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怎么熬过至暗时刻的？霍宁：最困难的时候，我想起拍摄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经历，我们当时有一个向导，因为故事发生在青海山区，我们当时到了青海当地的一个小县城，但之前约好了一个向导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推迟跟我们见面，他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车坏了，家里有事，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县城之后就一直在等那个向导，等了7天。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过程，你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把拍摄计划很好地实施下去，没有那个向导，又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重新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我们的拍摄需求的人。周浩：你为什么认为第7天他就会来呢？霍宁：因为他没有拒绝我们，每次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说你再等我一天，我明天下午就到，结果没有到，所以蛮纠结的。当然这种纠结到最后我发现它会变成一种幸运，它会转变，当时正是因为7天的等待，直接导致后面故事主角的变化，原本的故事主角不是我们现在片子里的主角，正是因为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故事主角，这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天意吧。但是那种纠结、自我煎熬真的是很痛苦，你在创作过程中要有一定的耐心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周浩：我特别同意霍宁的说法，很多片子包括我现在在做的片子，拍啊拍，拍到最后有一天，主人公说你别拍我了吧，到此为止吧，很多人觉得毁灭性的时刻要来临了，其实没有，影片就这么结束了，做纪录片的时候就是要顺势而为，见招拆招，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毁灭性的打击，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化解的，这是我对纪录片的一种理解。王磊：谈一谈我遇到的困难，举一两个例子。因为我们拍摄的素材量特别大，用一个微单拍了接近700个小时的素材，所以我们剪辑素材的时候感觉有点像，我自己心中的目标是想做一个100米高的雕塑，但实际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100米高的高山，我手里的工具只有一个汤勺，你得拿那个汤勺去挖这个雕塑。我们第一个版本挖了5个月，挖出来一个形状给我的投资人看，有几十号人，他们告诉我，你这个形状我们不喜欢，那个打击非常大，做了5个月的工作，退回来重新再来，这样的过程我们经历了17次，这17次过程里有很多次都是几近崩溃，但是每次反复的过程会越来越快，因为你挖出来一小块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重新组合会越来越快。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在我遇到最困难的时期，几乎周围所有的朋友、专业人士都认为这个东西很难再做出来的时候，我又不好意思跟身边的朋友说“你觉得我适合做导演吗？”，这话不好问，我就想找一个大师，想通过这个大师来得到一部分慰藉，大师要了我的生辰八字以后告诉我，“你不适合做导演”，第二天我又重新开始继续剪辑。周浩：真去算了吗？王磊：真去算了。周浩：他说你不合适做导演？王磊：对，他说我不适合做导演，说你做剪辑不错。周浩：那这一关你怎么自己给自己消化掉的呢？王磊：如果说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反倒给了我一个动力，如果我成了，我可以证明给所有人看。这是中间的过程，后来慢慢在尝试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一些方法方式，也看到了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也重新考量身边的专业人士、朋友给的建议，慢慢就走到了相对正确的路，走到今天把片子做出来了。张琳：我的项目最困难的时候是在我第一次来提案之前的一两年，因为《真实成长》这个片子跟其他导演的项目不太一样，它不是说一开始特别困难，大家不断地坚持，它实际上一开始超级顺利，有钱，有人管，跟拍摄对象的关系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帮我们做担保，一切都很顺利，它顺利到当要成片的时候，突然所有人都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行，所有人都撤了，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顺利地进行了三四年之后，突然觉得这个片子拍的东西跟我们想象的都不太一样，像刚才王磊说的，你是投资人觉得不好，我们当时是连整个团队都觉得不好，所以大家非常的心灰意冷，能撤的人都撤了，只剩下出品方不能撤，他自己掏的钱，我没有撤。我当时没有撤的原因是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了素材里的价值，以及我跟我们的主人公之间可能因为年龄或经历的关系，我觉得我跟他们有相通的地方，他们是比我小十几岁的小孩子，但他们正在经历的问题也是我想去获得答案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点像米杰刚才所说的，我看到他们的成长，去做他们的故事，可能能解答一些我自己的人生问题，所以我留了下来。