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煠蟹这五十年
畸笔叟 11月1日
大煠蟹，到底有多少好吃，其实都是主观感受。有句上海话叫“打耳光也不肯放”，其实，大家心里明白，只要是吃货，“打耳光也不肯放”的物事交交关关，眼门前就有耳光馄饨呢。
而且，在“打耳光也不肯放”的物事当中，大煠蟹充其量排名略靠前，难居首位吧。
不过，还有一句上海话叫“做人要识相”，所谓“看穿想穿覅讲穿”，大家都讲大煠蟹好，顶好学学金爷叔（宇澄）笔下的上海人，不响。
一直不响也不是生意经，大煠蟹毕竟糊里糊涂风光了有毛五十年，总归也要让我讲忒两句。
阿拉宁波人是欢喜吃梭子蟹的，梭子蟹也鲜得不得了，尤其难般碰着活的。所以一开始，我家是没有大煠蟹进门的。外婆不会买，姆妈也不会买。
那时大煠蟹便宜，几分钱一只，用稻草绳扎成一串，要买就是一串，六七只不等，二三两的，四五角洋钿。所以，文革中揪出窝案，就叫“捉出一串大煠蟹”。
后来听邻舍隔壁讲，大煠蟹好吃，大煠蟹好吃，每年上市了，我家也买个一两次。我看其他上海人家也不过如此吧。
先用铁锅子烧开水，再把稻草绳解开，水龙头冲一冲，刷子刷两记，就直接下锅。重点是镬盖要揿牢，不让它们顶出来爬出来，个别蟹脚露出，就用盖沿压煞。几分钟后，不挣扎了，遂放手。
将蟹一只一只绑起来，至少是1977年有了自由市场以后的事。以前买来就厨房间地板上一厾头，反正也爬不到哪里去。
隔壁常熟好婆看见了，会跟姆妈讲，豪稍吃，再不吃要爬瘦忒了，不合算的。于是，阿拉小囡就喂伊饭米糁，它也吃。
1976年10月有一桩事体，狠狠影响大煠蟹的走向。那就是四人帮垮台了，京城文化人士就剥蟹啖酒为庆。而且一定是三雄一雌（暗喻四人帮三男一女）。上海文化界也随而效仿之，一时蔚成风气。
据说，从江南走出去的大才子老同志就是因为这样的庆祝，导致旧疾复发，不久谢世的。
这“三雄一雌”的风气至少延续了有三年。那是因为，平反昭雪不可能一蹴而就，已经轮到的弹冠相庆，要吃蟹；还没轮到的须舒愤懑，也要吃蟹。
这种人家，平常生活也多少有点小讲究，因此，无须平反的邻舍隔壁有样学样的可能性极大。
接下来，1980年代初，炒作大煠蟹的有两路人。一路是港巴子，当然他们是无心为之。
老早虹桥机场有个服务处在陕西路，可以乘机场大巴。上海改开后最早的自由市场胶州路菜场离它最近。于是，一帮港商总是当日到胶州路买好大煠蟹直接飞回香港。托机组人员带乃至航空托运，那都是更以后的事，一开始就是人肉。
那年头，港商有钱，买大煠蟹不论价钱，甚至起“倒蓬头”，什么“我给你一百，你看着办”之类。硬劲拿胶州路乃至上海滩的蟹价都炒上去。
到后来，有上海人在胶州路买蟹还价，个体户就会不耐烦地讲，“侬摆了嗨，侬摆了嗨，等歇香港人会得全部拿去，价钿还出得比侬高。”
香港人老早哪能吃蟹我不晓得，反正1980年代也成了风气。
那时，我们办公室里还可以订阅香港报纸呢。我真的看见过《东方日报》的娱乐版刊登这样的消息：“谭咏麟今年吃大煠蟹已逾百只”。过两天，又来一条，“张学友亦逾百只”。
这种明星效应狠狠害人。
没吃过的要想，大煠蟹真的吤好吃么？吃过的也要想，原来大煠蟹不是吃一两趟就算数，要吃满一百只？
还有一路人，就是企业。那时请客吃饭也算不正之风的，不敢大鸣大放。不过做生意又不能怠慢客户，哪能办？
当年，上海企业大多在苏南浙北有代加工的乡镇企业，于是，灵机一动，把什么订货会、技术鉴定会、新品发布会等公关活动都放到那里去办，乡镇企业政策活络，管制也少。
作为记者，何必否认，那几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人民广场乘面包车下去。
一到金秋十月，那还得了，开会的车子都往阳澄湖开，吃蟹送蟹成了标配。企业不这么做，明年生意也拉不着呢。
