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千年建筑精华，都在这里了（上）
日本飞鸟时代的唐朝建筑
说到日本建筑就不能不说到日本遣唐使，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日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大国之尊的璀璨夺目跃然于心时，日本朝野上下对隋唐文化更是仰慕，向往之最时，然后，日本行动了，这不动则罢，一动可就是大动干戈，诚心诚意。日本遣唐使曾先后十九次入唐，是的，不是九次，也不是十次，而是十九次。
公元717年，唐玄宗开元5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元年，日本第九次遣使入唐，史上有名的几位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及学问僧玄昉，“留学生”一词是在日本遣唐使时代创造的，留学生主要学习中国的文化知识，而学问僧主要以研习佛教教义为主。现在日本的京都，建筑式样几乎和唐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也有“东市”“西市”，这些其实都是遣唐留学生的功劳。
平城宫
可要真的论功行赏，就不能不说一下，在所有的遣唐大使中，有一位颜值胜佳，才艺堪卓，而且是日本遣唐使史上父子同为遣唐大使的“遣唐世家”子弟—藤原清河。他是整个日本遣唐使中被公认的“传奇大使”，也是唐朝政府高分评价的一位十分卓越的人物。
“传奇大使”是日本“唐招提寺”的始作俑者
公元750年，唐玄宗天宝九年，日本孝谦天皇天平圣宝二年，藤原清河被孝谦天皇任命为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大使。
唐天宝十二年元旦，唐玄宗在蓬莱宫(大明宫）含元殿接受百官，诸番的朝贺。随后，在富丽堂皇的麟德殿上，品貌俱佳的藤原清河礼节周到，仪容端正，在云集于唐长安的各国使节中独放异彩，他得体的言行举止，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还被奉为上宾加以款待，在宴会上，唐玄宗特别欣赏藤原清河，赞叹道：“闻日本国有贤君，今见使者趋揖自异，礼仪国之称，洵不诬也”。
宴后，唐玄宗特令秘书监卫尉少卿阿倍仲麻吕引导藤原清河等人，便观府库藏书，儒，释，道，三教汉文典籍和唐长安市容及名胜古迹。自此，在唐长安，藤原清河耳闻目睹了唐朝繁荣昌盛的景象，他对擅写边塞诗的王贞白的《长安道》一诗尤为欣赏，诗曰：
晓鼓人已行，暮鼓人未息。
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
这首诗的意思是：每当晨鼓响时长安街已是人群熙攘，尽管暮鼓咚咚依然车水马龙，万国番邦使者跋山涉水来到唐朝，争先恐后地呈献金帛贡品。藤原清河亲眼看到了唐朝这种繁盛景象，来自西方被唐人称之“胡人”的波斯商人，从库玛丹城远道来唐的骆驼商队，还看到随同辽东的新罗人入朝的日本人的身影……他感到唐朝真不愧是世界上伟大的帝国。
公元753年， 藤原清河圆满完成访唐使命启程回国，唐玄宗赐诗相送，并允准留居唐朝三十七年的阿倍仲麻吕归国并护送藤原清河一行返回日本。
同年10月，回日使团到达扬州，藤原清河探望了因5次东渡日本失败而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藤原清河对鉴真大师决心东渡日本传播盛唐文化的崇高精神钦佩至极，他征询鉴真大师是否愿意一同东渡，鉴真大师欣然应允，逐带弟子加入遣唐东渡日本的航程，第六次东渡方得成功。
然而，幸与不幸往往同时抵达，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所乘船只在行至冲绳附近海域时遭遇暴风，与鉴真所乘船只失去联系，遭遇海难的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一行人最后漂流到了安南的灌州（今越南北部）。当地土著人以标枪，箭弩向他们施以轮番攻击，百余人中仅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幸免于难，可谓九死一生。
