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尚友书塾史述(上、下)

成都尚友书塾史述

书院之有，始于唐代，盛于宋代，至元代则各路、府、州皆设，明、清仍盛。初止官府，后私人亦设。在官府则置学士负责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在私人则多是有名学者讲学其间，以授生徒，其特点则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重视读书自学。

01

尚友书塾的创办

双流刘沅（止唐）先生三世讲学，在清代即有“双流三世孝廉”之称。止唐先生以孔、孟为宗，汇通释、老，著有七经恒解及其他著作，名曰《槐轩全书》。清嘉、道间，止唐先生在成都纯化街家中聚徒讲学，其讲学地名曰槐轩。

远近士林，多出其门。之后，其子刘梖文(子维）在清末民初创办十二学堂，其孙刘咸焌（仲韬，清光绪癸卯科举人）继之。后以生徒日众，为扩大受教育面，乃于1915年在成都市纯化街（原名三巷子）延庆寺内创办明善书塾，1918年更名为尚友书塾，取尚论古之人之意，塾长为刘咸焌。

02

学生来源和学制

尚友书塾从来不使用广告招生，其莘莘学子大都为刘氏历代门人之子弟、亲友、故旧,或仰慕刘氏三代孝廉风范之士林子弟。其学生来源，不仅为成都附近郊县，更有远至省内边远州县。1924年后，塾师刘咸炘（鉴泉）先生执教成都大学，当时成都大学、敬业学院在校学生亦有前来书塾听咸炘先生讲学求教，称为塾外生。学生入学不受年龄限制，某县一姓赵学生，年仅十二岁即考人少学，月终考课常名列前茅。广安张某偕其弟子同时考人少学。三台徐丹九年龄长于咸炘先生，亦携其儿子，父子二人同来求学。

学制方面，从不固定年限。凡来学者，视其成绩决定分班。学习一二年，则由各级塾师视其成绩决定是否升级。根据学无止境原则，获一定知识后，或离塾，或留塾继续深造，皆由学生自定。

03

书塾的组织及学习内容、方法

书塾设少学、幼学两部，幼学内分甲、乙、丙、丁四级。其总的原则及要求如下：幼学丁级轻讲重读，即以学生背诵、朗读为主，令其逐渐习惯浅显古文书籍之句逗，老师辅以讲解；丙级则讲、读并重；乙级则轻读重讲；甲级则以学生点书（阅读，因当时古籍不似现在书籍有标点、符号）为主，老师查阅，纠正错误，以促进其训诂明确，文理通顺，讲、读为副。至少学则以专治经、史为主，点、读为副了。自少学至幼学，每周末俱必由老师命题改课（即作文），由老师修改。每月月末，评定等级，分特等、一等、二等名次，张榜公布，并将其中之优美者粘贴壁上，供大家观摩学习。从幼学乙级起，学生都必作读书札记，记录学习心得，并送老师查覆。

咸炘先生虽主讲于少学，但于书塾全部教程均有计划。订有《尚友谨塾少学规约》及《幼学教网》，本着文行并重，教人为善的宗旨，且为酌定教材，提示学习研究方法。其具体内容如下：

少学学生以能自治专经专史，文理明顺为合格，入塾时先须甄考。学生以常日自读书编钞考论为正课，句读（标点书）为副课。每周分人考核其成绩。文重根柢，崇实学，务明事理，不徒以工文为目的。经史为本，子集次之。经先《毛诗》、《礼记》，次为《尚书》、《仪礼》，又次为《易》、《春秋》。四子书为义理之本，应常温不辍。史重断代专书，先《史记》、《汉书》，次则《后汉书》，《三国志》以下又次之。文、词本所通习讲授随选。

幼学甲级专重句读，以能自看专书，文已成篇者为合格。每日必自阅读《四书》及《四书恒解》。学《毛诗》重训诂，先明章旨。先读《大戴记》重制度。《尔雅》、《说文》，自读注本。史先读编年，用《资治通鉴》，次纪传，两《汉书》不先，兼看《史通》、《文史通义》。学文先求晓畅，在《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二书中择授，另加择古史子篇以拓文境。

