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谈史语所的学人与学风
黄进兴
精神传统
郝倖仔：史语所内部的学术环境，或者说是精神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了。被聘到香港任教的李孝悌教授，就说自己“对史语所是无尽的怀念”。因为有一点他在所里时不曾留意，离开之后感觉越来越强烈：史语所是一个有传统的所，出过这么多重要的史学家。这样的机构就会变得非常不一样。所以大家知道什么是学术，心里会有一个标准。
黄进兴：他说得很好。以我个人为例，在回到台湾服务之前，也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比较注重理论训练，旧学的底子就弱一些。进所之后，请教了很多旧学方面的专家，当时很多老先生还在，很大地弥补了这一知识结构上的不足。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人，只要你有雄心大志，史语所就是一个最好的进行人文研究的环境。因为这里云集了不同门类的专家，随时可以敲门求教，都会得到答复，得以补偏救弊。
郝倖仔：所里老人们共同回忆，有这么一段时光，史语所的很多老前辈还在，请教问题是可以随时敲门进去，不用预约的。
黄进兴：那时候所里还没有今天这栋新楼，是座很小的老楼。大家都挨得很近，真的就在隔壁，敲个门就进去了，从来不预约。进去以后就随便聊，他们对后进非常爱护。
郝倖仔：邢义田院士说，当时他受益最大的就是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做制度史，大热天在所里，就穿个大短裤、大汗衫，坐着聊天。
黄进兴：严耕望先生有一段时间去了香港，后来又回台大来开课。劳榦先生则是去美国又回来，也是在这个阶段，在台大开课，正巧被我们这些年轻人赶上了。还有像许倬云先生，当时相对年轻，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教授，也经常回所里来，都有机会交流请教。那个时候称得上是黄金的20年，至多不过30年。
郝倖仔：那同时也是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黄进兴：重视年轻人是老史语所的传统。老所长傅斯年1947年去美国看病，把所长的位子交给夏鼐来做，没有交给李济或者其他老人，就交给年轻人。夏鼐当时才37岁，就你这么大。夏鼐说好，我就为您做一年，等您回来还是您做。一个敢交，另一个也敢接。
郝倖仔：我读夏鼐日记，他也是犹豫的，上面都是自己的老师，怎么管？但还是接下来了，而且还管得不错。
黄进兴: 重视年轻学人；重视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培养他们平等交流、不畏权威的精神。这是史语所一贯秉承的学风。这跟所里的机制有关系。
郝倖仔: 史语所有个讲论会，安排在每隔一周的礼拜一上午。我实地参加过一次，两点感受：气氛自由、态度认真。大家无论层级、职称，都把研究心得写成文章，拿出来一起商讨。很多博士和博士候选人也会来旁听。就是您说的这种学风。
黄进兴：史语所是个老所，有很多老规矩、老惯例。讲论会就是一个。大家都秉承着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彼此攻错。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表现。你见到的博士和博士候选人，刚开始可能是为给老师捧场而来，结果听出了疑问就发问，当场就讨论起来，结束之后还要围着讲者东问西问。
郝倖仔：有没有初生牛犊，质疑发问很激烈的？
黄进兴：刚刚进来的学者，没有讲过，不了解阵仗，所以容易激烈、活跃；反而是进来几年以后，会冷静很多，因为知道自己讲的时候也会被人家问，所以自己也就不敢多问了。很有趣。
郝倖仔：我在现场确实没有感觉到论资排辈，不论所长、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研究员，大家的确是畅所欲言。
黄进兴：所里人事行政的会议，偶尔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火药味，但讲论会是绝对不会允许论资排辈的。有时候会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绝对不会有拍案叫停的事情发生。这种平等磋商的态度体现了大家对学术的尊重，是一种很好的风气。我自己做所长的时候上去做报告，也是兢兢业业，非常地紧张。
同侪互评
郝倖仔：我很想听一听您对史语所这几位与您同辈的院士的评价。评价才是真正的学术，但很难得。您当然只会说好，不会说不好，但同样是说好，也会各有内容。
黄进兴：1980年以降的这个阶段，从人才建设来看，套句俗语，史语所是人才济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期间产生了几位对国际汉学颇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像邢义田、石守谦、王汎森、王明珂等。说到这几位先生都是趣味横生、成就非凡。邢义田院士在秦汉史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尤其在运用地下考古发掘和竹简进行研究这一块很是娴熟。此人淡泊名利，一心向学。他在台湾大学兼课，课讲得非常出名：备课充分，图文并茂，趣味性也很高。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做学术访问，北京的学者告诉我：“你们史语所有五六位同仁，刚好与你同时，也就是此刻，正在北京的各个高校讲演。”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大半个所都受邀到北京讲学来了。正好期间有一天，我从北京大学到社科院去，有朋友告诉我说，邢义田院士这个礼拜来北京，不到一周，做了五六场演讲。北京的学生非常好学，他讲到哪一个学校，就追到哪一个学校，像追星族一样，当然也追到社科院。由此可见邢义田的好口才、善讲课。我听了非常为同仁骄傲，他们的学问能够为大陆学界所赏识，也是一个奇缘，很不容易。