那我们就要从头来帮这个项目找钱，找人，又要去找平台播出方，找所有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人。所以在那个低谷时期，当所有人都走了的时候，我们是停下来了一两年，在思考说，究竟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到底做不做，我们要做的话能怎么样去做？那是我成长最快的时间，本身我经历了一个从剪辑师到导演的心态转变，我从中很努力地去找到了我愿意去表达的、以及我非常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开始一字一字地写稿件、做片花，跟每个人去聊我们的故事，慢慢走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帮助我们。我想对于每一个项目来说都有至暗时刻，那个时刻怎么样挺过去，之后就是会越来越柳暗花明的。刘欣：我觉得可能因为整个项目的资金结构不一样，导演会遇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我说两个极端，我一直在拍一个非常私密的作者型非常强的故事，是关于我家里面的事情，从2015年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过了那个坎，因为我觉得拍一个片子还蛮容易的，你就去拍就好了，但是你面对自己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我到现在都没有觉得我完全地能够面对我自己，尤其是像这种作者型的片子，当没有同路人，你又觉得很私密的东西你不愿意让别人参与进来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这个片子的形态，你这一天犯懒了没拍了，搞不好一场重要的戏就没有了。我到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中挣扎纠结，但还好我还有其他的项目可以让我去舒缓一下。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蓝色防线》，它是一个有很大的军方涉及的项目，所以在审查的过程中是极其繁琐和复杂的，从8月17日定稿到现在都被折磨得快不行了，但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有机会，制片方跟着我去沟通，一开始对抗性非常强，因为我能接受一个半命题作文，但我不接受一个片子完全没有思辨性和思考力。但是在沟通和碰撞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个政治类的或者国家类的话题，它的信息壁垒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你在其位谋其职得其信息，当我不在其位不谋其职，我就得不到相应的信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对它的视角的判断可能就是局限的，这样一个体量如果基于我有限的判断，我是否能承受它带来的后果呢？所以整个审查的过程虽然很痛苦，但它仍然是一个信息壁垒打通，或者说是你理解这个话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跟我之前做《虚你人生》的时候走审查的对抗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也觉得蛮幸运有这样的机会跟体制内来进行深度的合作和沟通，我觉得很多主旋律的东西，如果把它反主旋律化可能会拉扯出更多的维度，但是很多东西也不要固执己见，还是要多去理解、多去沟通、多去思考不同的决策层的考量，可能会给片子带来不一样的维度。这是我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作者性的一面，一个是带点主旋律的一面，审查方面的困难。
Part 3：对于还没熬出来的新人，你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李米杰：可能我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直面自己那个部分的勇气是很重要的。每个人走这条路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我走了好几年，有的人就走了一个晚上。做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件事情，那颗心很重要，我之前一直是一个特别向外抓取的人，跟自己的内心的联结是很弱的，后面在做这个片子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往回，才会发现那个让你更安心的不去打扰别人的力量是来自于你自己。张琳：从我的角度来说，大家先找一份工作吧，这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做到现在，我有一点点把纪录片看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这跟我一直是一个很正常的80后，按照大家成长学习读书工作的路径这样出来的人，我会发现就算是按照一个很正常的轨迹出来的时候，你遇到过的所有事情，你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人，你学到所有的点滴，好的不好的，你能忍的不能忍的东西，很可能到最后都会被你用进你做纪录片的一些经历当中，比如说你怎么跟人打交道，或者说你在遭到拒绝的时候你怎么想拒绝你的缘由是什么，那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都是在做纪录片的技术和专业层面以外的东西。刚才孙扬说国外导演都很年轻，我也不太羡慕，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会有每个国家的情况，只要大家愿意来做纪录片，你什么时候去成你第一部长片都没关系，所以如果你能够职业地来做纪录片蛮好，如果不能的话，那我们找一份工作，用工作来养创作，也是一个蛮好的路径。周浩：我插一句，孙扬很羡慕别人20多岁30岁就能做出片子，但是我第一部片子出来的时候应该是34岁，但是我不觉得我自己晚了，我还拿了当年云之南影像的最佳新人奖，我觉得有前面职业的铺垫，绝对不会是浪费你的时间，它一定会叠加在你后面的影片里，40岁才做第一部片子也不为过，什么时候来做都是可以的，这跟年纪没有关系，只跟你对人生的感悟有关系。