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伯乐范仲淹
闰文文絮
范仲淹（989-1052），北宋名臣，著名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思想家，一生为官清廉公正，刚正不阿。他在苏州任知州期间，创办义学，开全国义学之先端；兴修水利，除害为惠，泽被后世；举办义庄，开创了一种新的民间慈善形式。家乡人民对他的政绩有口皆碑。范仲淹善于发现和无私举荐人才，同样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备受后人盛赞。
济贫育才
天圣四年（1026）八月，范仲淹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不得不丢下在兴化主持的捍海堤堰工程，辞官回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为母亲守孝。时值北宋名臣晏殊（后任宰相）罢枢密副使，出守应天府。晏殊在应天府最重要的政绩就是兴办学校，当时应天书院是北宋年间最出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得知范仲淹在当地守孝，便聘请他担任应天书院主管。应天书院是范仲淹十年前就读成长的学校，从这里他走向了仕途，他当然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聘请。范仲淹认为，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官学的当务之急。他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范仲淹出身寒微，因此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尤为热情照顾，鼓励他们苦学成才，并经常拿出自己微薄的俸禄接济他们。
一天，书院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秀才。他请求范仲淹给予帮助，范仲淹当即给了他十千钱。一年后这位秀才又来了，范仲淹又给了他十千，并问其原因。秀才叫孙复，家有病母无以为养，自己又想读书，不得已才出来四处奔走，假如每天能有百钱收入，就可安心求学了。范仲淹听了很受感动，见其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便主动答应在书院给他安排个差事。
孙复在书院一边打差，一边跟范仲淹学《春秋》。他勤勉刻苦，夙夜不懈。范仲淹三年服丧期满回朝复职，孙复也回家去了。孙复后来科举不第，就退居泰山，潜心钻研学问，专攻《春秋》，并收徒讲学。十年后，孙复成了讲授儒学的大师，名声远播。范仲淹得知他的进步喜出望外，就向朝廷举荐，孙复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任国子监直讲。同孙复一起在泰山讲学的石介、胡瑗也先后得到朝廷重用。
宋明儒学兴盛六百年以此开端，范仲淹当属首功。
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后，为朝廷培养了大批人才。学生王尧臣、赵槩分别中得状元、探花，并先后位任宰相、枢密使等职，成为北宋朝廷栋梁之材。
三荐王洙
王洙，应天府宋城（今河南商丘）人。自幼博闻强记，聪悟过人。早在景德年间，范仲淹就结识了少年时代的王洙。天圣二年（1024），王洙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不久被免官。后被时任南京留守（商丘）的晏殊请到应天书院任教。天圣四年（1026），晏殊范王再次聚首，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至交。不久，朝廷调王洙任贺州富川（今广西东北部）主簿。范仲淹得知后认为这样安排不利于王洙发挥才能，在晏殊的授意下，范仲淹撰写了《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奏报朝廷。范仲淹认为，王洙“素负文藻，深明经义”，是一个饱学之士，应留在书院，继续讲学，有利于发挥其专长。从全局衡量，这是根本上的用人之道。奏章言简意赅，词恳情切，很快获准。大儒王洙就此被留在了书院，前后执教八年，为应天书院培养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
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被朝廷召回京都任右司谏，负责监察官吏、选拔人才、建言规谏。范仲淹第二次举荐了学富才高的王洙。王洙被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因校《史记》《汉书》有功，迁大理评事（参与评断大案要案）、史馆检修（参与编修国史），同知太常礼院。康定元年（1040）晋升天章阁侍讲，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庆历三年（1043）九月，受命与欧阳修共纂《祖宗故事》。
正当王洙如日中天、大展才华之际，因参加苏舜卿一次聚会，被罗织罪名贬知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其实质是反对派清洗庆历改革派人物的一次阴谋活动。庆历五年（1045）又迁知襄州。王洙到襄州后多为善政，深得民心。此时因庆历新政被贬邓州且抱病在身、自知来日无多的范仲淹，闻听王洙的信息后，深感朝廷大材小用，舍本求末，于是不顾自身病疼和安危，第三次举荐王殊，上书《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范仲淹高度评价王洙，并为王洙受牵连一事申述不平，断言“乃知其才内外可用”，并承诺担保“或不如举状，臣受上书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人己赃，臣甘当同罪”。范仲淹举荐能人愿以身家性命来担保，古今实为罕见。他为国家社稷用人殚精竭虑之情之状可见一斑。
范仲淹此次举荐虽未立时见效，但为王洙后来的任用铺平了道路。后来王洙徙迁徐州，又徙迁亳州，政绩卓著，吏民称赞。后恢复其天章阁侍讲，又迁兵部员外郎。任史馆修撰，再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