《鉴真大和尚佛法东渡绘》 张彬文
几经周折，历尽艰辛，辗转一年多又回到唐朝长安，唐玄宗为他们设宴压惊，盛情挽留二人在朝廷任职，自此，他们永久与长安结缘，之后不及半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六月，唐玄宗逃往成都，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从之，直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才随唐玄宗返回长安，藤原清河深受唐玄宗的赏识，后来一直在唐朝为官，地位显赫，还与唐长安一名女子结婚，生有一女，取名（喜娘）。
喜娘是喜了，可是他却悲念难溢，再也没有踏进故土日本，73岁的藤原清河在唐长安离世。历史的前缘如滚滚红尘般相依相存，相生相克，如果说假如没有藤原清河，便没有鉴真大师的东渡成功，没有鉴真大师的东渡成功，就没有闻名于世的唐招提寺。那么，问题来了，在日本建造的“唐朝建筑”跟中国的唐朝建筑是一样的吗？
日本的“唐朝建筑”与中国的唐朝建筑有什么不同？
建筑其实是一抹流光，采了渊源经史的时间与记忆，刻了古韵道学的固守与辉煌，留了佛理至胜的传承与信仰，比如位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由中国唐朝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是日本现存的著名古寺院，这座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被确定为日本国宝。
唐招提寺
这是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第6次东渡日本后，于天平宝子三年（公元759年）开始建造，大约于公元770年竣工。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奈良时代（公元1185-1333年）的鼓楼，礼堂及天平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
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唐招提寺莲”，扬州的琼花等名花异卉。
那么就奈良时代的建筑而言，日本建的“唐朝建筑”与中国建的“唐朝建筑”有什么不同呢？是的，是简单，是朴素！
是的，日本不会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唐代建筑。
就拿建筑的橼子来说吧！日本唐朝建筑的橼子是从中心到转角呈放射状铺设，然后屋面用传统桧皮铺盖。
那么，中国的唐朝建筑呢？中国的橼地是用木材，屋顶以砖为本位，有砖石混用，木砖混用，完全是起一种混惑。
我们再来看下唐招提寺的主殿-----金堂，正面7间，侧面4间，坐落在约1米高的石台基上，为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
说到金堂，礼堂，我们有必要解析下日本建筑关于金堂，礼堂的建筑形式的过渡与演变。
平安时代（794-1185年），由于天台，真言两宗的传入，新的密教美术发展起来，在密教建筑中，最初有被称为“灌顶堂”的建筑，这种建筑物仅是在平面上具有特点，并没有随之产生新的建筑形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堂或灌顶堂的前面会另外加建礼堂。在建于贞观年间（861年）的延历寺和康宝年间(965年)的金刚寺的金堂中没有出现礼堂，而在东寺灌顶堂，神户寺金堂，醍醐寺金堂，劝修寺御愿堂中才开始出现礼堂。礼堂的面阔和金堂相同，但进伸仅有两间。之后，礼堂和金堂被纳入一个屋顶之下，形成了在各地均可见到的天台真言宗本堂进深二间的细长建筑物，其中代表作有奈良时代的法隆寺食堂细殿，东大寺法华堂礼堂，西大寺十一面堂院双堂，西大寺四王殿双堂等，当时称之为“双堂”。
可以断定，把这种礼堂附设在主要堂殿之前是平安朝之后的所为，可以说是密教建筑的一种特征。南都六宗寺院中的金堂是供佛的，与佛厨的性质相同，除了特别的僧人之外不允许一般人进入。与此相反，礼堂这一类的建筑物正如其名称所示的那样，是礼拜的场所，就像《劝修寺文书》中所记载的----它是“众僧及俗人设座的地方”，是为俗众所建的建筑物。
