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双抓紧的手

秋季入学的时间早就过了，新生录取工作早已经结束。曾经同事打电话说要送学生来，我说把孩子带来再说吧。

说真的，来的队伍有点大－－五个人！一般情况下，来送学生的不超过三人，孩子父母和孩子本人，甚至只有单方父母。所以，我感觉这个仪式有点太隆重。

交谈的过程中，一个分不清什么关系的女士一直占据着说话的主导作用，因为中国人不太习惯在开始说话前介绍自己或者他人，所以，我只能听着，并猜测到底是什么人。她反复强调这个孩子不正常，但是，她很喜欢她等等这一类的话。我的迷惑越来越多，因为我看到的孩子很安静，虽然有点害羞，不敢直视我，但是，我们太多的孩子都是这样子。我还在听着，耐心地，偶尔点头示意，直到她终于说完。

他们说了很久，我才明白了他们的关系，学生，学生妈妈，学生姐姐，和一直说话的竟然是她们的楼上邻居，还有同事，也就是孩子的亲戚。

我一直认为，来到学校的家长都是客人，因为他们信任这个学校才会选择这个学校，但是，因为我需要请示正校长，我请他们等我信息。

入班以后，班主任几乎每次见到我都会给我讲诉那个学生的种种症状，不听课、没有反应、反应迟钝等等。这事逐渐引起了我的重视，经过慢慢观察，我发现孩子的确很特别。因为班级有考核任务，我很理解班主任的心情－－没有人愿意要一个严重拖后腿的学生。

不忍心孩子被歧视，可是，现状就是如此。我和家长沟通，建议他们做个测试的话始终说不出口。班主任见到我依然会苦诉，我作为学校的业务负责人，把一个特别的学生放在她的班里，其实，我也感觉很抱歉，只怪自己当初没有看清楚。但是，我不能把孩子赶出班级、赶出学校，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我坚信的观点。这时，我想起：在美国班级里是允许特殊学生存在的，他们有专业的学生状况记录，也有不同的考核标准。

我又一次拨通了家长的电话，直接说明了用意，请他们给孩子做个鉴定，这样学校也可以科学地区别地对待。我们应该承认差异，尽管承认这个差异会让我们心里很不舒服。

家长带孩子去了北京，做了专门的鉴定，有了结论－－她是三岁孩子的智力。我心里其实是很痛的得知这个消息，我也是妈妈，如果这个孩子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一边安慰家长，一边和班主任沟通。班主任听到放心了，因为，我答应这个学生不计入考核总数。

月考时，她没有成绩。最近一次考试完，我问孩子考了多少分，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擦黑板，黑板已经非常干净了。她笑着对我说：“不知道”。我说“孩子，你再仔细想想”。她好像很费力地想了想，然后歪着头告诉我，“3分”。我听后笑了，“你真棒孩子！你已经实现了零的突破，我们再加油好不好？”她很认真地点头。

大约一个月前的晚上，我在学校里转，听到那个家长和另外一个家长在说话，语气很不友好。我有点吃惊，她虽然没有学历，但是，是一个很有素质的人啊。我问情况得知，她的孩子被对方孩子打了，据她说，打的还很严重。我请双方都说一下情况，又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具体说明原由。其实，作为一个每天和孩子们打交道的老师，我知道孩子不会被打严重，但是，我很了解妈妈的心情。最后，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双方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费用由打人方家长出。如果没事，此事终结；如果严重，接受医院的任何建议，费用由打人方家长出。因为这个事情在我知道之前已经有快一个星期的时间，双方家长都急于有个结果，尤其是对方家长，感觉非常尴尬，但是，苦于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听到后，都愉快地接受了。检查结果如我所料没有任何事情，他们也都平息了。

我真的被这个妈妈的护犊情所打动。

三天前的早上，我照常上早读。天依然很黑，没有路灯的小路起伏不平。我战战兢兢地骑着电动车，生怕摔倒。一对熟悉的母女身影在我的前面晃动，她们边走边说着什么，我看出来了，是她们。不忍心驶过她们身边，我放慢了骑车的速度，这时，我看到了妈妈紧紧地抓着女儿的那只手。她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块儿，那么紧，没有间隙。

我有多久没有握着母亲的手，我已经想不起。

今天，我终于把母亲接来。

她因为腿疼，走路格外慢。过马路时，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很紧很紧，没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