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万戈的陈洪绶艺术研究 | 《陈洪绶的艺术》首发 / 四六文摘

2018年，翁万戈在莱溪居

2020年12月9日，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向公众追思一位中国老人，他便是重要捐赠人——翁万戈先生。那年，翁先生享年102岁。

翁先生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五世孙。作为继承人，他接管了在家族中传承已久的珍贵家藏，其中包括数量可观且质量优秀的中国古代绘画、书法、碑帖、篆刻以及其他工艺品。

他1938年来到美国留学，随后于1940年代末定居美国。自此，翁万戈先生开启了推动海外中国文化分享与传播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翁先生在留美期间到访的第一个艺术类博物馆，便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往后的岁月中，他常常怀念地提起：“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我最有归属感的博物馆。”

翁万戈与摄影师斯坦纳在博物馆（约1950年）

在1982到1986年间，翁先生曾担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主席，与大陆著名学者傅熹年、王世襄等共同筹措了关于建筑、竹雕的主题展览。1990年代末，翁先生则获得了艺术类博士的荣誉学位，并于次年出版了他的中文诗集以及其对陈洪绶的研究。

在中国艺术长廊中，陈洪绶是极具个人风格、对后世直至当代中国人物画家产生重要影响的艺术家。前人评论他的画“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也”。

翁万戈先生对陈洪绶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几十年的研究历程中，他走访于世界各地探寻陈洪绶墨迹，对陈洪绶的生平及艺术做了大量考订和深入研究，凭得天独厚之条件及锲而不舍之精神，完成本书撰写，同时也成为其中国古书画鉴定方法论的实践范例。

《陈洪绶的艺术》翁万戈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授权休休文库合作首发

序

文

节

选

陈洪绶艺术研究

（节选）

翁万戈

一

“余幼时得见悔迟《三友图》，读其题诗，凄厉动魄，因笃好之……”这是我高祖翁同龢（松禅老人）约在1890年题跋草稿开头的几句。这卷画（即陈洪绶1651年所作的《三处士图》卷）是松禅老人之父翁心存（卒谥文端）在1849年得之于故乡常熟沈氏，“喜诵其诗，常以自随”（松禅跋中语），卒后传给长子翁同书（卒谥文勤），后来由兄及弟，传到松禅老人手中。1890年，他在画后长跋里，有步陈章侯韵的五言诗，其中数句显出他对陈氏艺术的笃好及认识：“我于近人画，颇爱陈章侯：衣绦带风色，士女多长头。铁面眼有棱，俨似河朔酋；次者写花鸟，不以院体求；愈拙愈简古，逸气真旁流……”

这《三处士图》卷传到我，已历六世，几一百五十年。高祖一生又收集了一些悔迟名迹，也都使我能朝夕观赏，所以我研究陈洪绶并非是偶然的。实际上，观赏与研究是两回事，观赏是愉快而轻松的活动，研究是辛苦而系统的工作。几十年来，有缘在欧美及亚洲各处见到不少陈氏的作品，但开始作研究，却由于朋友的怂恿和鼓励。

