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铮：大宅门秘密抗日 少奶奶传递情报(图)

李铮（1908-1981）：又名李竹浓，北京人，同仁堂十三世乐元可的夫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组成员。她与丈夫乐元可一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投身平津情报站的地下工作，为地下组织保管、兑换经费，被誉为地下情报组织的“金库主任”。

说起同仁堂，三百多年的历史，响当当的京城老字号，名闻天下。但是，以同仁堂少奶奶李铮为代表的同仁堂那段红色历史，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外甥回来了

同仁堂老乐家是当年北平有名的大宅门，前门西打磨厂乐家老宅（今东城区西打磨厂街46号）经过多年的扩建，虽然不太规整，但院子套院子、一进挨一进，是个典型的大宅门。

1939年夏季的一天，老乐家的外甥杨宁（原名杨德修）来了。大宅门里的人对杨宁的到来很欢迎，毕竟是至亲嘛。就这样，杨宁就在乐家老宅乐朴荪家的西楼上住了下来。

杨宁次此来有着特殊使命。原来，他在北平读大学的时候，就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枣园参加了由中央社会部举办的情报人员培训班。

1939年3月，在中央保卫部部长许建国的率领下，杨宁等13人组成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华北战地考察团”第6组）到华北敌后考察。途经晋西北时，他临时承担情报分析工作，初步显露出这方面的特长。6月，考察组到达晋察冀边区。考虑到杨宁在北平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派他回到北平，成为社会部陈叔亮地下情报组的成员。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杨宁决定让乐元可、李铮夫妇帮助自己做一些地下工作。

老乐家到了十一世的时候，老哥儿四个定了条家规：凡是族人开设药店不能用“同仁堂”字号，但另开新店可以用“乐家老号”牌匾。这样，老乐家十二世的乐咏西开设了永仁堂。杨宁的妈妈是乐咏西的姐姐，乐元可（原名乐崇勋，又名乐繇）是乐咏西的儿子，这样一排辈分，乐元可就是杨宁的表哥。当时永仁堂在北京、包头、烟台各有一家，由乐元可经营。

乐元可年轻时喜欢阅读进步书籍，受作家巴金《家》《春》《秋》影响较大，自比为“觉新”，认为老乐家就是一个封建家庭。他爱好广泛，喜欢唱京剧中的青衣，喜欢摄影。李铮（又名李竹浓）娘家在西单地区的小胡同里，父亲在一个小军阀手下当职员，一家子生活很贫苦。后来经这个小军阀介绍，她嫁进了乐家大宅门。由于娘家困难，李铮的弟弟李立就寄住在乐家，在志成中学（今北京35中）上学，另一个弟弟则在同仁堂的药房当学徒。这是一对很有正义感和朴素爱国之心的夫妇。

在杨宁的影响下，乐元可、李铮夫妇从同情抗日到最后投身抗日地下工作，为中共在北平地区的地下工作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用米汤密写情报

大宅门老乐家社会地位高、房子多，便于掩护，杨宁就把这里当成了接头、开会的地方。每逢有人来接头或密谈时，李铮暗中进行掩护，里里外外地支应着。

一天晚上，杨宁等人在书房里交换、分析情报，商量完后，杨宁对书房外的李铮说：“表嫂，我们饿了，给我们熬碗粥喝吧！”

李铮一听，在外间应声说道：“我早知道你会有这么一出儿，粥早就熬好了。不但够吃，米汤还特多！”杨宁听罢说：“我们的事你全门儿清了！”的确，杨宁他们喝粥只是个托词，用米汤密写情报才是真的。粥端上来了，米汤也盛了一大碗。于是，杨宁开始用米汤密写情报，李铮又回到外间“站岗放哨”。

起初杨宁把秘密资料塞进脏袜子中，藏在床下保存。随着地下情报工作的深入，李铮就承担了保管资料、接头、传递情报的任务，从未出过差错。

临近年节了，一个陌生人来到大宅门乐家，给李铮送来几张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并对她叮嘱说：“这是杨先生托我买的年画，他很喜爱这些画，请表嫂妥为保存。”李铮知道这不是普通年画儿。杨宁回来后，她把年画儿交给杨宁。李铮估计得一点不错，年画儿的确藏着重要的情报。

日伪当局对根据地严密封锁，号称“就连鸟都飞不过去”。乐元可、李铮除了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外，还主动为根据地采购急需的中西药品和医学书籍，无偿赠送一些珍贵药品。

宪兵队抓了老乐家的人

1942年5月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组组长陈叔亮在南长街家中被捕，杨宁一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开动脑筋、独立工作，把当时华北日伪公开出版的报刊摘抄剪贴后，将日伪当局“强化治安”、建立保甲制度、有色金属管制、战略物资搜刮等资料汇总分析，形成极有价值的战略情报。直到同年8月平津情报联络站重建后，杨宁才重新与社会部联系上。

1939年，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李时雨打入汪伪集团，并逐步获得了大汉奸、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的信任，步步高升。1942年，他已经当上了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登上了汪伪政府高级官吏的位子，可接触到大量机密情报。李时雨住着一栋三层花园别墅，穿着笔挺的上校黄呢军服，出入乘坐豪华汽车，很有派头。但是，正因为他官太大了、交际面太广了、应酬太多了，无法坐下来梳理、分析到手的情报，急需一个善于分析情报资料的助手。

到哪里给李时雨找个助手呢？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想到了杨宁。1943年5月，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站长李才派杨宁到上海协助李时雨整理情报。到上海后，杨宁被李时雨安排在伪军法处任少校军法官，与李时雨及他的妻子孙静云组成一个党小组。1944年4月，发生孙静云被捕事件。同年秋天，杨宁调回天津，在天津新华银行任职，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45年春，老乐家周围时常出现日本宪兵、侦缉队的影子，一股不祥的阴影笼罩着这家大宅门。令人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夜里，日伪“北京宪兵司令部”抓走了十七爷乐朴荪，问他是不是私藏了共产党？由于杨宁在乐朴荪家西楼住过，日本宪兵顺藤摸瓜，在天津乐佑申家的后楼逮捕了杨宁。

日本宪兵队没有掌握什么真凭实据，在老乐家的全力营救下，乐朴荪不久出狱。而杨宁经受住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坚不吐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才走出监狱大门。乐元可、李铮不顾危险，把杨宁接到家里治病养伤。

1945年11月，李才、杨宁撤往解放区张家口时，李铮委托他们将自己14岁的女儿李俐一起带到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李铮还负责保管、兑换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在北平开展地下情报工作的秘密经费，被大家称为“金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