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生命》 刘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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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村里，卜姓唯有一户人家，他不是本地人，是外来迁入的。入集体时，把山上零散居住的人家迁入村庄，过集体生活。他家愿意入我们社，就在社房的前面找了一户地主的房子，连带着菜园，住了下来。原来的地主，早就已经没有了人，只留下了一个女子，就是寺庙里的老尼姑，也在批斗中上了吊。所以，卜家住了两间，还有两间用做社里的仓库，一排的三间厢房，用做社里的牛圈。男主人是当过民兵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兵，所以被选作了社长，每天带了社员“早请示、晚汇报”。他的女人也当了妇女主任。在长辈们的笑话里，一是当社长的丈夫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妇女主任的工作；二是领头带大家赛歌，指挥社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变成了“大海~航行~靠~脱了手~诶~”。上面的领导一听，不得了，“脱了手”是不行的！当场就在歌唱赛上下了他的社长，女人的妇女主任也没有当成。

　　但在我们孩子的眼里，他们夫妇的活动，尤其是吵架，就成了乡村里孩子们单调日子里的“戏剧”。男人懒，做事情不大肯下功夫，动作慢，常常落在媳妇的后头；人又馋，讲究些吃食，也肯在研究吃食上下些功夫。而女人爱骂人，不讲理，人又小气，两夫妇的吵架和言辞又都有些滑稽。

　　乡下农村都是要杀年猪的，一般节约一点的人家能够做到接上下一年的吃食，不断油荤；大部分人家还要打些菜油、茶油。至于肉食，只要能做到来人、做活时能端上桌子就够了！可是他的家里，有腌了三年以上的腊肉和火腿。男孩子皮，嘴馋，在大孩子的怂恿下，小儿子开了门，偷偷地用刀子在火腿上割了一条下来，外面再糊上牛皮纸，抹上墙上的老灰来掩盖。割下的火腿油亮发红，能透出光来。孩子们用手撕了下来，放进嘴里，咸香可口，完全没有生肉的味道，那是我吃到过的最美的火腿。

　　一群村里的男孩在路边玩，女人挑了粪桶走过，看见小儿子在路边的水沟撒尿，就骂：“狗吃的，回去屋里去撒嘛，一泡尿还可以种塘萝卜！”一时，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了，小孩子是不能在路边野外撒尿的，要留着回家种萝卜。

　　老头子到大女儿家里去，女儿知道老头子好吃，兜里也没什么钱，就偷偷地给老头几十块钱。老头回到家里，被女人按在地上，把钱搜走了。老头不依，揪着女人吵架，半个村子的孩子都惊动了。父亲走了出来，掰开了两个人的手，对男人说：“走啊，不要跟她整，你又整不过她，只有个你自己吃亏的！”女人依旧骂骂咧咧，说老头子下馆子，乱花钱。

　　到了家里，父亲叫老头一起吃饭，问为什么两个人要打架，又哪里来的钱下馆子？老头子说：“姑娘家待客，我去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姑娘给了几十块钱，走到县城，才炒了个猪肝和腰花，要了一碗米线和三两酒，才花了六块多钱，连七块都不到嘛，就骂成这样，把我的钱都搜了去！姑娘就是知道我爱吃，给我拿点钱，还硬是被她搜了去，这个不讲理的！”母亲说：“你自己炒盘肉，吃碗米线就行了。不要喝酒啥，她闻不着，就晓不得了。你的钱就还装在口袋里了！”老头说：“就是一下子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啥！”

　　老头管不住自己嘴的事情还有很多。一天早上，做早活的人还没有回家，孩子们大多才刚起床，老人们大多在烧火做饭。两个人吵架的声音又开始响了起来。跑去一看，女人站在门外，猫着腰往门缝里瞄，边瞄边拍打着门：

　　“老杂种，做活么没本事，吃么你会翻啊！你把门给我开开！”

　　“哎呀，我的腊肉也提下来啊。老家伙，那个么要留着做活吃呢嘛！”

　　“你个馋不死的，那个辣椒么你放进腊肉里炒就行了嘛。你还用针筒推进香油，用筷子捻着在火上烤了！”

　　“老不死的，又偷老娘的火腿了，你连着肥的炒着吃还不得咯，尽片那点廋肉来生吃，还打酱油！”

　　“哎呀，你还喝上了，死老头把酒也翻出来了！”……

　　老太婆一边拍着门，一边骂，里头也不见声音，只听得老头子炒菜的锅铲声和碗碟声随着香味飘了出来，一群孩子和老人站在院子里、围墙外，看着老太婆的叫骂声，一阵一阵地哄笑，老人们抬起手来，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大儿子当兵，在部队上喜欢了一个人，爱得贼。但女人不同意，离开了。男人受不了，精神也日渐坏了起来。部队一看，不是办法，只好安排他退伍。所以，男人只当了两年兵，没有享受退伍兵的待遇。后来，在父母的张罗下，讨了一房媳妇，有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女孩五六岁的样子、男孩才一岁多。老太婆人小气，吃不得亏，女人也有不肯让步的时候，婆媳们就炒闹起来。渐渐地，从老两口日常的吵架、变成了婆媳、父子、两家人的日常吵架。男人的精神偶尔又在刺激下不时复发，女人觉得自己受了骗，更受不了村里人的语言，觉得过不下去。她跟母亲说：“婶婶啊，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男人又疯、家里又穷、两个老人又没有个样子。不但帮不得你一点，还每天凑着跟你吵架，真正过不下去了！”