幼学乙级次于甲级，以读经已毕数种，作文粗具首尾为合格。读经先《毛诗》、《礼记》，次则《书经》、《易经》，以《四书》为主。讲读《四书恒解》，并择讲《礼记》。史授本塾所编《初学史概》，能读者自《资治通鉴》始。文择名家易于学步者，仍重长篇，以防局促之弊。诵诗除《三百篇》外，别选古人至情之作以辅之。每日写大字四页，小楷一百字，均临摹碑帖，按日呈阅。自看之书，以《四书》注及《资治通鉴》为主。

幼学丙级次于乙级，以《四书》外增读一经，粗能属文为合格。读经次第如乙级法，皆须背诵。诵诗、习字皆如乙级法。诵文则选汉至宋名篇，以为讲习基础。讲字用《魏氏蒙雅》，具说本义、引申、假借及词例，并教双声叠韵，备文字学之基础。讲书先《感应篇注释》，次择四子书切下学者，或以格言辅之。

幼学丁级次于丙级，以授读《四书》，粗能属词为合格。读书次序如乙级法，生书、熟书皆须背诵。讲诗于《唐诗三百首》中择授。讲字用《蒙雅》，授以常用之义。讲书先讲《感应篇》、《功过格》，次《下学梯航》、《俗言》。每日习寸楷四页，或临或摹。

04

书塾的重点：少学

少学班是书塾的重点。学生一入少学，即进人学术研究阶段。首先必须阅读咸炘先生所著《浅书》。《浅书》共十二篇，名虽为浅，实深究为学之道。首篇即是《四戒浅指》，并语曰：“凡为学，且勿论其功，先观其器。果为学者之器，所得虽少，不失为学者；若非其器，所得虽多，亦不偿失。器者，今之所谓精神态度也。”

又列为学四戒：

戒浮：行之浮二：一、服食器用好逐纷华，见人敝媪笑为寒陋，此恶习也；二、不务自得，剽窃言语，便口利舌，一若无所不通，实如市井酬应，此乃俗态。文之浮二：一、不遵规程，任意泛骛。或志趋卑下，欲求速化；或心气粗疏，不能耐久。此类虽三年学，终无得也。二、作文敷衍陈言，千篇一律，摇笔即至，聊以塞责。喜论史而恶讲经，多击断而少理路，剽窃轻佻之弊，皆由此生。文有此弊，难以言成用矣。

戒躁：行之躁一：粗气不收，动违礼度，容貌暴慢，辞气鄙倍。文之躁二：一、不审而断，强不知以为知。二、矜心作气，不能静细，言前失后，自相矛盾。

戒夸：行之夸二：一、高自标置，藐视众人。……学者，学为人而已，非学异于人也。……凡自异者，必无实学；凡求异者，必无真学。自以为高，实则甚鄙。二、不虚心求友，忌人之长，耻于下问，争竞攻讦，党同伐异。文之夸二：一、不务深人实得，但剽窃宏网大旨，张皇其词，以欺不学。凡学固当务远大，亦不可忽近小。能人然后能出，详说将以反约。二、小题大做，以张门面。……文章有体，各如其物，学贵自得，不贵高张。凡夸者非果志大识宏，乃心不人理而已。

戒佻：行之佻：举止不重不威，习类无赖，言语巧便刻薄，讪笑伤人。文之佻：凡轻儇不雅皆是。附会好小巧，议论近讥谑，笔调近恶劣小说，或掉弄虚锋。

对于少学的课程内容及教学程序，在《浅书》第二篇《教程说》及第三篇《塾课详说》中作了详尽的阐述：

读书之所求者二：曰明理，曰工文。文为外形，理为内容。形式不明，内容则无由知，故工文乃能明理；内容不充实，则形式亦无由美，故明理乃能工文。

理不离事，学以明理，即学以明事。学问无他，求俗所谓懂事而已。故学问之对象，人事而已，即广义之史学也。世间不过事与理，载事之书曰史，载理之书曰子，经皆史也，而《易传》、《论语》、《戴记》，则子之类也。故经不能专为一学。事必求其理，理必著于事，子、史亦不能划断也。

史先而子后者，先实而后虚也。不论其世，必不能知其言也。荀卿长于礼，道家出于史，墨翟亦广征百国春秋，未有不由经、史而成子者，即未有不知宇宙而自成一家，不明事实而遂自立主义者也。……既通经史，子自易通。知经则足以折衷，知史则明其流变，否则蔽于一曲，茫无准则矣。

