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三笔三迹【概述】
平安三笔
一部日本的文化史，同时也是一部外来文化的吸收史。日本书道史里就记载了日本向中国不断学习书法的过程。
特别是平安时代，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代，是日本书道史上的黄金期。在这个时代，初期涌现了平安三笔，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中期又出现了日本三迹。即小野道凤、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后期兴起了假名书道，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和样”书道，与大陆称之为“唐样”的书法形成了双峰对峙的两大阵营。
在论述日本平安时代三笔与三迹之前，作—-下简要的历史回顾。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与大陆文化相接触，大约始于公元l世纪。日本天明四年(1784)在九州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正与《后汉书》中：“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的记载相吻合。“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后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之印。此也被认为是汉字传人日本之始。此后，三国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倭之邪马台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都市牛利等到魏都洛阳奉献贡品，魏明帝对此深表嘉许，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绶。由此可见，日本在其蒙昧时期便接触了中国汉魏时代鼎盛的文化艺术。频繁的交往，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也加速了日本文明化的过程。我们从隅田八幡出上的画像铭文、江田船山古墓出土的大刀上的银嵌铭文、法隆寺药师造像铭文以及宇治桥断碑那种与六朝时代书风相仿佛的厚重的文字等日本古代艺术的遗物上，可以找到日本使用汉字记录历史的确证。在3世纪至4世纪的一二百年时间里，日本大和民族的贵族子弟，开始向中国或朝鲜的移民学习汉文。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284)阿直岐自百济东渡，皇子菟道稚郎子从之学。后阿直岐举王仁，次年王仁博士至，进《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说明汉字，汉文，汉文化，在日本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574—622)书写的《法华义疏》草稿，是日本书道史上最早的遗墨作品。圣德太子笃信佛教，佛教能在日本传播并发扬光大，他有首推之功。《法华义疏》与《胜曼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是太子的重要著作，讲述他对佛教经典的独到理解。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二条明文规定要“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在他施政期间，下令在全国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经卷，还派遣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担当移入大陆新文化的重要使命。
奈良时代的圣武天皇(70l—756)在位25年间，与光明皇后一起也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建造国分寺、国分尼寺；在奈良建东大寺供奉卢舍那佛，统辖国分寺；又建大和法华寺，统辖国分尼寺。这位万乘之君，也是一位出色的善书者，代表奈良时代书法水平的名笔《贤愚经》，就是天皇的御笔。它一反以往写经生那种端正纤细的点画形态和严谨的书写格式，以其厚重雄浑的笔力为之，字里行间颇有北碑《始平公造像》遗风。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与日本龙光院所藏的《大字法华经》有相通之处。光明皇后(701—760)对王羲之《乐毅论》加以忠实的临摹，想必是出自对王羲之潇洒书风与人格的双重崇拜。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摄政的奈良时代，通过遣唐使，日本与唐王朝之间的交流愈发频繁。强大而具有恢宏气度的唐代社会，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也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心、开放性以及多元化的特点。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玄宗的开元之治时期，唐代文化的灿烂辉煌，以及唐太宗酷爱右军书法，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向天下购求王羲之笔迹，锐意临摹，赐与朝廷大臣的事迹，早已成为史学家的美谈。继太宗之后，高宗也承其趣尚。则天武后朝万岁通天二年(697)，王家子孙王方庆将其家藏的王氏历代真迹进上给朝廷。
王羲之以其锐意创新的精神洗尽了汉魏的楷法，脱却了前代巢穴，开创了行草书的新面貌，以崭新的姿态迎来了我国书法艺术的新纪元。
