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云南地名辨析三则
《地名集刊》1980年第一期刊载的施立卓同志《“大理”的由来》一文认为：大理来源于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国”。所谓“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与’治’同义，’大理’即是’大治’的意思”。这一说法颇值得商榷。“大理”名号并非自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始。《新唐书·南诏传》载：“酋龙立，遂僭称皇帝，自号大礼国。”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谓：“大理，南诏国也。……至酋龙而称骠信，改元自称大礼国，今其与中国接，乃称大理国。与唐史礼、理字异，未详所始。”惟《资治通鉴》载：“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酋龙立，国号大礼。”胡三省《注》说：“至今云南国号大理。”即认为“大理”是沿用南诏“大礼”的名号，“理”“礼”同音异写。
唐代洱海地区有城名叫“大厘”。樊绰《云南志》说：“大厘城，南去阳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龙口城二十五里”。龙口城为今上关，阳苴咩城为今大理县城，大厘则为今大理喜洲。方国瑜先生《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一册）考说，“疑大礼之名与大厘有关”。因厘与礼、理同音，疑大礼即来源于大厘。又《南诏德化碑》说：“大利流波濯锦”。此“大利”是地名。据樊绰《云南志》卷七载，南诏的丝织业颇兴盛发达，养蚕抽丝织锦遍于西洱河地区，而以“大利”最佳。此“大利”或许就是“大厘”；“利”“厘”同音异写。樊绰《云南志》说：咩罗皮“与蒙归义同伐大厘城。哇罗皮乃归义之甥也，弱而无谋，归义袭其城夺之”。又说：“咩罗皮多在大厘城”。知在皮逻阁以前已有大厘城。施立卓说大理一名始于后晋天福二年，则比历史记载晚了二百多年。
由上可见，大理，或写做大厘、大利、大礼等，知“理”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译音，用汉字记录下来写为“理”、“利”、“厘”、“礼”等同音字，故不能用汉语的意思去强作解说，把大理解释为大治，是望文生训，难以令人信服。
唐初大厘城即今大理县喜洲。樊绰《云南志》说：“大厘谓之史赕”。“史”字变音即为“喜”字。故喜洲之名源远流长。向达《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说：“大厘亦曰史赕，当与史万岁有关也。”这是以“史”字牵强为说，要作解人，并没有根据。樊绰《云南记》卷八记南诏方言说：
“鹿谓之识”。又卷七说：“旁西洱河诸山皆有鹿”。可能“史赕”即为“识赕”。“史”“识”同音异写。南诏方言赕为川，亦即平坝。则史赕的汉语意思是“鹿川”或鹿的平坝。而大厘的厘字又为鹿字音而稍讹，则大厘的名称当与洱海诸山遍布鹿群，或大理一带养鹿有关。此略备一说，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有说洱海像耳朵，以形得名，因称洱海。或谓洱河者是古代摩些族地名，意为多鱼之河耳。究竟洱海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呢？为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是从洱海的历史说起。
洱海在汉代称为叶榆泽。《汉书·地理志》“叶榆县条”说：“叶榆泽在东”。《续汉书·郡国志》叶榆县刘昭注引《地道记》说：“有泽在县东”。叶榆县即今大理县，所说县东的大泽即洱海。《续汉书·郡国志》说：“叶榆有河。”《水经注》卷三十七说：“益州叶榆河，出其县北界。”《华阳国志·南中志》亦有此说。知叶榆泽又叫做叶榆河。《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地陷为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知当时云南人把“泽”又叫做“河”，“泽”“河”无分别。《汉书·地理志》“滇池县条”说：“滇池泽在西北。”而《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此郡有池，谓之滇池河”。滇池泽称为滇池河，与叶榆泽称为叶榆河正相同。
叶榆又称为昆明。《史记·司马相如传》提到西南夷时说：“邛、律、叶榆”。同书《太史公自序》则说：“邛、筰、昆明”。知叶榆就是昆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有滇、夜郎、昆明等，《南中志》则说有滇、夜郎、叶榆等。《史记》有昆明而无叶榆，《南中志》有叶榆而无昆明，即昆明、叶榆通用。而且古代无喉牙音，叶榆与昆明的发音相近。所以，叶榆河又称为昆明河，或昆明川、昆明池。
洱海之所以称为叶榆河或昆明河是因为汉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昆明蛮”，而“昆明蛮”又称为“叶榆蛮”。《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昆明即昆明部族，汉代居住于今洱海周围的广大地区。
汉武帝为打通“蜀身毒道”，即从今四川（蜀）经过云南缅甸到印度（身毒）的道路，曾派使臣到云南探路，但求道的使者被昆明部族所遮拦阻隔。为了攻打阻拦道路的昆明部族，曾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长安“穿昆明池”，训练水师，这就是“汉习楼船”的典故。