王洙是范仲淹一生中三次举荐的稽古鸿儒。他是北宋校勘编撰古代典籍的佼佼者。他在翰林院存放的蠹简残策中，发现了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后经多方校正编撰成《金匮要略》，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医宝典。他编订的《杜工部集》，成为后世各种杜甫诗集的祖本。《宋史》评价他：“洙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
义举富弼
富弼是洛阳人，生于景德元年（1004），比范仲淹小十五岁。富弼年少时就表现出有远大志向，擅写文章，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很有名气了，他见到富弼后大加赞赏，称他有“王佐之才”。范仲淹把富弼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王曾和晏殊看，他们都大为欣赏，认为此少年将来必是有用之才。晏殊特重才，他自己也是奇才，他私下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当范仲淹回答说尚未婚配时，晏殊开心地点点头。后托人从中撮合，富弼终成晏殊的东床快婿。
仁宗年间恢复制科，富弼考中进士不久，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得悉此信息后，马上把富弼找来，给他准备了书房和书箱，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时政的看法和对策。富弼文章写得很用心，加上范仲淹的指导，文章立意高对策可行，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为以后仕途打下基础。
范仲淹与富弼志同道合，义兼师友，但在处理有关政事上，富弼有时与范仲淹意见相左，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劝富弼，范公是你恩师，难道你忘了范公对你的大恩大德吗？富弼回答说：我和范公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我遇到了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听说此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此后因为支持庆历新政，富弼被贬，但范仲淹始终对富弼寄予厚望，期待他能东山再起。后来富弼两度拜相，官居范仲淹之上。
器重狄青
狄青是北宋著名大将。出身贫寒。十六岁时，因其兄与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入京，窜名赤籍”，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狄青英勇善战，把西夏军打得溃不成军。
尹洙任经略判官时，很欣赏狄青，于是就把他推荐给负责西北边事的范仲淹和韩琦。两人一见狄青都大为惊奇，果然是员虎将，顿生爱才之意，待之甚厚。范仲淹把自己研读的《左氏春秋》送给狄青，并劝勉他：“为将不知古今忠义之事，只不过是匹夫之勇。”鼓励他要熟读经典，通晓古今。狄青从此改变志趣，认真读书并精通秦汉以来将帅的用兵之法，屡出奇兵，所向披靡。狄青的名声越来越大，敌军往往闻声而溃退。后来，狄青又平定了广西侬智高叛乱，回朝封得枢密使。十分可惜的是，在北宋重文抑武的背景下，朝廷对狄青多有猜忌，后被出判陈州，不久这位功盖一世的北宋名将就抑郁而终了。
终生为责
范仲淹一辈子把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向朝廷举荐人才当成自己终生职责。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升任礼部侍郎，那年他已六十一岁，但他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向朝廷举荐人才。这年他有《举张升自代状》。张升，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张升性格耿爽，敢于直言，因直谏贵妃弄权事，差点被逐出京城。范仲淹在推荐状中说：张升“清介自立，精思剧论，有忧天下之心。纯诚直道，无让古人之节”。请求朝廷将张升升职，以取代自己。后来张升屡屡升迁，前后当了十六年宰相。
面对权势富贵、官场势利，范仲淹恬淡退让，但仍一心想着为朝廷举荐人才，这是他高风亮节的又一表现。据南宋人笔记记载，范仲淹在杭州时举荐的官员很多，但县巡检苏麟因外出没有得到举荐，又不便明说，于是苏麟就给范仲淹写了首诗，这首诗只有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看懂了苏麟的诗意，于是也写了封举荐信，苏麟后来也得到了升迁。
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范仲淹又特地向朝廷推荐了民间学者李覯。范仲淹和李覯相识十来年了，对李覯的学识和水平非常佩服。但科举一再受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创办书院，开课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邓润甫（北宋御史）等都是其学生。范仲淹将推荐信和李覯的著作十卷一并送给朝廷。仁宗就将李覯的著作送两制官员审读（唐宋两朝起草诏书分为内制和外制），大家都盛赞李覯的学问，李覯得以授试太学助教。后来他成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范仲淹移知青州时已六十三岁，他依然热情地向朝廷举荐人才。他写有《举张讽李厚充青州官职状》呈送朝廷，说，前御史台主簿张讽，文学才能出众，品行纯正高雅，以有才而闻名，希望朝廷“特赐召试，授一出身，差签署青州观察判官厅公事”。又说邓州南阳主簿李厚“素有文行，涉道且深”“欲乞朝廷特除权青州两使推官，兼管勾安抚机宜文字”。范仲淹举荐的这两位官员，一是旧日朝廷中官员，一是旧日邓州属下。可见范仲淹时时处处为朝廷用人着想，也时时牵挂着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一起患难与共过的同事。
北宋年间，士大夫关心国事，有为朝廷举荐人才的风气，一些大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都有举荐人才的美名，而范仲淹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终生乐于做发现举荐“千里马”的伯乐。自范以后，北宋举荐人才的风气尤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