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张珍贵的抚顺“私贴”看东北现代金融之艰难起步

“泰和湧”私贴（图片采自网络）

  前不久，笔者在一古钱币网上，见到泉家保存着一张抚顺商家印制的私贴，这张私贴出自抚顺康尔屯的“泰和湧”，十分罕见。

  私帖是私人商铺、钱庄、银号等所出之筹码钱票，以代替钱币流通。清咸丰以后，奉天市面制钱供应不足，商户多作欠账交易，每到端午、中秋和春节清结账款时，存欠相抵后的差额，由债务方写出欠据，这类欠据，当时在市面上替代银钱辗转收授，如同货币。此种欠据即是私帖。

  私帖原以制钱为本位，初期仅在商号间相互转让，后来发展为钱帖和银帖两类，作为代用货币在市场流通。私帖形成初期，为临时填写的信用证书，金额不定。后来演变为金额固定的代用货币。钱帖有1吊文、2吊文、5吊文、10吊文、20吊文、50吊文、100吊文、500吊文的制钱私帖。“泰和湧”保留下来的是最大面额的500吊文私贴。[1]

  泉家珍藏的这张私贴让很多抚顺人感到迷惑。康尔屯在哪里？“泰和湧”是什么商号？规模什么样？这些都成为未解之谜。

  这张私贴出贴时间为光绪乙亥年冬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历1875年12月12日。我们知道，抚顺现代商业发轫于上世纪初。1901年，候选知府王承尧率先获得朝廷许可，开采抚顺煤炭。此后，千金寨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东北重要商埠。而这张私贴出现在千金寨兴起的20多年以前，显然与千金寨无关。

  私贴所标注地理信息是康尔屯，然而在今天的抚顺地图上却找不到这个地方。1995年出版的《抚顺县志》记，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县境分8区，旋改为6乡，其中，第6乡在县域北侧，“辖57个村，……碾盘沟、康尔(乐)屯、李应屯”等。[2]

  “康尔(乐)屯”，这种标注方式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是康乐也称康尔，二是编纂者无法确定是“乐”还是“尔”。那么“康尔(乐)屯”到底是不是私贴上的康尔屯呢？程廷恒主编的《抚顺县志略》上有答案：“碾盘沟，西北25里；康尔屯，西北12里；李应屯，西北20里。”[3]。由此可确定，宣统年间的康尔屯，后来又称康乐屯。从“西北12里”记载看，这个村子就是今天顺城区会元乡的康乐村。

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康乐村。（卢然 摄）

  旧时商号、店铺取名与今天大不相同，若想体现数量众多，一般多用万、元、丰等字；事业持久多用长、恒、久等字；规模巨大多选元、泰、洪等字；发展顺利就用亨、和、协。以此看，“泰和湧”中的“泰”寓意规模宏大，而“和”则希望发展顺利。“湧”，形声，从水。一般多为烧锅、油坊用字，象征源源不断，这种取名方式体现了我国传统人文思想。

  那么，今天的康乐村是否还会有人记得140多年前“泰和湧”呢？它究竟是怎样一家商号？为了探查究竟，笔者一行来到康乐村展开调查，非常巧合地找到了“泰和湧”的后人——今年88岁的王成泽老先生。

王成泽先生说，我家开油坊那是清朝时期，我太爷爷那辈的事。（卢然 摄）

  王成泽，1931年11月生于会元乡康乐村。1948年，17岁的他被当时国民党驻抚二〇七师强行抓走，当了一名大头兵。半个月后，随部队退往黑山一带，被解放军消灭。他从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七纵队的一名解放战士，多次立功。

  据王成泽老先生介绍，大约在清咸丰或同治年间，他曾祖父兄弟等人从山东省济南府一个叫小王庄的地方相约“闯关东”来到了抚顺。刚来的时候，康乐这地方大部分都是旗人土地，曾祖父兄弟们就靠给人家打工过活。由于肯吃苦，头脑灵活，逐渐积累了一些家产。后来，兄弟几个合伙开了一家油坊，取名“泰和湧”，生意做得十分红火。“据我爷爷说，那时候我们王家的油坊在这一带是规模最大的，家里有牛，有马，日子过得相当了得。”王成泽老先生说。

  后来，因给王家放牛的一青年发生意外死亡，王家与对方打起了官司，致使生意做不下去了。王成泽老先生说：“到我爷爷那一辈，生意就不行了，主要就是因为跟'小放牛的’家里打官司，听我父亲生前讲，为了打那场官司，俺们家的黄豆都一车一车地往外拉，从此家业衰败了。”由于年代久远，王成泽老先生没能提供更多有关“泰和湧”的信息。

  私帖在发行初期只限于发行所在地流通。《抚顺县志略》记载，民国初年，康尔屯有80户，总人口只有485人。王家发行的这张私贴显然不只是在康尔屯流通，应该涵盖抚顺城及周边地区。需要说明的是，1875年的抚顺，尚未置县，“清朝廷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抚顺设章京驻防，直接隶属于奉天副都统。”[4]根据沈阳市志记载，奉天当时发行私贴多为钱庄、当铺、粮栈、烧锅、油房等商号，私帖多用于购买粮谷、土特产品，支付工资运费，使用范围较广，周转有季节性。往往在冬季粮谷和士特产品上市时发行，来年春天回收兑现。至于“泰和湧”私贴流通范围究竟有多大，尚无证据说明。

  据考证，私贴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奉天地区私贴约是道光八年（1828）在辽南盖平开始的。“这种'钱票’可替现银现钱流通，简易方便，商民欢迎。”[5]

