的书史情景中产生的现代帖学大师。这使他不仅负荷着弥合帖学传统断裂的历史重任，而且也使其处于传统的影响焦虑中。这种两难处境无疑给白蕉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书法社会外部环境的恶劣也使其举步维艰。因此，种种书法内外部因素造成了白蕉书法的历史局限。
白蕉一生反对碑学，对碑学的拒斥，使他并不能真正从本源上把握住“二王”帖学的精髓。事实上，王羲之书法是建立在北派书法和民间书法的广泛基础之上，而魏晋风骨之“骨力”也主要来自碑学的影响。白蕉对碑学和民间书法的漠视，使其书法缺乏大王书法的劲健和骨力。其书多中含圆转而少方笔斩截的侧锋，恰与王羲之书法构成对比。此外，海派帖学的狭隘视野和对碑帖融合现代书法审美思潮的逆反，使白蕉深受沈尹默晋唐一体化书学观念的影响。在海派书家中，白蕉比之沈尹默、邓散木、马公愚、潘伯封闭的圈子和相互陶染，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白蕉在帖学观念上予以强力暗示作用。因而，在白蕉书法中也难以避免晋唐一体化的影响。白蕉书法得“二王”之醇厚，但终未得王羲之之玄远散澹，其深层原因实在于此。如果白蕉对帖学能够持有一种开放性视野，并对书法现代审美思潮予以切身关注并身体力行，则其帖学成就当不止于此，而这无疑是十分遗憾的。(子杰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