　　母亲劝解说：“女人家不要这么想！你还有这两个小人儿，要好好地领着给他们长大呢！小姑娘人家会洗菜、挑水、做饭、领孩子了，再过几年就帮得上你了嘛。男人人家说疯，他给像人家讲的那样疯？他又不像人家那样疯了到处跑掉、到处打人。人家还是天天干活，出力呢！你不要听那些讲嘴的女人到处撮（挑唆的意思），撮了你家过不成、过不下去只有个你吃亏的！人家会吃亏咯！人家么就是传个话，看个笑嘛！”

　　后来，村里拍卖集体的房屋，老两口在寺庙的前面买了两间社房，让大儿子一家搬进去住，两家人分开，各自清秀。女人认为那两间房子的地基原来是寺庙的大门、供奉四大金刚的地方，不适合做人家；房子又没有个柱子和木楼，只有两道土基砌的山墙上去，就在土墙的中间穿上楼棱、钉上一点板子，山墙上面也是用木梁和椽子拉的响瓦，住不了人。女人不愿意去，要住在原来分给自己的老房子里。两个老人要撵女人搬走；男人也说搬走了，眼不见心不烦，省得吵架，自己难做人。在争吵中，男人打了女人，女人跑了，男人自己背着男孩，带着女孩，赶着牛车，搬进了寺庙前的屋子里。

　　男人带着孩子到丈母娘家去找过几次，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田里的活、家里的牛、女孩子的读书都要等着男人，男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出去到娘家找一下、找女人家的姐妹问一下，都没有一点消息，就只好歇了下来。

　　秋日里，打谷子的田间是热闹而欢快的。男人一个人拉着牛车，先把老旧打谷机的木槽送到田头，又拉着牛车回来，装上了打谷机，把男娃娃背在背上，女孩拿了镰刀跟在牛车后头。到了田头，男人放了牛车，一个人割开稻子，把打谷机的木槽扛在肩上，放进湿湿的泥地里，又从车厢里吃力地把打谷机扛在肩上，踩着泥浆，把机器装上木槽。女孩在车厢或者木槽里领着弟弟，男人一个人在田里割稻谷，一把把交错着码放在田间地头上。过了一段时间，男人把割下来的稻谷抱到机器的边上，把孩子背在背上，踩动机器，女孩一把一把地把稻谷递到男人的手里，男人转动机器，把稻谷打干净。打完了一发稻谷，男人让女孩张开口袋，把稻子装了进去。放下孩子，才去扎草把。扎完了稻草，又一个人用皮绳挎在肩上，拉着沉重的木槽和机器在泥水里挪动，再进入下一个轮回。

　　直到太阳西下，男人才背了孩子，拉了稻子回家。篜上晚饭，女孩领着孩子，男人又一趟一趟地往田里拉着机器、木槽和喂牛的稻草。晒场的时候，女孩就带着孩子看场子，翻晒稻子。男人一个人到田里去，蚂蚁一般地一点一点地啃食着稻田，把稻子、稻草都搬回家里，摆在寺庙前面的场院上晒干。在孩子们的眼里，疯子的力气是很大的，一个人扛得动机器、拖得动木槽，至少要两个壮年男人的活计，一个人就做完了。在村民们的嘴里，疯男人还是有点办法的，也有些本事的。一个人领着两个孩子，人也不请一个，自己就收了粮食，割一回、背上小儿子、小姑娘帮他递着稻把、就把谷子打了。

　　收完稻子的一个早上，疯子自杀了，喝了农药。他自己捂着肚子，跑到隔壁院子里说：“叔叔，救救我，我喝了农药了！”隔壁的外姓叔叔忙把他扶住，大声地叫人，临近的村民都跑了过来，小孩们也跟在后面，进了院子。男人们把他抬进自己的家里，一个人跑去叫本村的医生，一个人跳上自行车，去叫下村的医生。女人们拿了大碗，从家里的腌菜缸里掏出了几大把酸菜，泡了水灌进了他的嘴里。男人不时地呕吐，不断地哭着，说：“叔叔，救救我！我不想死！”扶着他的叔叔一边着急地催问医生，一边把酸汤水灌进他的嘴里，边灌边骂：“你个烂杂种！有什么想不开的，有什么过不去的，你要说嘛！你就要走这条路，你走了，那两个孩子怎么办？你自己找死，又要来找老子救你！”

　　村里的医生下地去了，一时叫不回来；他的母亲倒是赶了回来，坐在门口边哭边骂，男人几乎说不出话来，呕吐物从鼻子和嘴里流了下来，渐渐地失去了神采。到得后来，只是一阵阵的抽搐，男人的头一直看着自己孩子的方向，而他的孩子则被女人们拉着，躲到了邻居叔叔的家里，怕孩子们看见了父亲的模样。下村的乡医终于坐着自行车背了药箱赶来了，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里，搬着眼睛看了一会，又拉开衣襟听了听胸部，拉着手腕摸了脉搏，才直起身来说：“不行了，救不了啦，太迟了！准备后事吧。人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念想，为什么就走不开这一步呢？”

　　这一个孤独的、不甘心的、有办法的男人走了，生活就像阳光下村头老磨盘投下的影子，艰难地走着，一圈一圈地磨着。每一个人生，都是磨眼里落下的包谷和麦粒，在日子里、在时光里挤压、磨烂、捣碎，变成了细细的灰尘，随着岁月飘扬而去，不留下一粒尘埃。只在人们的话语里不时提起，留得一份叹息或一份记忆。一个人，到底能扛起多少生活的艰辛，一颗心，到底能承受得多少无奈和孤独，走着走着，便是再有所不甘、有所挂念，自己便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自己掐灭了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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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家简介：刘寥，男，汉族，大学本科毕业，高级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偶有小文见著，则为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