王羲之的书法成为后世之楷模，其书风也风靡扶桑之国。随着遣唐使频繁往来，唐代的文物制度也被积极地引入到日本，中国书法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被有意识地选介供日本贵族阶层学习和鉴赏。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十日，圣武天皇御崩，在其七七祭的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太上天皇遗爱品献纳给东大寺的卢舍那佛，以祈求冥福，国泰民安。这些献纳品作成目录五卷，书有“东大寺献物帐”的题笺。《国家献物帐》即是其中之一。在《国家献物帐》里边，登录的献物品有：光明皇后书写的《乐毅论》和《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各一卷，王羲之书法二十卷。文书中押有489颗“天皇御玺”；这或许是为宫庭御用的临本。据说现存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及《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可能就是嵯峨天皇时期佚出东大寺正仓院二十卷中的断简(也是双钩填墨本)。此外，在天平宝字二年(758)六月一日《东大寺献物帐》里边，记有光明皇后又将其先帝遗爱品的遗漏部分再献给卢舍那佛一事。鲜艳的碧麻纸装帧，卷轴为绿琉璃，文中押有“天皇御玺”内印十七颗。题笺上署：《大小王真迹帐》一卷。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这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来的。鉴真(688—763)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为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播戒律而远涉重洋，经历了六次艰难险阻。遗憾的是他抵达日本时已双目失明，看不到为他兴建的唐招提寺和美丽樱花了。圣德天皇对鉴真东渡传法，喜慰无喻，亲授鉴真“传灯大法师”最高荣誉僧位，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平安时代初期(794—897)，三笔活跃于书坛。
将空海、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合称为三笔究竟起于何时?最早的记录见于贝原益轩的《和汉名薮》(延宝六年即1678年)一书。“本朝能书三笔：嵯峨天皇、橘逸势、僧空海。”此外，藤原伊行(1149—1175)所著的《夜鹤庭训抄》“能书人名”一项中记有：弘法、天神、道风，其中三笔与三迹的成员混淆在一起。然而，在书写宫廷内府匾额即《十二门额》的笔者却是三笔都在内：南，美福，朱雀，皇家门，弘法大师；西，谈天，藻壁，殷福门，小野美材；北，安嘉，伟鉴，达智门，橘逸势；东，阳明，待贤，郁芳门，嵯峨天皇。
由此可见，“三笔”已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了。 另外与平安三笔有着密切关系且决不可以忽视的宗教人物就是最澄。
日本三迹
平安时代中期，是指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采用菅原道真的建议，停派遣唐使开始，至应德三年(1086)白河上皇施行院政的时期为止的大约二百年时间。这是日本国风文化兴隆的时代。国风文化的繁荣，其实早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
嵯峨天皇所制定的弘仁格式，是在适应和符合日本国情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律今制不完备处而成的新法规。新法规出台后，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和、醍醐天皇时代。从此，对中国的典章制度由原来一味的模仿，遂渐改变到适合日本本国国情的需要上来了。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一方面是航海危险，当时的贵族子弟不愿作出无畏的牺牲，另一方面，派遣唐使使得日本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唐朝因“安史之乱”(755—763)而造成的国势衰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延喜七年(907)唐的灭亡，大大地加速了日本全盘国风化的进程。日本经过长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文学、绘画、雕
塑、建筑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书道领域，在继承晋唐及三笔书道的同时，开始萌生了日本独特的书道艺术。平安时代中期，日本本土书道艺术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日本“三迹”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和样”书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作为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书坛的宠儿，被尊为日本“三迹”，倍受世人青睐。追溯名称之由来，《世事要略》称空海、菅原道真和小野道风为“三圣”；尊圆亲王(1298—1356)所著的《入木杪》一书中将野迹、佐
迹、权迹合称为“三贤”(野迹，即指小野道风的笔迹；佐迹，为藤原佐理的笔迹；权迹，指权大纳言藤原行成的笔迹)。室町时代著名公卿三条西实隆(1455—1537)在其日记《实隆公记》中曾多次提到“三迹”的名称，可见，此时已经为人们所公认。
江户时代的贝原益轩(1630—1714)编辑的《和汉名薮》序言中列举了三迹的名字：道风，醍醐朱雀村上帝时人；佐理，圆融院时人；行成，大纳言世尊寺一条院时人。槇岛昭武编著的《和汉音释书言字考节用集》的自序里边，也清楚地写道：本朝三迹，道风、行成、佐理。由此可以看出在江户时代“三迹”的名称已广泛流传了。
三迹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
小野道风（894～966）是最早推进和样化的书家。作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风土代》（御物），是928年他35岁时为在宫廷屏风写大江朝纲的诗而作的草稿，其书风是在王羲之风格的书体上增加圆味。他还留有《三体白氏诗卷》（正木家）、《玉泉帖》（御物）。
藤原佐理（944～998）继道风之后开创独自境地。代表遗作《离洛帖》，是他47岁时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战赴九州途中寄发春宫权太夫藤原诚信。书风相对道风之圆滑而呈现明显的锐角，具有个性。他25岁时的书迹《诗怀纸》也很知名。
藤原行成（972～1027）被誉为当时最有成就的书家。他的确切笔迹已知有：47岁时的《白氏诗卷》（东京国立博物馆）和约49岁时的信。书风平稳圆润，格调很高。道风的书法虽有意识改变王羲之书风，但失之生硬；佐理的书法虽追求个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书法有成熟的和风感，运笔的轨迹平稳曲折，合乎观者的心情。三迹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