第一位是亦师亦友的历史学家房兆楹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一班中国历史研究生讨论会的时候，请我去讲一个中国美术史的题目，我就选了“陈洪绶”。那是1965年前后，我开始搜集资料，看参考书，仔细把家藏的几件册页摩挲摄影，准备讲演。这时我初次阅读了陈氏的诗文集《宝纶堂集》及黄涌泉先生的《陈洪绶年谱》。我的讲题是：“悔迟”，一位文学艺术的天才，生逢天翻地覆之变，愧悔无救国之力，徒以书画成名；但明亡之后，反而能集中精力，创作出炉火纯青的艺术传世。这篇讲稿很短，毫无发明，只是向未闻此公大名的异邦学者作了粗线条的介绍，然而却引起那时主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的狄伯瑞教授（原名是Wm. Theodore de Bary）的兴趣。狄伯瑞教授说如果我写成专书，他愿帮助出版。可惜我那时正在编写和摄制一系列讲中国历史的教育影片，无法分出时间，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第二位是甲骨文学者及古籍出版企业家严一萍先生。他在很成功地影印了我家藏的宋刊《施顾注苏诗》之后，看中了松禅老人题了六次的《陈章侯画博古牌刻本》；在1976年影印的时候，嘱我写一篇序。可巧我刚完成了那套中国历史教育影片，于是借此下了一番功夫。在这篇长序中，先写“一、关于陈洪绶”，把他一生分为初、早、中、晚四期，略述其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作为了解陈洪绶于1651年制《博古牌》的背景知识；再写“二、关于博古牌”，把四十八幅的人物故实一一考证，及释出陈氏在每幅上的题词。这虽然只是一件作品，但研究时的工作量相当可观，的确是编写本书的试航，也可以说为本书打了一个小型的基础。惭愧的是，这一点研究做完之后，我就计划迁出纽约，奔跑于美国西岸南角寻栖身之处，最终决定到东北一小镇，在一块小溪流经丛林的半山之地开荒造屋；由自己设计、画图、督工，创出了“莱溪居”，具备了研究工作者的环境。可是为了美国朋友顾洛阜（John M. Crawford，Jr）写一本收藏目录兼自己摄影（宋元明清书画精品，一般摄影师不知道怎样小心地动手及减少光热），及一些其他的杂事，转眼就过了几年。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使我可以重返故国，与阔别了三十一年的亲友见面，并可畅游常在梦寐中的名胜古迹。到了杭州，先不雇游船在西子湖中飘荡，直去浙江省博物馆，要求会见黄涌泉先生。那时国内还没有完全开放，我这个要求并不是很容易获准。由于我的坚持与耐心终于达到成功，与黄涌泉先生见面后长谈如故友。我不揣冒昧，将《陈章侯画博古牌刻本》的序文向他请教。承他不弃，在第二天再会的时候，观看馆藏的陈洪绶《龟蛇图》，使我眼界扩展到陈氏最早的画；同时对我粗浅的研究工作鼓励有加，使我增强了进一步探求的信心。不料此后得到机会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合作，编制出版一厚册英文版《故宫博物院》。此书图文并重，全面描述故宫建筑及院藏陶瓷、青铜器、书画、雕塑、玉器、工艺品和珍宝，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继以遭逢纽约华美协进社的危机，感到她对我早年的帮助，不得不全力以赴，从挽救到整顿到复兴，足足苦干四年半，才达到欢祝该社成立六十周年的盛典，允许我退休还乡（即纽约北五百公里的莱溪居）。好不容易再拾起僻地困学的生涯，转眼就几经寒暑，从得识第三位鼓励我研究陈洪绶的黄涌泉先生那时算起，这工作已经搁置了十年！

第四位是前辽宁省博物院院长杨仁恺先生。1989年秋，欣逢辽宁省博物院建馆四十周年的纪念，他邀我参加，并嘱我讲一篇论文。自然我选了“陈洪绶”这个题目。于是重整旗鼓，在旧底子上再加新佐料，讲陈氏作画“亦真亦奇”的特点。想不到讲完之后，受到杨先生的赞许；而且参加盛会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龚继先先生挺身而出，提议我把这题目写成专书。龚先生从辽宁返沪后，他的提议得到了谢稚柳先生的支持。于是1990年春，我开始积极准备，做比较有系统的编写计划。这就是本书的起点。

三处士图绢本设色 1651年翁万戈藏

二

工作的开始是搜集资料。一部美术史著作必须有真实性、概括性及中肯性。真实要基于确切可靠的资料，概括要基于众多周密的资料，中肯要基于适当利用质、量兼备的资料。资料大别分三种：一、实物——即书画，二、诗文——陈氏的诗文，三、记述——著录、传记、评论等等他人所写的文字。很幸运的是，陈氏的诗文，绝大多数已收入了《宝纶堂集》；记述方面，已由黄涌泉先生在他1960年出版的《陈洪绶年谱》中搜罗殆尽，而且按年引用，大大便利了后来的学者。再者，我由老友王世襄兄的介绍，得识黄苗子先生，他听说我要编写陈洪绶，就把他早年抄录的陈洪绶资料卡片全部借给我用，其中有些他见过的抄本，目前已不容易找出（那时他计划编写陈的年谱，后来放弃了），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一笔“横财” ！

