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田园隐居生活

口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徐敏

陶渊明(约公元365-427年),东晋末至南朝宋初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任彭泽县今,任职仅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终身不仕。

归隐田国之初,陶满明过了一段比较惬意的隐居生活陶家祖上是浔阳名门,虽然他出生时家境已经没落,不过仍然是有家产田业的官宦门庭。据著名古代文学专家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陶渊明故居有3处,其中一处便是因田居,在庐山南麓,也就是陶渊明归隐后的主要居所。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像仆欢迎,雅子候门。三径就荒,桥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可见家中还有像仆,有松有葡有酒《归园田居》中也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榜,桃李罗堂前。“虽然父亲早逝,还是给他留下了房产和田产,陶家的经济条件比普通家庭要优越很多。

正是有了物质保障,诗人才可能有富余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寄情山水、写诗作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上战火连绵,陶明的境遇也每况愈下,不过仍然可以“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常著文章以自娱”,至少可以保证耕读生活。只是,即便是喜欢躬耕生活,“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陶渊明却不是种田好手方面,诗人毕竟是归隐田的士大夫,而并非真正的农民另一方面,诗人只看到了田园生活的惬寒,而忽略了以种田为生的农民,生活其实更多的是劳苦。显然,他的耕种并不大成功,“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种下了豆苗,但是野草竟然比豆苗还要旺盛,估计也不会有多少收成。

另外,陶演明是嗜酒之人。他写《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写“自传”。他生活的状态其实就是“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屡空,晏如也”。陶渊明喜欢喝酒,但是没有钱买,只能每天坐在门口等着朋友送酒,他的朋友们也乐于给他送酒。后来他着手自己酿酒,打算把家中的田地尽数种上高粱,因为高梁可以酸酒。在夫人的竭力反对下,才留出一半的田地种

了稻谷和大豆,以作为家中食粮。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渊明家中遭了一场大火,后来他写了一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记录这次火灾。“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矮。一宅无遗字,舫舟荫门前。”熊熊大火把家中的房子都烧毁了,连一间也不剩下,只能将船翻盖在门前以避风雨,全家靠亲戚朋友的接济过活。其好友颜延之要调任外地时替陶渊明一家的生计担忧,临行前馈赠给他两万钱。结果这些钱他分文未动,悉数给了酒家,以求每次光顾都有酒喝。随着隐居的时间越长,陶渊明年岁日长,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困窘。晚年时,贫穷成了陶渊明诗作的一大主题,他甚至写过(咏贫士七首》以自勉。《有会而作》《乞食)等诗作里也反复书写贫穷和饥饿“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敢慕甘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在诗人笔下,自己已经穷困到被饥饿驱赶着到别人家讨食的境地元嘉四年(公元427电年),贫困交加的陶渊明大概预计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而给自己写下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二首中诗人表达了死后“鼓腹无所思”的愿望:“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筋。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实际上,晚年陶渊明生活困窘是事实,不过和普通百姓相比仍然不一样。有学者认为,陶渊明的穷,只是相比于祖辈来说要穷,晚年生活比前半生要穷,但他并非一贫如洗,比起真正的清贫的农民来,他还是要优漫得多。即便是农业收成不好,陶渊明还有教授生徒的酬劳,还有显贵的馈赠。现存资料也显示,隐居期间诗人也不缺少故人延请、新知相邀。鲁迅评价陶渊明时

也说:“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

另外,即便是归园田居,陶渊明也并非完全不问世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道:“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陶渊明没有像当时的玄学诗人一样“羽化登仙”,而是对政治事务一直有所关心。

所以,归园田居,隐居乡间以稼为生,大抵也没有想那般恬淡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