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叙录
方国瑜
弁言
历史，是人们结成社会组织在一定空间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活动的陈迹。要具体了解历史事实，我们必须掌握地理情况，起码也要能指出见于纪录地名的空间位置。余早年涉猎西南史事之书，碰到古地名，求助于辞典，有很多查不着；査到的也大都模糊，颇以为苦。后来多读地方志书所载建置沿革，各家所说往往不同，未能取决，不得已批记各家之说，亦不实不备，遇到问题也讲不清楚，思得有全面解释地名之专著以供随时査阅，决所疑难，岂非快事？但无这样的书。
一九三八年冬，瑜参加《云南通志》的编篡工作，分任数门，其中有《疆域沿革》，黾勉从事，编写成《沿革志》、《沿革考》、《沿革表》、《沿革图》共十卷，粗具规模，已收入《新篡云南通志》中。后来，多作云南史地之学，前所撰稿置案头以备查翻，因缺谬甚多，随手添改，有新知，辄批记。积之即久，行里眉端，朱墨殆满，望能安排时间重加整理，而无暇顾及。
到一九六一年秋，参加改绘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的工作，分担西南部份（即大渡河以南，贵阳以西），主要为云南地区。在旧稿的基础上，修改及新作结合，全图编例作了规划。从六二年春以来，课余时间多为地名考释撰稿，至六五年春，编成三册先后刻印，而缺失尚多。印成后，査翻已读未读之书，当刊补者，有在印本批记贴签，有改补写稿，变动较大，全书次第亦重加整理，在六八年春，分订作八篇，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尚多，颇不惬意，以待提高。从七〇年春以后，有较充裕时间，反复考究，其大体完备之稿，稍作删补；段落错乱之稿，重订改写，政区沿革不清之稿，全篇新作，重要地名，则写专题，以及改编次第，现已厘定为六篇。至是，全书已四次编稿也。虽再三改补，竭尽心力，惟因限于理论和学术水平，犹不能作出定稿。然瑜在近十二年中，视力衰退，有加无已，至今已很严重，看书写字极感困难，多年从事于此，作一段落，眷写清本，以俟其他同志匡之正之。
考释古地名，多凭纪录及遗迹，而在西南，资料甚少，尤以所用地名，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情况各时期多取新名，变动过大，且沿革记载，大都缺略，难于先后照应来作解说，前人考校，以此为苦。如钱坫新校注《地理志》卷十一青蛉县说：“滇省郡县，唐、宋为南诏所据，至元世祖平大理，名称皆不符于古。至于水道流经，地志家并不能详，以今郡县求合二汉、水经，每多舛戾，非如三齐、三楚、三秦诸地之指确明证焉”。又郑珍《巢经巢集》卷一牂牁十六县问答，说到汉以来在西南的政区，“所置州县，随立新名，沿革之迹，邈无影响，唐以后地理之书，皆凭虚揣拟，绝无确见，递相仿据，愈失本原矣！”他二人曾致力于考究西南古地名，此乃备尝甘苦之言。余所见地志考史之作，无虑数十百家，其于西南古地名，虽不乏有精审之论，而大都未能通畅，且或潦草塞责，或存心附会，以至同一地名之位置，众说纷纭，有相距数百里至千余里，令人迷惑，无助于了解历史的具体情况。所以考究西南古地名，由于资料少，变动大，要求确解是有困难的，但解释古地名，不局限于地名资料，而紧密与历史活动结合，则不至无措手，亦不至茫然不可解说也。
瑜谓历史上的地名，是历史活动的空间符号，离开历史，则地名没有意义，不以历史活动来考释地名，则未能准确，因为每一地名的出现、改变，以及消失，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紧紧结合历史实际，才能把地名讲清楚，也才有用。
结合历史实际，首先是结合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地名是人们在长时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反映着劳动人民开发这地区的功绩，记录着这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过程，它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见证物。因此，解释地名的任务，不仅说明空间位置，更重要的是阐明在这空间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虽不必把历史活动全部提出来，而各时期的开发自然以及社会结构，是要弄清楚的。
并且，研究西南地区的问题，必须把它提到全国范围之内来考虑，因为自古以来，这个地区是伟大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其政区设置的地名，以及几次大的改变，都是与全国整体形势息息相关的，如果离开全国形势，孤立的谈论这个地区的问题，必然谈不清楚，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前人考释地名，脱离地理和历史实际，更重要的是陷于主观唯心论，任意造说，诚如郑珍所说，“凭虚揣拟，绝无确见”，并不能解决问题。当然有些具体问题，因限于资料，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但从其全体来说，不能委之不可知论，而要真正解决问题，用旧的考据学方法，只从表面现象来处理是不行的，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揭发历史真象，抓住历史本质。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具体情况来阐明历史活动，因而揭示地名有关的问题，是可以讲得清楚的。用正确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处理问题，就不至无能为力，这是根本的问题。