在前三种资料之外，我为了写这位大师的生平，要吸收一些风土的气息，在1991年五月曾游访他一生大半时间生活及工作的三角地带：杭州及萧山在北，绍兴在东，诸暨在南。先从杭州到萧山长河镇，瞻仰洪绶第一位岳父来斯行弟来宗道的故居（其子来咨诹娶洪绶之妹胥宛）。他是陈氏最阔的近亲：万历进士，累官太子太保，兼内阁大学士、预机务，所以他的“光裕堂”虽已破烂不堪，但规模宽闳，大门犹在，后来到田间抽水棚处看到倒斜的来宗道碑，已经断缺。然后从萧山到绍兴城南的南池乡，在其东偏南的横棚岭官山墺，拜谒了“明翰林陈章侯公暨德配来氏宜人韩氏宜人合墓”。墓的背景左为香炉峰，右为秦望山，都是画家旧游之地。回到绍兴，去访徐渭故居青藤书屋，甲申之变时，陈氏借居，房舍及小园还维持得颇为幽静，有藤有竹，虽非明末时物，依稀想见当日风光。隔日从绍兴南行到陈氏故乡诸暨县东北的枫桥镇陈家村。传为他曾祖陈鸣鹤的“光裕堂”，尚存大房数间，内部残损。他祖父陈性学的故居“宝纶堂”，今已圮废。至于他个人的故居，早已不存，遗址上只有后来盖的破房数间，一口传为他家用过的水井而已。最后到县城南陶朱山脚的西竺庵遗址，又是几间破房，看不出什么年月。洪绶幼时，曾随父亲陈于朝在这里读书。此地旧称苎萝村，今名浣纱村，纪念绝世美人西施微时在此浣纱，从庵前下望青山小湖，犹可意味其人、其时、其境。次日回到杭州，由黄涌泉先生领着追踪陈氏游憩之处：今日的西山马路，即昔日他感吟“外六桥头杨柳尽，里六桥头树亦稀”的杨公堤—里六桥。现在“花港观鱼”入口的定香桥，数见于他画上的款题；太子湾公园，就是他“太子湾识”一文中，自惭明亡后“每经前朝读书处，则不忠不孝之心发”的感触地点；而吴山则是他在己丑（1649年）正月来杭州住的地方。两年多以后，他在吴山火德庙的西爽阁自写诗序，说“坐吴山望西湖，坐西湖望吴山”。创作离不开时代，也离不开地域。虽然陈氏的晚明时代早成过去，其活动的地域也面目更易，但基本的地形地貌及乡土风情，得以身临心感，使我自然地对他的诗文书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龟蛇图约1609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三

最重要的资料——陈洪绶真迹，散见亚、美、欧三大洲，而集中于几个大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海外则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其他所藏较少而有特殊作品或精品者，则有浙江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而海外有檀香山美术学院、伦敦大英博物馆及苏黎世利特伯格博物馆（以上并不分等次，亦不包括私人收藏）。这些收藏我都亲自去观赏研究过，而且主要的地方去了不只一次。研究方法很简单：以有年款及可确定年月的作品为标范，个别的探讨其特征，集体的观察其演变，而且建立显示这书画家年岁及发展阶段的实物系统，用来鉴定其他作品的真伪及推测无年款作品的大约年月。当然，去伪存真后，资料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除亲眼看到的原迹以外，凡有第一流照片的作品也可以有相当把握地鉴定真伪及推测年月而收入编年表。其未见照片或照片不够清晰的，甚至仅见著录而莫卜存亡的则列入附表作个参考。至于见过原品，识其伪造，则除在鉴定一章用为讨论项目者外，一概不录。至于少数不易决定真伪者，归入存疑。在这简单的研究方法下，工作量却很大：第一步是到各公私收藏请求观赏原迹，第二步是请求真迹的照片，第三步是利用记忆、笔记、照片及书籍作仔细的探讨，第四步才是编写。幸而我自1941年开始与博物馆界、学界及收藏家们接触，半个多世纪来沧桑变幻，一直同老友、新交保持联系，所以这次已经得到不少方便。然而世界各地的机构都有规程，人事都有变化，收藏都有聚散，而新的发现需要新的关系去探求。对书画工作者有莫大帮助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及其姊妹出版物《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其中记载的陈洪绶作品及其收藏单位，使我可以按图索骥，开发新资源。可惜限于时间、精力、物力，我不能追踪线索到全国的各省市，但已获益良多，尽可能敲开了前此并不知有相当珍藏的新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