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水浒传》的成书刍议（《水浒璅语》之四十）
我们这里所做的《水浒传》的成书研究，并非探讨《水浒传》版本的演变，或通过《水浒传》现存的繁简版本的不同来考究每一个版本故事的区别。而是通过《水浒传》不同性质的故事构成，提出一个符合成书的逻辑猜想而已。
邮票《梁山英雄排座次》
前文已有分析，《水浒传》的战争故事至少有袍带和短打两种。而除去战争的故事之外，《水浒传》至少还夹杂神魔有关的题材，譬如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第四十二回《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等，其间公孙胜、罗真人以及混世魔王樊瑞等人的故事也属于其类。
樊瑞这些人的故事不详尽，可能是作者没有合适的方法将这些故事有效糅合在现行本的《水浒》里的缘故，这倒不是作者的不才。
事实上，很多传统故事都都有历史和神魔的两条线索。比如安遇时整理的《包公案》，既有包拯判断人间的疑难案件，又有他审核阴司地狱，甚至五鼠闹东京的故事，也是由神话故事转变而来的。清朝刘墉的故事也有类似的传统，这些故事本是另一条线索，与历史公案无法融合在一起。
《水浒传》流传的过程中大概单有这样一支是从神魔故事里来的，本来也是无法与主线故事融合的，只是作者非要求全，又不肯像安遇时那样写成一个个短篇，把这样的故事掺在里面，因而显得比较突兀。何况这个作者只擅长写短打，既不擅长写袍带，更不擅长写神魔，所以公孙胜和樊瑞的故事也都不好看。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建议将水浒传里的神魔故事，都是为宋江编造出来的鬼话。萨孟武先生探讨“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提到宋江和九天玄女故事的政治意义，那是从他社会学的角度上去分析古时候的帝王玄学，《水浒传》只是他的一个佐证，并不是真的从历史文本的演进角度来解读的。
除此而外。梁山泊的故事流传既广，自然也分成不同的说书传统。今天看到的《水浒》定本中，许多故事都与杭州有关，且作者写南方时极详细，一旦写北方风貌便甚粗犷，完全可以判断《水浒》最重要的整理者是南人而非北人。
但《水浒传》的很多故事却发生在北方，其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武松也被定位为河北或山东人，因而就历史上来看，《水浒传》至少在南方和北方形成过两个不同的系统。前文分析宋江的游记时提到，宋江的两次游历一次在北方，重视写骑兵，一次在南方，重视写步兵和水军，正是南北两种《水浒》系统的反映。
戴敦邦绘晁盖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论据是关于晁盖之死。元朝杂剧中写晁盖之死均写其死于祝家庄，而非曾头市，这可能与今日流传下来的元杂剧主要是北方剧作家的作品有关。高文秀、康进之均为今山东人，李文蔚是今河北人，红字李二是今陕西人，只有李致远是今江西人。
祝家庄和曾头市的故事极像。两场战役都是由偷盗行为而引起的，祝家庄的故事起源于时迁偷鸡，而曾头市的战役则由段景住盗马发源。时迁和段景住在各自的故事里各引起了一次晁天王的死亡，所以他们在梁山的排位注定不会太高，并且会紧密地挨在一起。
两场战役中的主角祝家庄与曾头市，都将梁山作为假想敌并且不将梁山放在眼里的。祝家庄动辄将人做梁山贼寇捉拿过去，并且扬言：“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而曾头市的人物强夺了段景住的马之后，听说这马是送给宋江的，“多有污秽的言语”，又扬言：“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
连环画《曾头市》
在人员配置上，两处也极为相似，都有一个老长官领衔却没有实权，他们的儿子都武艺超群，一个被称为“三杰”，一个被称为“五虎”，并且两处长者都把实权交在儿子们的手中。祝家庄有教师栾廷玉，曾头市有教师史文恭和副教师苏定。
在攻打两处的过程当中，当时的统帅无论宋江还是晁盖，都曾夜袭祝家庄或曾头市并且中了埋伏，只是宋江通过石秀的指引能够从容撤兵，而晁盖却在乱军当中被偷袭射杀——不过这是后来经过《水浒》作者整理的缘故，要是按照原来的故事，晁盖实际上也是可以死在祝家庄夜袭中的。