孙扬：其实我说国外导演都很年轻，因为国外的创作者太多了，我感觉国外的纪录片导演是我们的很多很多倍，它横贯各个年龄段，所以会有很多年轻创作者，其实有很多30、40、50、60岁的，特别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拍纪录片，这样就会看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拍得好或不好，越多的创作者是更好的事情，因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有100个人在拍剧情片和100个人在在纪录片，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100个人拍100个角度的纪录片，就看到了这个社会80%，所以不管是学生，还是30、40岁，你拍的话大家都能看到这个社会的每个角落，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我对年轻导演的忠告是，你说了一半生活的事，尽量不要让生活的焦虑困扰着你，在你创作的时候，特别是第一部片的时候，千万不要拒绝用家里的钱，如果你是一个家里有钱的人，你就堂而皇之去用。我也借了爸妈不少钱，我告诉我爸妈，我说，爸妈我现在在创作，我不太想工作，因为我不想分散我的精力，所以我先暂时借一点，回头挣钱了还你。这是一个搞笑的东西，但是你要有一点钱，千万不要让焦虑把你摧毁。如果你做创作的时候去提案，你可以在谁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找到一些资金，如果你创作的时候是有资金保障，那是特别完美的事情，也不会被焦虑所摧毁。王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影圈的老师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但凡你能干点别的就别当导演，除非你是真正的热爱”，这句话特别真，想对新人导演说，如果说有其他的目的性和杂念，就别做纪录片了，因为中间的困难太容易让你放弃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没有什么捷径，就两个字，“坚持”，真正的热爱和坚持。刘欣：我分享一个实操性强一点的概念，之前我在纽约大学纪录片专业读书，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专业没有教什么具体的拍摄技巧、拍摄方法，但是我在进去第一学期之后，我感觉整个人的思考方式、观念、看待问题的视角有巨大的变化，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作品”两个字，你要意识到你每做一个东西，无论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的，它署了你的名字就是你的作品，它可能是光荣柱也可能是耻辱柱，既然它署了你的名字，你不要让它变成耻辱柱，它一定要是你的光荣柱。所以在这样内在逻辑的驱使下，你是不允许你的片子不好，如果你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其实在一个导演操作一个项目的时候，这个片子真的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完全看的是导演的心力，你内心的力量有多大。“作品”这两个字和导演心力是直接相关的，不要允许自己做不好的作品，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在这样的一个驱使下，你一定会把每一个项目用到全力，拼命三郎的那种感觉，那你就不会出差片子，可能你暂时会被埋没，但是既然你选择了纪录片，你肯定不是一个几年的事，一辈子的事，慢慢来吧，你一定会出来的。霍宁：做纪录片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但是把爱好当成职业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职业，把爱好当成职业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从事纪录片的创作，首先你要热爱纪录片，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要保持对创作的敏感，用自己的眼光对这个世界观察，才有可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自己想去做的纪录片的内容，才有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周浩：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怎么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我看来挺好的，因为中国至少有20个像我，像赵亮、杜海滨这样的人，起码有100个像李米杰、王磊、孙扬、刘欣这样的人，那你说这个行业还不够兴旺发达吗？我觉得看到了希望，肯定是一波一波往前走的，未来会很好的。
Part 4 ：哪部片子对你们的影响最大？张琳：《寻找小糖人》，不能说对我职业影响最大，但是这是我目前为止国外的纪录片里最喜欢的一部，因为我觉得那个片子是最好的故事原型和最好的导演讲述两者相结合的一个东西。我有一个坏习惯，我经常会去网上看别人对纪录片的差评，我特别想知道当观众在批评纪录片的时候在批评什么，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观点，“这个片子好是因为这个故事原型好，导演什么都没有做”，好多人对纪录片会有这样的误解。我在看完《寻找小糖人》之后我就觉得那个片子是完全没有办法忽略导演在其中讲故事的技巧和艺术，而且故事本身也很棒。我非常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让我的纪录片达到那样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