《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一曰：昆弥”。《唐会要》说：“昆弥国者，一曰：昆明。”《华阳国志·蜀志》说：“南中曰：昆明”。《水经注》三十六卷《若水注》说：“南中曰：昆弥”。知“明”字也写做“弥”字，为同音异写。《旧唐书·南诏传》说：“皮罗阁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新唐书·南诏传》作“以破瀰蛮功……册为云南王。”知“洱”字又写做“瀰”字。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西洱河”。杨慎《云南山川志》则说：“瀰海又名西洱河。”知“弥”字又写做“瀰”字，或写做“弭”字，再省写做“洱”字，为同音异写。《通典》说“西洱河一名昆瀰川”，知“洱”字从“瀰”字演变而来。
洱海水源在洱源，叫做弥苴河。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作：“弥苴怯江”，疑当作“弥怯苴江”。樊绰《云南志》卷八《蛮夷风俗》说：“带，谓之怯苴”。知弥怯苴江以形似洱海的带子而得名，意即洱海之带子，至今未改。此可补证洱海即昆弥池（昆明池）。
洱海以西有一高山，今天的名字叫定西岭。这个名字是明代才有的，古代叫昆弥山或弥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十二“赵州定西岭”下注说：“在州南四十里，本名昆弥山。明初，平西侯沐英过此，更今名。”知此山也以昆明族类而得名。
洱海之滨的城镇汉代叫叶榆县，而昆明蛮也叫叶榆蛮，故叶榆县之得名也是因叶榆蛮即昆明蛮而得名。洱海在汉至唐是昆明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区，这里的山称为昆弥山，城称为叶榆（即昆明）县，水也称为昆明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洱海既不是以形似耳而得名，也不是“多鱼之河”，而是因古代的昆明（叶榆）蛮而得名。
在云南地名中，许多是以族类名称演变而来的。这是云南自古为多民族之地所决定的。我们考究云南地名由来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特点，切忌望文生训。
《元史·地理志》载：“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唐置羁縻郡，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贱，逐诸蛮有其地，为软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府酋高救内附，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改藤越州，又立藤越县，十四年改腾冲府。”按：南诏取越赕地在异牟寻之前，且异牟寻为“九世孙蒙氏”亦误。樊绰《云南志》有“藤充”的地名，无设软化府之说。故《元史·地理志》所谓“蒙氏”设软化府，应在宋代大理前期。腾冲地名始于宋代大理段氏时期，但在唐代南诏蒙氏时已有藤充、腾越的地名。《玉溪编事》载南诏骠信诗，有“极目见藤越”。原注说：“藤越，邻国之名也。”此藤越，樊绰《云南志》又称为“藤充”，当即是后来的“腾越”。腾越在西汉时则写做“滇越”。《史记·大宛列传》说：“闻其（昆明部落）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乾隆《腾越州志》卷一《建置沿革考》说：“其称乘象国，则今所辖各土司犹能驯象，故知腾越即古滇越也。”又说：“腾越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滇越，在东汉时，为’范史’所传之哀牢”。其说可取。滇越在昆明西可千余里，今腾冲距淇海约四百余公里，距离大体相符。又，“藤”，《广韵》徒登切，“滇”，《广韵》徒年切，并读定母，声部相同，韵读“藤”“滇”并阳声旁转可通，则滇越、藤越为同音异写。
又《史记·西南夷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曰巂、昆明。”知同师在巂、昆明区域的最西。“同”，《广韵》徒红切，与“滇”双声；师与越古读有阴声入声之别，但主要元音读i,略相近，疑同师或即滇越的异译。
综上所述，知腾冲在西汉称同师、滇越，东汉置哀牢县，唐南诏为越赕地，又称藤越或藤充。大理前期设软化府，大理后期改腾冲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改藤越州，又立藤越县，十四年改腾冲府，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九月置腾冲守御千户所，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三月升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十月复置腾越州，十年罢司为腾越卫，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改为腾越直隶厅。
藤越和藤充之名，在唐代南诏时期已见于记录。《春城晚报》1981年1月27日刊载的《藤蔑与腾冲》一文认为到元代至正十一年才有腾越州名称，把年代推迟了五百年，当误。
藤越（腾越）与滇越、同师为同音异字，知原为少数民族语言，用汉字记其译音，写为藤越、腾越、滇越、同师。不能用汉字意思强作解说，腾冲地名与藤蔑毫无关系。
滇越原为少数民族的部落名称，其后又用作地名，译写不同而演变为腾（藤）越、腾（藤）充。
原载《地名集刊》1981年第3期。节录自《林超民文集》第四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2～316页。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获红云教育功勋奖，2014年获云南省政府2013年度云南诤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