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典》十周年纪念文集——叶臻：结缘《新诗典》
结缘《新诗典》
――在《新诗典》济南诗会上的发言
叶 臻
我平时喜欢看纸质的书，很少在网上走动。2014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想买几本诗歌选本，就在网上搜索，好像是冥冥中与《新世纪诗典》有缘，一下子就搜到了《新世纪诗典》。书是5月6日收到的，一打开，我就被其上的诗吸引住了。看了那么多的选本，居然才发现这个中国当下最好的选本，可见我的视野是多么的狭窄。由于视野狭窄，我与《新世纪诗典》的缘分，非常遗憾地迟到了三年。
我就这样一头扎进了《新世纪诗典》。《新诗典》给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窗口，我获取的不仅是阅读的快感，审美的愉悦，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树立了一个个跨越的标杆，我从中也找到了前行的路径和方向。我心里想，向《新诗典》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步步靠近《新诗典》，最后走进《新诗典》。
想不到我走进《新诗典》的时间是如此的快。2014年5月11日，我写下《生育的事》，5月18日向《新诗典》投稿，6月13日，《生育的事》入选《新诗典》，我非常荣幸地成为《新诗典》的“新兵”。在此，我要由衷地说：感谢伊沙，感谢《新诗典》！
我写诗30多年，一直成绩平平，伊沙在为我写的点评中曾发问：“是飞机自身的问题，还是机场跑道的问题？”我想，跑道就在那，是我这架飞机的问题，是我这架飞机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场。现在找到了，我要好好飞，因为《新诗典》是汉语诗歌最好的天空。
读《新诗典》，我既注重读作品，更注重读伊沙的点评。读作品，我喜欢与自己的诗对照，总结他人的诗长处在哪里，自己的诗短处在哪里，从中吸取营养。而读伊沙的点评，我看重的是，他的点评对我的引领和指导。伊沙的点评讲人话，讲真话，是实货，是干货，是“点穴”之评，能启迪我，能激发我的创作。有时，他的一句话，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说，伊沙的点评，《新诗典》上的诗，给我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后口语多流向，生命乃靶心。这句话是伊沙在点评老德的《看相》时说的。这是一句具有统领性的话，对写诗的人来说有引领的意义。诗关乎生命、关乎人性。如果一个人的诗里不把“我”放进去，把“你”把“他”放进去，把生命和人性的东西放进去，肯定会写飘，写浮，就不可能把诗写厚、写深，你写的诗就不会“咬人”。只有“咬人”的诗，拎起来才是沉甸甸的，“诗当轻文化而重生命”。
事实的诗意。这句话最击中我的命门，让我瞬间顿悟。我以前写诗，也注重叙述、注重细节，但叙述的过程过于冗长、繁杂，一些好的细节，甚至于那致命一击的细节，往往被冗长、繁杂的叙述给遮盖了。在我写诗最无所适从的时候，我看到了《新诗典》，读到了“事实的诗意”，正是这“事实的诗意”让我在写诗的过程中，产生了起死回生的感觉。我写诗的数量不仅上来了，诗的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入典的5首诗，我入选《中国口语诗选》的5首诗，都是在“事实的诗意”的引领下写出来的。我想，写你看到的，把“个我”的、事实的诗意呈现下来，就有可能是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而唯一性，对于诗人是至关紧要的，写出具有唯一性的诗歌，你就可以和众多的诗人区别开来，你的诗歌的辨识度就可以高起来。
想象的事实的诗意。伊沙在点评吴投文的《回家》时说：“想象的诗意与事实的诗意对接得严丝合缝，是新世纪口语诗的一大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始终认为，写诗最考验诗人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当某一个事实，具有了诗意，我们把它记下来，它可能是一首非常好的诗，而有些事实，它具有了诗意，还不一定构成一首非常好的诗，它在抵达诗核上，还缺少那致命的一击。这时，合理的想象就显得非常重要。张侗的《在超市》，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诗很短，只有七句：“一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踩着许多/被五花大绑的螃蟹/挣扎着/正从26.8元区/向36.8元区/艰难爬去”。螃蟹被五花大绑，螃蟹有26.8元一斤或一只的，也有36.8元一斤或一只的，这一定是事实，但被五花大绑的螃蟹，它无法爬动，它“从26.8元区/向36.8元区/艰难爬去”，是不可能的，这一定是诗人的想象。但正是有了这样合理的想象，让诗抵达了诗核，给了我们致命的一击。