在较长的时间，瑜考究古地名，沿着旧的治学途径，用旧的考据学方法，而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是辩证的，为要把工作搞好，写稿一改再改，尽力而为，但总是不得要领。从工作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只是把表面现象播弄去，抓不着本质，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近年来，深入学习，检查工作之所以没有搞好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认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而症结所在，则是个人的世界观问题。因此，必须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认识，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破旧立新。更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东泽思想，才能明确方向，掌握武器，从历史本质来说明问题，不至傍徨于表面现象，从而作出科学论断，在具体工作中有所贡献。
这门历史地理之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方面，完成任务才有助于历史研究，所以不能限于考究空间，而要紧密结合整个历史活动才有用处。近几年的工作，在这方面努力，但政治认识还很低，历史知识也很差，感到有心无力，许多问题还摸索不清，做不出结论。现在编成之稿，粗疏芜杂，尤其是撰稿时间较长，先后见解有不同，义例有不一，文体也不一致，重复觝捂之弊逐处有之，可能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有接触到，有待于来一次统盘整理，深入研讨，但感到力不能逮，即全书八十万言，点校一过也有困难了，所以编缀草创之稿，告一段落，多年辛勤劳动不至枉费，作为今后提高基础，不至无益。略述工作和认识过程以告读者，且有期待也。
略例
本书所说西南的范围，即现在云南全省及国界外一些地方，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地区，这是自汉至元代成为一个政治区域，——两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安抚司，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虽各时期疆界有出入，而大体相同，到明代成立贵州省，又把金沙江以北划归四川省，故明、清限于云南一省。而云南省的西南边境，自明季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不断伸展，以至清季缅甸、老挝、越南沦为英、法帝国殖民地，且强占我国边土，改变了自古以来的边界线，有些地方今在国界之外。为阐明历史事实，在今国界外一些地方，也应考说各时期的沿革事迹。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我国接壤的缅甸、越南、老挝诸国获得独立，我国政府与各友好邻邦已经确定其云南的边界线，这是要共同遵守不渝的，所以把这些资料，另编入云南与邻近诸国的关系一书中，此当特别声明者。
西南地区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组成部份，自有历史以来，生息在这地区的各族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与全国各族人民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紧密，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的历史。而在漫长的时期，西南地区之所以成为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并不是由于历代帝王的好勤远略，乃是各族劳动人民紧密联结、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反之，由于历史上没落的封建帝王专凭武力进行民族压迫，以至在这地区出现地方割据政权，但在这样的时期，西南各族人民与内陆的联系并没有改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属于中国体系，也没有改变。所以，从历史本质来看，西南是中国整体之内的一部份并没有改变。
但是，历代反动统治者所谓“春秋大义”的“异内外”、“尊王攘夷”、“夷夏大防”、“内王外霸”等极其严重的大民族主义观点，是反动的，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史学者贯彻春秋大义，颠倒了历史，歧视和诬蔑边境各族人民，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所得到的历史纪录，充满这种反动的传统观点。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者，也大肆叫嚷，诬蔑我国历史，这些都是荒谬的，要严格批判，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文人，以春秋大义为圭臬，对待西南地区历史是极其恶毒的。如班固《汉书序传》里提到作《西南夷列传》时说什么“西南外夷，别种殊域”，把祖国版图之内的西南夷视为外域。这种谬说流传，汉以后传记之书所见不鲜，到明代杨一清《条处云南土夷疏》述说：“云南荒服，前代不入版图，太祖高皇帝命西平侯沐英征服之”，否定很长时期的历史事实。即在近代，如张其昀的《中国人地概论》仍认为：“云贵高原，其开化始于元明以后。”（页三十六）这是不知历史的澜言。也有人只从统治者的活动来看待历史，而加以歪曲，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本书说，“忽必烈灭大理，云南开始成为内域版图。”又说，“南诏大理相继建国于云南，形成五百余年独立发展的历史。”但在这五百余年中，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与内陆紧密联系，并没有脱离了中国整体，虽然在整体之内，亦出现过割据政权，但不能说其是“独立发展”。元初郭松年作《大理行记》说：“云南在唐末五代及宋兴，相与使乘往来，通于中国，其社会文化以及习俗“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所以元得云南后，建立行省，所有设施，与内陆各省大体一致，这就是五百余年间所造成的，基础是与内陆基本一致的。南诏大理是西南历史比较突出的时期，其历史实质，并没有脱离祖国整体，这是不容许横加诬蔑的。