六经并尊，独取《诗》、《礼》。

读史既明历代大略以后，既须断代治之。独举马、班、范，以其精善也。能读一二部精善之史书，明于综合之义，然后可分求其制度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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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开展学术研究，出刊学报，开办研究班

为提高少学学生学术研究水平，自1923年起，即以研究题为常课，1925年又创办《尚友书塾季报》（学报），其宗旨是“仿书院总集学校杂志之例，以发表一堂师弟研究之所得，期与当代学者共商确之。凡所研究，不分东、西、新、旧，止问是非。与各公私学术团体有范围之异，无主义之分”。学报刊登师生学术研究成果。对于有志于学而家境贫寒者，又免去学费。行之三年，卓有成效。再经四年酝酿，1932年初，在少学学生中以命题研究成绩录取研究生十二名，正式成立尚友书塾少学研究班。研究生日行功课与少学同，但所任研究题目人班即须自定，科类自选，题目自划范围，不许随时更易。为奖励学术研究，书塾又募集义捐，根据成绩之差别，给研究生每人每年发给银元七十元至一百元。研究生研究期为三年，期满后欲继续研究者听之，但停领奖学金，更给后来研究生，以均嘉惠。研究生每周集会讲论一次，依所研究科类，分别由学生轮流主持。集会时当众陈说近日学习心得、疑义，互相交谈、切磋、劝勉。研究生班成立后，书塾治学风气更盛，有春水行舟，自在中流之概。学生自1925年命题研究以来，有更大的收获，先后有百数十篇研究论文刊登于《尚友书塾季报》。季报共出八期，对外发行。现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藏有其资料。

06

尚友书塾的三个时期

尚友书塾自1918年成立起至1949年停办，共办学二十四年（其中1939年至1945年因抗日战争停办七年）。其中可分为三个时期：

1918年至1932年为发扬光大时期。此时由刘咸焌（仲韬）任塾长，刘咸炘（鉴泉）任少学主讲。书塾设少学、幼学两部，幼学内分设甲、乙、丙、丁四级，少学内设研究班，并吸收部分塾外求学者人少学听讲并参加改课，称为塾外生。当时幼学学生多至一百五十人至一百八十人，少学学生百余人。各级都置有弟子籍（即现在之学生名册）记载学生之基本情况（惜已散失）。

少学教师有刘咸燡（晦愚），主讲为刘咸炘（鉴泉）。下设学长，先后由咸炘学生刘恒壁(东父）、徐国光（利宾）担任，协助主讲老师执教。甲级教师先后有赵举河（国良，尊经书院廖季平先生弟子）、张维桢（文字学家吴伯朅弟子）、韦绾青（应若）、李泽仁（惠生）、熊光周（承显）、陈华鑫（孟宏）、罗体基（密安）、刘汝贤（久能）、刘闻（德升）、赖天锡(子畴）、李克齐（用中）（以上皆咸炘先生弟子）。乙级教师先后有李德初、韦绾青(应若）、熊光周（承显）、刘闻(德升）(除李外皆咸炘先生弟子）。丙级教师先后有熊光周（承显）、左启周（君纯）、赖天锡（子畴）（皆咸炘先生弟子）。丁级后设，教师为赖天锡（子畴）、孔庆丰（来章）（皆咸炘先生弟子）。

1933年至1938年为维持时期。1932年秋，刘咸炘（鉴泉）先生因积劳成疾去世。全塾师生万分悲痛，但皆能继承先生遗志，继续坚持办学。这段时期，由刘咸燡（晦愚）主讲少学，幼学甲级教师为陈华鑫（孟宏），乙级为刘闻（德升），丙级为赖天锡（子畴），丁级停办。1935年塾长刘咸焌（仲韬）先生去世，由刘咸燡（晦愚）先生任塾长，少学则由程春渠先生主讲，次年由贺维翰（儒楷，前清翰林）先生主讲，张维桢先生继之。然皆只能从文字上进行教学，缺乏在学术研究上对学生进行指导。此时少学、幼学学生人数均降至百人以下。原书塾教师和少学学生不少离塾走向社会，或从政，或从教，外县学生则回原籍仿尚友书塾之例兴办书塾，服务教育事业。1938年冬，因全面抗日战争兴起，成都时有日机空袭之患，于是书塾暂时停办。