身体写作。这是我从伊沙点评朱剑的《菜市场轶事》中读到的。他说，“我的身体会记住一首诗，我的脖子就记得本诗，因为我以前在阅读本诗的时候伸手摸过我的脖子……凡是被我记住的诗都是好诗，何况是被我头脑以外的身体记住的。”读后，我的身体确实来了个一激灵。我想，“身体”确实是一个好东西，“脖子”能成就一首好诗，那么手、手指、脸、左脸、右脸、脚、脚趾等等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可能成就一首好诗。我入典的《手》就是受此启发写成的。最近，我写了两首自己比较满意的诗，一首是《植皮》，一首是《带奶的猪肉》，都得益于“身体写作”给我的启发。我期望自己能像朱剑那样，将来能写一首让伊沙身体记住的诗。
致命一击。这句话来自伊沙对张执浩《终结者》的点评。平日里，我读诗，也特别喜欢能给我带来致命一击的诗，像天狼的《苦命的人》：“他奔走千里/回到几度梦泣的家乡/却总比/老婆的月经/晚到一步”；像伊沙的《鸽子》：“也许灰烬/也会保持鸽子的形状/依旧高飞”；像沈浩波的《花莲之夜》：“ 一辆摩托车开来/在它的呼啸中/仍能听到/嘎嘣/一声”等等，都能给我致命一击。这致命的一击，既能给我带来阅读的快感，更能给我带来心灵的震撼。所以，我写诗时，也很注意在结尾用劲，突然给人“一刀”。布罗茨基说：“一首诗的主要特征是最后一行。不管一件艺术作品包含什么，它都会奔向结局，而结局确定诗的形式，并拒绝复活。”我想，这与伊沙说的“致命一击”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说得或翻译得文绉绉了一些。
从现实出发，到超现实结束。伊沙在点评湘莲子的《街头，一个犯桃花癫的女人》时说：“本诗……从现实出发，到超现实结束，写得出神入化。”他在点评了乏《突然想起尤国英》时还说：“本诗……又能体现后口语的最新成果：在现实的语境中，十分自然地融入超现实的诗思与技巧，让诗'飞’起来！”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超现实，更不知道在诗里如何超现实，即便是现在，我对超现实的认识也很模糊，但对于这路诗，我有着特别的偏爱，它的好就在于出神入化，能“让诗'飞’起来！”当然，融入的过程要自然，要水到渠成、天衣无缝。我入选《中国口语诗选》的《带泥的土豆》，就用了这样的手法。
汉语的成熟度。伊沙在选编《当代诗经》时，提出4条标准：第一，生命力；第二，创造力；第三，汉语的成熟度；第四，风格的多元化。其中的第三条标准：汉语的成熟度，对我有很大的冲击，也有很大的刺激。他在点评严力的《烧醒》时指出“我觉其语言未达'大顺’之境，而'大顺’是成熟的现代汉语必达之境。”为此，我对自己前期的诗进行了认真的审读，看是否接近'大顺’或达到'大顺’，而对近期新写的诗，则力求向'大顺’迈进。的确，“'大顺’是成熟的现代汉语必达之境。”大家不妨对自己的诗进行认真的审读，看看自己的诗是否达到了“大顺”。
活出来的诗。伊沙在点评潘洗尘的《在树与树之间》时说，老潘的这首诗“不是写出来的”，“是一首活出来的诗”。印象中，他给潘洗尘诗歌的多次点评中，都说老潘的诗是“活出来的”。在点评老潘的《我的爱》时，他说：“生命大于文化……大诗人是命运决定的——是命运让老潘的诗直往上走，下不来了！”我想，写诗，写看到的或经历的，也就是“事实的诗意”，写想到的，也就是“想象的事实的诗意”，更有“活出来”的，而“活出来的诗”，与生命相连，与命运相通，如果写好了，最能震撼人心。这方面，是我的弱项。我感觉自己到现在都没能写好甚至写出一首“活出来的诗”。我还有两个弱项，一是我写不好像苏不归那样的“洋范儿”的诗，他的《萨拉热窝玫瑰》，我就特别喜欢。二是我写不好带有神秘意味甚至是充满神性的诗。不管是“活出来的诗”、“洋范儿”的诗，还是带有神秘意味甚至是充满神性的诗，我都喜欢。
我将继续虚心向《新世纪诗典》学习，向《新世纪诗典》的诗友学习，力争写出一些让自己满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