两场战役胜利过程里，都不可避免地用到外援，祝家庄故事中外援是病尉迟孙立，曾头市故事中外援是玉麒麟卢俊义。且这两位外援上山的过程都与陷害和死囚有关，孙立之所以上山，是因为解珍、解宝被人陷害下了死囚，而卢俊义的上山，则是因为自己被人陷害下了死囚。
所以祝家庄的故事和曾头市的故事，我们是可以看做一个的。祝家庄的故事里，突出解珍、解宝打虎的故事，符合北方以打虎作为英雄的判断标准；而曾头市的故事突出张顺夜闹金沙渡和水上报冤，写水上的事情很多，也符合南方英雄的性格。
银币《张顺活捉黄文炳》
何况张顺这个英雄又是杭州人民口耳相传的重要角色，绝不亚于武松在北方的地位，今日杭州西湖上仍有张顺的雕像可以作为证明，而在当地的民间故事里，又以张顺的故事居多，可见在卢俊义的故事里增添张顺，是原故事作者的有意为之。
而在最后三十回的水浒传里，有二十回写田虎和王庆的故事，都有非常鲜明的北方特色。尽管田虎确然是河北的势力，但是故事的整理者并没有像在卢俊义的故事里增添了张顺等英雄形象，也可以看出其北方的叙事特色。
王庆是淮西的势力，如果以南方在叙事方法，应该多写水战，事实上作者在写方案的故事时便采用了这样的处理方法。在王庆的故事里，除了写混江龙李俊在渡江的过程中捉拿王庆之外，并没有过多的水战描写。
何况就这一点水战描写而言，也远不如张顺捉卢俊义时更为曲折、精彩，反而是在宋江的排阵上多加描绘。可见作者的用心并不在水战而在陆战，和描写方腊时的叙事是两样的。
《水浒学史》，齐裕焜、冯汝常等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综合此篇和上篇的两个意见，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水浒》的文化叙事结构并非是一贯的，而是由北方和南方两个叙事系统构成的，北方的叙事系统重视陆战，南方的叙事系统重视水战。
第二，《水浒》的作者将南北的叙事都融合在一部《水浒传》中，宋江先去北方再去南方正是这种融合的反映，祝家庄和曾头市的故事原本是一个，但被作者分别保留在前后两个故事中。
第三，《水浒》的故事里包含短打、袍带、神魔三个部分，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但作者为了求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可是才力不逮，只擅长写短打，因此其他的部分不是很成功。
第四，因此我们可以说，《水浒》的故事其实也是层垒形成的。
水浒传的文本有简本和繁本之别，繁本有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区别，当中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征田虎和王庆。简本的回目不一，但均有征田虎和王庆的部分。所以版本学中称繁本是“文繁事简”。这个道理，还没有人说清。
《〈水浒传〉版本知见录》，邓雷编著，凤凰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不过假如我们承认上述三个个前提，便可以知道简本的故事原本是说书人的底稿，所以会将多种层次和文化叙事的《水浒》故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必要的逻辑线索，因此事情求全、繁琐。而繁本则是经过文人大规模参与修订过的，《水浒传》最重要的整理者——无论其是否为施耐庵——也正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的。
在整理的过程中，或许他听到了一个擅长说短打的人所讲的平话，或者是看到了一个擅长讲短打平话的说书先生整理的文本，并以这个文本为依据整理《水浒传》——假如有这个版本，则其文章大约在五十回左右——自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位整理者本人就是擅长作短打的好手，所以书中的短打部分尤其精彩，其余部分便为之逊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