  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势力开始渗入东北，参与竞争和掠夺。特别是日俄两国，通过设立银行，操纵我国金融和财政。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在我国东北发行15000元军用票，这是日本金融势力侵入东北的第一步。其金融机关，最早为横滨正金银行，设于清光绪二十六年，该行设分行于辽宁旅顺、铁岭等处，发行钞票收回军用票。随后，为实现其金融侵略目的，又在我国东北及朝鲜发行正金银行银票，约有1000万元，朝鲜银行的金票（上印有朝鲜老头又称老头票），约有4500万元，这种钞票仅用于我国东北及朝鲜，到日本至可兑换但不能通用。[6]

  1895年沙俄伙同法国银行在中国开设了由它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在东北发行大量纸币——羌贴；（对这家银行抚顺人应该不会陌生，当年王承尧、翁寿等人开设煤矿之初，由于资金不足，遂引入华俄道胜银行资本金出让股份，由此抚顺煤矿被沙俄控制。）

  当时，奉天境内有数十家外国银行机构，所流通的外国货币有鹰洋（墨西哥银元）、羌帖（俄国的纸币）、“老头票”（日本朝鲜银行纸币）、日金（日本正金银行纸币）等，极大地扰乱了东北金融秩序，从而导致私贴也渐呈泛滥之势。当时，发行私贴的不仅有商铺、钱庄和银号，就连铁匠铺、杂货铺、木匠铺也开始发行私贴。正如当时奉天兴业银行总办谈国桓所言，“钱法之乱，今日已极，通国皆然，东省为最。”[7]

  为了抵制滥发私帖，1894年(光绪二十年)奉天华丰官帖局发行官帖。1905年奉天官银号发行小洋票，禁止私帖发行，奉天省城私帖有所减少。“但在省辖各县商人，地主还在继续发行，致使私帖仍然流通，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8]

  1913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乘我财政困乏、金融紊乱之际，制造了奉天小洋票挤兑风潮，妄图摧垮奉天币制，达到侵略东三省的目的，给奉天省商民带来一场灾难。”[9]

  1917年11月5日，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为统一币制收销各县私贴给张作霖呈。

王永江为统一币制主持制定的收销各县私贴章程。

  民国四年（1915年）4月，时任黑龙江财政厅长唐宗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东北“（银）行设愈多，币发愈杂，无数私币流行，外币如日本老头票、正金钞票、朝鲜银行钞票、正金银行金票，尤以不备现金专做汇兑吸收财权，日形膨胀，深有殷忧，至东三省官银号兑现被挤，风潮激烈。”为此，他特别强调政府必须要掌控私贴，对其进行限制。“凡发行钱飞、屯帖、街贴各铺户，一律向县知事署登记发行总额，限期一月，未及登记或后请发行者一律禁止。……私贴操纵之权握于政府之手，若网在纲，整理自易。”[10]

王永江

  1915年5月，王永江升任奉天省财政厅长。他面对奉天省财政积欠和积弊，提出了一系列补救之策和重刚严法方针。王永江针对当时奉天银行兑现因银行纸币流通乏力，私贴泛滥问题，提出整顿金融必取缔私贴。他主持制订了《收销各县私帖章程》，规定“收销私帖无论数目多寡，统限于民国七年八月底止，分作五期一律收清。以本年十二月底为第一期，明年二月底为第二期，四月底为第三期，六月底为第四期，八月底为第五期，期满绝不展限。各县如有不届期满，提前归清者，应予以特别奖励，其期满仍未收清者，即行撤惩。并要财政厅与奉天各银行号商议暂饬分行号，多发官币，以资周转。”在一番努力之后，“奉天省财政之面目即为之一新。”[11]

  根据记载，当时，抚顺发行私贴在民国6年（1917年）均被禁止，同时各商号所发私帖一律收回。据统计，抚顺地区共发私帖25440.50元。民国7年(1918年)6月底共收回20440元，其余于8月底如数收清。[12]

  民国5年(1916年)，兴京县境18家商号发行私贴52382元，县署遂分5期收销巨流河“复兴昌”票、兴京东南山坡子“四合长”兑换券、兴京旺清门富江西“巨德立”代换券等若干种私币35816元，尚有16566元未经收销。直至民国9年(1920年)底，各处仍然继续发行私币，县署相继共收销18次，当众烧毁。[13]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随着清朝统治衰落和崩溃及北洋政权的逐步兴起，中国在政治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状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北现代金融业也开始了艰难起步。清末民初之际私贴的泛滥，即是新旧金融秩序交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货币金融形态。一方面，私贴承载着我国传统社会以信为本的商业文化和道德理念；另一方面，泛滥的私贴也暴露出中国传统商业、金融文化在步入现代社会时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而帝国主义所恰恰抓住中国学步于现代社会门槛前的蹒跚之机，将东北视为俎上之肉，干扰和截击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私贴的历史变迁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注释：

  [1][8]《沈阳市志》[M].（第10卷 货币与货币流通/清代末期）
  [2]《抚顺县志》[M].（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12月 第56页）
  [3]《抚顺县志略》[M].（程廷恒纂）
  [4]《辽宁省志/地理志建置志》[M].（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2年10月）
  [5]《中国东北史》[M].（修订版 第5卷）
  [6]何新吾著《东北现状》[M].（1933）
  [7]谈国桓：《整顿东省钱法刍言》[N].（中国银行东北地区行史资料汇编 1996）
  [9]《沈阳金融志》附录[M].（第476页）
  [10]《中国银行东北地区行史资料汇编》[M].（第257页1996）
  [11]辽宁省档案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M].（第3册 第68、218页 辽宁省档案馆编 1990）
  [12]《抚顺市金融志(1940-1985)》[M].（1989年5月）
  [13]《新宾满族自治县志》[M].（卷十四金融志 199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