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
作者简介：周满江 。现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全国赋学会会员，全国王维学会会员，全国诗经学会会员，桂林市儒家学会顾问。
《诗经》，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部诗集，其实本来是一部乐歌总集，就是说，三百〇五篇诗全都是配乐演唱的乐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世家》）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墨子也说过：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这些材料说明《诗经》原是个唱本，孔子不但听过演唱，而且还把走了调儿的歌曲校订过一番，就连墨子也还观赏过弦歌鼓舞的盛况，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乐曲失传了，我们现在只能见到它的歌词，当诗读了。
从歌舞曲到诗，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我们知道，最早的文学艺术是在原始人类的集体劳动中产生的，诗歌也不例外。汉朝有一部叫做《淮南子》的书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道应训》）“邪许”，这是劳动呼声。原始人以这种简短有力的呼声，协调抬木者的步伐、鼓励精神、表达感情。原始人的诗歌最初就是类似“邪许”的劳动呼声。通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原始人的大脑和发音器官都随之发达起来了。于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有节奏的表现劳动内容的歌谣，和模拟劳动生活或动物动作的舞蹈。关于诗、乐、舞三者的结合，我国古代就已有人论及，如《毛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长也）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吕氏春秋》还记载着古代歌舞的情况：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古乐篇》
这两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诗、歌、舞三者结合的事实。葛天氏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他这时的歌舞是三个人手持牛尾，投足起舞。他们的歌辞早已失传，只留下了标题，但仍可看出舞蹈的内容是：狩猎、畜牧、耕种、祭祀等。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一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优美的歌舞，可惜流传下来的太少了，现在只能在《易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书中看到一点零星的歌谣片段，而且还可能夹杂着一些后人的伪托。
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出现了脱离舞蹈的诗歌。在《诗经》时代，歌与舞已经分立，收在《诗经》里的大部分是歌，只有一小部分是舞曲，如《周颂》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等。我们再从当时社会上的应用情况看，人们也主要是用歌唱的方式来表情达意的。《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当时郑国讨伐宋国，宋国派大将华元率兵抵抗，结果华元被俘，宋军一败涂地。后来宋国用了百辆战车和几百匹好马，才把华元赎回。有一次华元去视察筑城墙的情况。筑城的奴隶就唱歌讽刺这位败将，歌词是：“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听了以后，就叫他的车夫答歌：“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筑者又唱道：“从（纵）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终于斗不过筑城者，就狼狈地溜走了。这首筑城者的歌没有收入《诗经》，但类似这种歌的，在《诗经》里还是相当的多。同时，有些贵族官吏也常用歌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诗句中明白点出旨意的，如《小雅·四牡》：“式用作歌，将母来谂。”又如《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等，这些诗句说明诗与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诗是歌的内容，歌是诗的形式。
当时，贵族官吏的诗歌，可能是直接献给乐师，乐师再演唱给天子听。对于民间的歌曲，就由采诗官下去收集，最后交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把民歌都按音律加以整理，配上乐器，然后再演唱出来。这就是“乐歌”，而原先没有配乐的歌曲被称为“徒歌”。
当时周太师掌管的乐歌一定是很多的，不过编入《诗经》的只有三百〇五篇而已。这三百〇五篇是当时乐工们的常用乐歌。在春秋时代，除周天子的乐府外，鲁国保存的最为完备了。这虽是推测之辞，但也有些证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这位公子对礼乐特别爱好，所以他请求听鲁国保存的“周乐”。鲁国的乐工给他演唱了《周南》、《召南》，他听了以后就说：“美呀！政治有了基础，但还不够完善，然而已做到劳苦而不怨恨了。”乐工们又演唱《邶风》、《鄘风》、《卫风》，他评论说：“美呀！深刻呀！人民虽有忧患而不至于疲惫不堪。我听说卫康叔和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肯定是《卫风》了。”就这样，乐工唱一国他评论一国，接连唱完了十五《国风》，又唱完了《雅》、《颂》。乐工演唱的内容与今本《诗经》完全一样，这证明现在的《诗经》就是鲁国乐工所演唱的“周乐”的唱本。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古人的言谈中，看到一些个别乐章的演唱情况，以及某些结构上的特点。孔子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想，《关雎》这首诗演唱起来一定是非常热烈动听的。师挚是鲁国的太师（乐官）。“始”是指乐曲的开始。“乱”是乐曲的尾声。什么是“《关雎》之乱”呢？过去曾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我们觉得唯有阴法鲁的解释比较合理。他说：“《关雎》之乱，不是以《关雎》作为'乱’的意思，而是指《关雎》乐曲中的最后一部分，它的歌词即现存《关雎》诗的第三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个乐章洋溢着欢乐热烈的情绪。乐曲的旋律节奏，当然比歌词还要复杂得多。'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的歌词也要求有洋洋盈耳的乐器伴奏。”“乱”是歌舞曲的高潮所在，又是歌词主题的所在，所以较长的歌舞中大都有“乱”。《周颂》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原是《大武》（歌颂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的舞蹈）的歌词，其中《桓》就是这套舞曲的“乱”词。“乱”的运用，反映了《诗经》时代音乐舞蹈的艺术成就。
在《仪礼》这部书里，还记载了当时一些典礼用乐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经》在当时某些用途。如《乡饮酒礼》有一段是：
设席于堂廉（侧边），东上……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笙人）入堂下磬南（吹笙人站在堂下磬的南面），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用笙吹奏）《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写出了典礼用乐的情况。“正乐”是典礼中规定用的乐章，“大都是矞皇典丽的篇章，不出《南》（《周南》、《召南》）《雅》之外；不规定应用的，不妨有愁思和讽刺的作品，《邶》《鄘》以下和《雅》中的一部分，便作此等用”。笙是一种簧管乐器，笙《由庚》就是用笙吹奏《由庚》的乐曲，这种乐曲过去称作“笙诗”，在今本《诗经》里一共有六首，即《小雅》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个题目下都是没有词句的。《毛传》说这六篇“笙诗”原来是有词句的，由于遗失了，只剩下六个标题。朱熹则认为“笙诗”原来只是乐曲，本无词句，他的根据就是我们在上文所引的《乡饮酒礼》那一段，他说：“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辞明矣。”（《诗集传》《小雅·华黍》注）朱熹之说出来后，关于“笙诗”的解释就出现了两派，一派是维护《毛传》的说法，一派则主张用朱熹的说法。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相信朱熹之说的人比较多一些。
诗与乐的分家，是从孔子时代开始的。顾颉刚说，孔子时代“是乐诗的存亡之交，他以前乐诗何等盛行，他以后就一步步的衰下去了”（《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载《古史辨》第三册）。朱自清也说，孔子“当时献诗和赋诗都已不行。除宴享祭祀还用诗为仪式歌，像《仪礼》所记外，一般只将诗用在言语上；孔门更将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诗言志辨》）。孔子对诗乐是非常爱好的，他曾极力维护诗乐，使它免于衰亡，但终于无能为力，到战国时，连儒者也无法听到诗乐的遗音了。
——周满江《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