1946年至1949年为恢复时期。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塾长刘咸燡（晦愚）出面筹备恢复尚友书塾。由于书塾旧址未废，师资不缺，筹备过程很快，1946年2月，尚友书塾终于恢复。

恢复伊始，学生不多，祇设少学、幼学甲级各一班。少学收生约相当于当时高中国文水平，年龄一般在二十岁上下，少数在二十岁以上。幼学甲级收生约相当于当时初中国文水平，年龄一般在十六七岁，少数在十八九岁。学生总数也仅五六十人左右。其基本水平与发扬光大时期比，已相去较远，即与1932年至1938年之维持时期比，也大有降低。为保存书塾名义，又系恢复初期，不得不如此。

这一时期，少学教师为陈华鑫（孟宏），学长为刘恒蓺（伯谷、咸炘先生长子）。幼学甲级教师为罗体基（密安）、赖天锡（子畴）。学制、课程仍按原书塾旧规执行，祇不过要求及水平有所降低了。恢复半年以后，学生日渐增多，而水平与以前比仍悬殊甚大，乃于1946年秋增设幼学乙级一班，其文化程度约相当于当时高小、初中，年龄为十二三岁。就课程论，除古文句逗外，由教师讲授浅易诗文而已。乙级教师为孔庆丰（来章）。此时学生已增至八十余人，少学也开始吸收塾外生随班听课。1947年冬，塾长刘咸燡(晦愚）去世，书塾组成董事会负责管理，日常事务由常务董事刘恒埙（篪伯）、张镜海（鹏南）、刘恒堣（旸甫）、刘恒蓺（伯谷）四人主持。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少学增设地理课，由文天龙（德彬）课堂讲授。教师亦有增加，少学由陈华鑫（孟宏）授经、史，万永元（用贞，咸炘先生弟子）授《史通》及论史著作，熊光周（承显）授书法。以往的间日授课亦改为每日讲课。幼学甲级由李克齐（用中）授经、史，刘恒蓺（伯谷、咸炘先生长子）授古文选。

1949年春，创办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之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先生因与刘咸炘（鉴泉）先生在学术上交往甚深，比较了解尚友并塾的情况，拟仿当时魏时珍先生办成都理学院之例，建议将书塾与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合办成为尚友文学院。此举得到当时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向楚（仙乔）教授、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吴永权（君毅）教授、四川大学彭举（芸生）教授的赞同，于是由上述人士领衔，兼有成都士绅吴文治（颂尧）、张镜蓉（第春）及尚友书塾旧同学等联名向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并得到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口头批准，定于1950年秋正式成立。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此举未能实现，书塾亦于解放前夕宣告停办，塾址交与成都私立兴夏小学使用。

尚友书塾是私人讲学授徒之地，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重视读书、自学，学为人是其特点与宗旨。虽自谦称为书塾，实已大具书院规模。其学术研究上之博大精深，较之前代书院与今之国学硕士、博士研究院，有过之而无不及。

尚友书塾学生离塾后，对传统国学教育的弘扬亦作了很大努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抗日战争前后期间，少学学生李泽仁（惠生）、夏昌霖（雨膏）、张泰贤（伯通）等即在成都树德中学、华阳县立中学（现成都三中）、四川省立成都中学（现成都二中）成都县立女子中学（现成都七中）任教，赖天锡（子畴）在剑阁县师范学校任教，均有名。李泽仁(惠生）更创办成都志景书塾（后改名为志景中国文学传习社）。少学研究班学生陈华鑫（孟宏）、程维澍（廓甫）分别在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及著名学者马一浮先生创办之复性书院讲学。少学研究班学生李克齐（用中）及少学学生王容斋在成都创办万氏书塾；少学研究班学生陈华鑫（孟宏）、李克齐（用中）在双流创办学古书塾；少学学生卫乃明（志高）、龚晖（蕴明）在新津创办复古书塾；少学学生宋光晟在南充创办豫顺书塾；少学学生张勖初在三台创办济川书塾。这些书塾在当地颇受群众欢迎，至今口碑甚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