日本礼堂的产生过程如前所述，她是从纯粹供佛的金堂发展成为供世俗人们礼佛的空间，这无疑是日本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
如果说金堂，礼堂在建筑形式上是为了营造并驾齐驱，出神入化的层次交叠的美学特征及建筑物的归属感，那么我们从建筑平面布局再来解析下，日本唐朝建筑关于由纵深布局到横向并列的创建与改变：日本的飞鸟寺，四天王寺总体布局的左右对称的形式完全是从中国唐代建筑引入的，当时中国唐代建筑的平面布置，不问其建筑种类如何，都会取左右均齐之势，无论宫殿，佛寺，道观，文庙，武庙，陵墓，官衙，住宅等，大体以同样之方针而配置，且多与纵深布局为观。
如果说日本的飞鸟寺、四天王寺总体布局的左右对称的形式完全是从唐代引入的，然而，以其高耸的塔和体量庞大的金堂左右相对并列布置的“法隆寺式”却是在以左右对称为原则的佛教建筑中成为异常独特的孤例。如此看来，当飞鸟时代再次从中国传入佛教建筑时，日本的唐朝建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肯定那时就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建筑形式，这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法隆寺建筑的形式中得以所见。
走访法隆寺，进入南大门，正对中门远望过去，其平面布局的精妙之处便了然于胸。四天王寺内部的各堂宇多被中门遮挡，勉强能够在中门屋脊的上方看到高耸的佛塔相轮。而法隆寺则相反：五重塔，金堂，中门建筑各现其美，竞相映入眼帘。
由雄伟有力的中门和有着如同竹帘一样疏朗的直棂窗回廊环绕而成的庭院中，五重塔拔地而起，岿然挺立，视线稍向右移即可看到庄重而雄伟的金堂，当我们的视线被敦实厚重的庞然大物——讲堂吸引到后方时便戛然而止。
这是由各种高低错落，大小不同的屋顶所形成的巧妙组合，它说明法隆寺整体布局的有机排布是何等成功之作。
布局之美，往往彰显出建筑的蓬勃实感和内在力量。
那么从建筑的布局形式中，我们发现日本和中国在建筑形式上的民族性差别：四天王寺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纵深布局，而法隆寺是一目了然的横向并列式布局。
在法隆寺金堂，塔，中门，回廊以及法起寺塔上看到的那种具有明显卷杀，雄浑有力的圆柱上，带皿板的大斗，云形栱木，勾片造栏杆，人字栱等都是奈良时代建筑物上所见不到的，我们以此将法隆寺作为飞鸟式建筑特征以破除左右均齐之习惯而取不规则之平面配置的代表之作。
从橼子到平面布局，我们再来比较下关于唐朝建筑的用色。
中国唐朝的建筑，乃色彩之建筑也。建筑的内外全体皆以色处理之，而不留一寸之隙。
那何故如是喜用色乎？主要是因建筑之主要材料为白木，不能美观。故工作之程度粗劣者，尤当用色彩之美化。又因以色彩伴漆涂之则不易朽腐，所以为保全木材而施色彩之必要。然而，日本良质木料甚为丰富，易保久远，故日本建筑不作施加彩色之思想也，而保持本原本色之特征。
色以五行而为五色，此五色又各有特殊之意味：青代表永久，平和。赤代表幸福，喜庆。黄代表力富，皇帝。白代表悲哀。黑代表破坏。这其中尤以用赤为甚，例如台布，椅披，名刺皆喜用赤。白不常用，帝王之宫城与皇室有关系之殿宇，皆以黄色釉瓦葺之，内部亦多施以黄金色之彩色，或贴金箔。皇太子宫殿，以青色釉瓦葺之，因居东方，称为东宫，相当于春，故用青色。
而日本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大内里之太极殿等用青色釉瓦，盖不敢用唐用皇帝之色，故自卑而用东宫之色也。
我们以屋顶之色彩可观，中国唐朝建筑依其资格而葺以黄，绿等釉瓦。但也有其他种种之色：如北京城西郊万寿山离宫众香界之屋顶，施为黄底而加青紫等花纹，还有北京皇城内南海太液池中瀛台，可谓建筑之最华美者，各宇之屋顶，用不同色之釉瓦饰之，远望之如神话国之宫殿，有超出现世界之梦幻的趣味。
而日本之日光庙，虽有相当之色彩，但屋顶则蔽以墨黑之铜板，与中国唐朝建筑相比，在趣味上可以说有霄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