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是否有必要改写?犹太教和基督教有先天优势,伊斯兰教更麻烦
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大知名宗教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有必要对教义进行改写?
虽然宗教的教义都是由人所写,但它的改动却是一件大事,因为每一个改变,都可能带来宗教思想的整体偏移,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想几天就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导致的后果也会超出想象。
基督教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来自于早期《圣经》的编写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它是执笔者受感召而写。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每一个基督教神学家都可以以此为名,发表对《圣经》的看法。
虽然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外力因素的介入,导致持异见者遭受抨击,甚至是报复,但他们的各抒己见,一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即他们得到了某种天然的许可,有权利这样做。
另一方面,这使得基督教神学家得以把大量来自外部具有先进性的知识,融入到对《圣经》的解读当中,比如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
进入20世纪后,参与这项工作的门类更加系统和完整,这些都对《圣经》新的解读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推进基督教教义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的逻辑越发严谨,思维也呈发散状态,显得活跃异常,并没有像一些保守的宗教一样,形成封闭式思维,最终陷入消亡。
犹太教对此进行的工作要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一方面,他们有犹太教圣经《托拉》,但为了解释《托拉》,又随后制订了多本相关书籍,《塔木德》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本。
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塔木德》就已经开始编写,每个时代表现优异的犹太教徒都有权受邀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感悟,并提出自己是从《托拉》中得到了哪些启示,才使得他们得以成功。
直到今天,《塔木德》的状态仍然是未完结,这意味着对《托拉》的解释也仍然没有停止,也意味着犹太教时刻都走在各个时代的最前头,时刻保持着与时俱进的传统,每个时代杰出的犹太人都参与了对《托拉》的更新。
相比之下,伊斯兰教的情况就有些麻烦。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只由穆罕默德进行启示,也就是说,写《古兰经》,以及对《古兰经》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只能是穆罕默德。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也就是说,《古兰经》失去了唯一的启示者,再无其他人有权对此进行新的解读。
在经过一番血腥的较量后,穆罕默德的各个继任者迅速把《古兰经》打造成了一本不容任何人质疑的书。
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虽然每一任继承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古兰经》,但大的框架基本不变,伊斯兰教学者也无权对此进行任何改变,只能不断地维护它的权威和不可质疑性。
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兰经》因为其过分尊重传统,日益体现出与时代脱节的特点,可当改革派试图对它进行改变时,才发现一个令人无奈的现实:因为历代都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更新,除非改写整本《古兰经》,否则根本无法对其进行实质上的改变。
也就是说,伊斯兰教缺乏自我进化的传统,如果想要改革,就得一切从头再来,而这必然会受到来自正统派的强烈挑战。
如果严格按照《古兰经》的要求和道德标准来进行改革,也不行。
《古兰经》中的观点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从未进化过,不仅过时,而且其中充斥着大量危险的观点,比如歧视女性、对异教徒的敌意,还有对现代科学和技术等的强烈排斥等。
公元八世纪,掀起过一场《古兰经》是人造还是受启示而成的大争论,曾为伊斯兰教引入哲学思辨,从而使《古兰经》具备基督教发展特征,获得了一线生机。
但是,争论最终以持保守观点的逊尼派获得胜利而告终,他们迅速驱逐了哲学及一切有利于《古兰经》健全发展的现代科学。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的发展当中,政治活动的介入使伊斯兰教合法化,为了使宗教更好地为政治服务,它的稳定性无疑成了重中之重,这使得伊斯兰教彻底失去了活力,《古兰经》也成了强化禁忌的工具。
进入20世纪后,穆斯林中的知识分子正日益意识到像这样的发展对伊斯兰教的害处,因此,他们正开始试图用现代科学观点,结合历史、考古等多个学科对《古兰经》语言和文字对周边文化的借用进行考察。
此举旨在从根本上撬动《古兰经》不可撼动的根基,为全面启动重新解读《古兰经》创造条件,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速度太慢,成果有限,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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