沪宜公路堵到令人发指。车子上打牌，四十分从2打到老K，车子还没动。
还有更可笑的。有一次吃好夜饭带着蟹出苏州城，一直堵到下半夜一点。司机已经打了好几只瞌冲，我叫伊到前面去看看，他讲，有啥看头啦，看了车子好飞过去啊。
我再催，他只好下车。未几，只见他兴奋地跑回来，讲，通了通了。
他说，我只朝前走了三部车子，再前头就没车子了，一马平川伊讲。最前头一部车子上那个B养，居然还睏得死死的，一点也不觉着。我只好敲伊玻璃窗，拿伊叫醒，乃伊发动了。这是真事。
这种攀比效应也狠狠害人。
从那年起，侬当个屌毛科长厂长，到了秋天，没人请侬到阳澄湖去吃大煠蟹哪能可以。自家也要斗胆组织一趟了。
1980年代，上海还发生过一件与大煠蟹有关的小事。
某年秋天，交大的教师活动中心落成，开业典礼倒还可以，把一些刚刚平反的老教授们都请来了，晚宴当然有大煠蟹。
等到校领导到各桌去敬酒，发现绝大多数教授面前的大煠蟹都没动过。
校领导就小心翼翼地问了，是不欢喜吃呢？还是牙齿劲道不足了？老教授们摇摇头说，都不是。是阿拉吃不来，不晓得从啥地方打开。
文革十年，他们当然吃不到，但之前，他们好像也没怎么吃过啊。否则也不会这样。
试想，倘使大煠蟹一直是上海人家桌上的家常菜，还会发生这样的大面积塌方么？
因此，1980年代以后，吃大煠蟹也还是公费小圈子，真正走入大多数上海百姓家里，恐怕要到本世纪初了。
到得那时，国企若还没关张，工会组织职工去阳澄湖吃蟹是标配，机关事业单位及私企当然紧紧跟上。那几年，停在湖边的，几乎清一色都是沪牌车子呢。
阳澄湖也是从那时开始迎来了大发展。我认得的一个蟹农，1990年代还只有一条小船一只台子，十年后，变成一条大船好几个包间，买了游艇，买了摩托，家里还起了四层小楼（现在更不得了）。
不过，我最听不得有人吹牛，讲只有上船吃蟹才上档次。告诉侬，最早拉人上船吃蟹是为了偷税漏税或逃管理费好么。现在当然逃不过了，也不必逃了。
狠多上海人讲，阿拉吃大煠蟹挑了阳澄湖农民发财，苏州人当然听不下去。老苏州认为，本来吃蟹是平常事，都是被倷上海人炒出来的呢。
前两天，我去苏州，一位老苏州还讲呢，苏州面也是被倷上海人炒出来的，啥个三虾面。苏州人吃面本来是天天有的平常事，啥个季节吃啥个面，多讲有啥讲头。
苏州人讲得有道理。上海人不但炒作了苏州面，大煠蟹，还炒作了其他许多物事。
就说我们去江西插队，去时1969年，一副樟木箱板只卖6块钱，阿拉不要。十年后，我们返城，自家想买樟木箱带回去了，已经是三四十块一副了。还不是这十年间，我们不断买了帮别人带出去抬高的价钿。
香港人炒过了，上海人炒过了，接下来轮到全国人民了，由南到北，大煠蟹每年都有新的热闹。很多地方本来根本不吃大煠蟹的，现在吃大煠蟹好像也是一桩狠时髦的事体。
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有，我就看着他们轮番晒大煠蟹。
最近这两年，连帝都的朋友也开始晒大煠蟹了，里面可能“新北京人”居多吧。
因为北京人早就开始吃大煠蟹了。前面提到的1976年秋就是一例。
其实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这么说吧，明清三百年，江南那么多状元进京做官，早就南风北渐了。
直到民初，吃绍兴酒在京城还是时髦，喝白酒才不上台面。
而且，过去北京人吃的也不是阳澄湖大煠蟹。天津胜芳镇的螃蟹名气就响得狠呢，何必舍近求远。
据说正阳楼从胜芳买来螃蟹，还用高粱米喂（跟我们用饭米糁有一拼），所以叫“胜芳大蟹”，又叫“高粱红大螃蟹”。店里同样也用“蟹八件”：剪、锤、斧、墩、刮、叉、镊、匙。
说到底，大煠蟹就是吃吃白相相的物事，现在也有点太抬举伊了吧。
天下美味多的是，赶紧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