也有些人遵循反动的传统观点，不仅把西南各族人民的史事摈弃在中国历史之外，即在中国历史地理中，也把西南地区划出国界之外。封建时期之裴秀、贾耽，以至杨守敬所作不足论，即在一九五六年编印的《中国历史地图》，元代以前各图幅，把西南地区的全部或局部划出国界外，即明清图也不免有这样的情况，都是违反历史实际的。
所谓“春秋大义”形成王朝本位的概念，以王朝政治活动来限制中国疆域，为王朝服务的历史资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要严格批判的，但反动的传统观点统治着史学领域已两千多年，旧习惯势力的流毒很深，到现在还有浓厚的影响。前几年，史学界讨论中国历史疆域，有人提出：“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以王朝的政治活动来确定中国版图的范围，这是遵循反动统治者“只知有王朝，不知有中国”的谬论，也是迎合外国野心家妄图分裂中国，而诬蔑“中国历史上无稳定疆界”的谬论，应严肃批判。考究祖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本书考释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以各时期政区地名的情况，分作六篇，即：（一）上古至汉初；（二）西汉至南朝；（三）北周至唐前期；（四）唐代后期；（五）五代两宋；（六）元明清。其分篇，不是依据政治设置，更不是依据社会发展阶段，而是依据所用政区地名沿袭与改变的情况。每篇可分作段落，惟合而论证，明其沿革者，也有分段落考说而照应先后关系者，凡此，以地名之由现改易，以及见于纪录资料之详略而斟酌之。
在此当提出者，各篇以朝代称号标题，主要用作时间符号，并不表明王朝体系，且每篇或每段的年代，与王朝的限断不尽相符，已说明于各篇各段中。瑜谓王朝史与中国史是紧密联系着的，但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王朝的兴亡，不等于中国的兴亡，王朝的分合，不等于中国的分合，所以，各王朝的版图，不等于中国的版图。统一体内存在几个政权时期，也不能当作没有内在联系的混合体。具体来说，杨守敬作《历代疆域图》，以王朝的限断和疆域为依据，是表明王朝体系的，而《中国历史图》，则以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为依据，是表明中国体系的。为历代王朝服务与为现实中国服务的观点是不同的。以西南地区来说，自古以来为中国历史的一部份，也为中国版图的一部份，这是应当肯定的，不能以各王朝的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不同而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遵重历史事实，即遵重历史的本质。中国历史本质，中国整体之内的各地区，是国内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绝不是各王朝的帝王创造的。各族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不是帝王主宰历史，不能站在帝王的立场来决定历史的范围，而要以中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结的整体为范围，要站在中国体系的立场，不能站在王朝体系的立场。这是对待中国历史最重要的问题。
所得到的历史资料，大都是为王朝统治服务的纪录，对西南地区的事迹横加诬蔑，是要严格批判的。现在考究西南历史，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要严格分析批判这些资料。为了解资料的具体情况，余在书中，说明年代，仍用王朝称号和帝王年号，作为标记时间的符号，并附记公元的年份，以明确时间概念，这是要分清楚的。
本书考释地理，阐明历史实际，故各篇先作概说，揭示历史情况，而主要部份为解说地名。所提出的地名有三项：即每一时期的政区地名，居民分布地名及山川名称。关于政区的资料，有全面记载者，有当补正者，有当选择者，有当全面考究而后确定者，亦有零落不得其全者，关于居民分布地名：元代以前，见于纪录者少，尽量收录・，明清则甚多，当择其重要者。明代已作全面考究，而录地名作考说，清代则因不及遍査地方志书，故略说居民分布之大概，而地名考说暂缺，关于山川名称，汉晋时期，有助于考说地名，故详作考释，以后则仅记其位置。明清时期，记录甚多，其名称大都沿用至今，不待考说，故缺略之。
考释每一地名之资料，先为出处，依据各时期的记载，校录原文；次为后来之考证，各说不一，列举之稍作评论，亦有存而不论者，又次为瑜之见解，有从已有之说而加详者，有出新意者。征引资料，多作考究，至于指出位置，有肯定、有假定、有缺疑，提供批评讨论，故不厌其烦，亦当有因限于见闻而徵引不周者。所见汉晋时期的地名，考说者较多，唐、宋时期之考说甚少，尤以大理前后两时期，因所得当时记载极少，只据元明地志之书，所载多片断，不实不备，已作全面考究，提出意见，不免烦复，以供讨论。
地名有重要，有次要；考说意见有大异，有小异。其重要或大异者，当详作讨论，亦有在漫长时期地理演变与社会经济关系较大者，凡此别写专题成篇，当讨论者尚多，以待补作。
以今地名解说古地名，所徵引多明清人之说，其政区地名，有与今设县之名及境界相同者，亦有改变者，兹为对照清人所说地区与今地名，略以明代清初设府区域与今设县名号，列表以供参考。
所有政区地名及居民分布地名，是与社会结构联系着的，是由社会基础产生的，所以每一地名的出现、改变，以及消失，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活动在空间的符号，并不是单纯的地理名称。而余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不够，尤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非常缺乏，还不能说每一地名的解说都是正确的，望读者补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