郝倖仔：汉语的使用人数多，但范围不广，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大陆和台湾。所以中国两岸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之间的互相肯定和彼此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构成这一领域的判断体系。
黄进兴：石守谦讲课也很出名，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在台湾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也蜚声国际汉学界。他的母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要把他挖回去，给他一个讲座教授，他都没有答应。他讲课也是充分备课，兢兢业业；上起课来，投入忘我，天昏地暗，不计时间。按规制一次大课一般就是两三小时，可他一讲起来根本不管不顾，经常从傍晚6点一直上到午夜12点，一口气讲六七个钟头。以至于他的太太规定他在捷运结束之前必须下课，以免学生回去太晚不安全。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亲身经历。有一次我和他上课的地点排在一起，课间去洗手间，只见他的几个研究生冲进来说：“老师，对不起，对不起，请让一下，石先生只给我们五分钟时间。”教书育人如此投入，所以他桃李满天下，培养出的学生许多在美国第一流大学任教。
郝倖仔：访谈了史语所这么多人，石守谦先生是聊的时间最短的，满打满算40分钟。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见朋友。”话题多围绕要我呼吁尽可能地开放艺术品馆藏，方便艺术史研究。感到大概可以对得起所里的安排了，就起身邀我一起去听个讲座，我当然知趣地告辞了。事后方知他平日里根本不接电话，对我已是相当重视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超级爱他，他的形象让人“惊艳”，一袭白衣，还有美髯，仙风道骨，颇类得道高人。
黄进兴：还有王汎森院士，用力在明清的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他年少得志，很早就当选为“中研院”院士，我记得好像是四十五六岁左右，总之非常早。
郝倖仔：46岁。2004年当选。1958年生人。
黄进兴：他成名也早，在大陆学界久负盛名。因为他文笔非常好，流利可读，议题也新颖，所以能够普遍受到学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欣赏。他在大陆的粉丝的确不少，去年有出版社跟我讲，他的书在大陆，一万本三个月很快就卖光了。在台湾也很畅销。我们写的都是专业知识书，像他这样能把专业书写成畅销书，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历史学家一般会更重视史料和理论，叙事语言和历史写作这一方面往往受到忽视，但事实上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从王汎森的史学实践，还有史景迁在西方汉学界的大受欢迎来看，都是如此。
郝倖仔：我上大学那个时候，王汎森院士在《读书》杂志一段时间内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始名声大振，粉丝蜂拥。
黄进兴：其他像王明珂院士，族群史研究很有成就。有人到台湾来，都会问起王老师怎么样，王老师长王老师短的，都很想来跟他学习。他在大陆的讲演横扫大江南北，听者七八百人以上。大作一刊行便卖上两三万本。在大陆的签书会都大排长龙。据两位年轻朋友告知，他仅在上海就为书商签了3000本。据说出去讲座时，责编如贴身保镖一样紧紧跟随，对其他出版社严防死守。另外还有梁其姿院士的生命医疗史研究等等。我常常讲，史语所人在所里是一条虫，好像蛰伏在少林寺里苦练功夫；到外面都是一条龙——史语所同仁在境外，不是当校长，就是院长、系主任，都能独当一面。
郝倖仔：方才您一一点将，各有评述。同样的问题我问了林富士。他是您和王汎森教授的小师弟。您二位做所长时都找他搭班做副所长。他在我的要求下对您和这几位学人也做了点评。说到开怀之处，他常会后仰大笑，非常可爱。我在您和王汎森、陈弱水这几位身上，还有史语所其他几位同年龄、同资历学人身上都没有看到过如此放得开又极具感染力的大笑。所以我想他有诗人气质。
黄进兴：难逃法眼。林富士本人为诗人兼散文家，还得过奖。
郝倖仔：首先说到的是王明珂。据说王明珂他们都超好玩的，只是在我这个来访者面前严肃。王很会煮菜，是个美食家。且超级讨厌做行政，让他接的时候就不想接，他更沉湎于学术，对教书和写书有兴趣。王明珂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一句名言：你的奖赏在天上。所以他不太追求尘世的奖赏。
黄进兴：史语所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做行政，一找到谁谁就吓个半死。现在王明珂正在请辞所长，院里要我再度兼任，我实在是干不动。
郝倖仔：我说王汎森应该喜欢做行政，林富士不认同。他认为王只是不拒绝，更准确地说，王是喜欢研究权力。王汎森身上有宫廷，尤其是清宫的那些东西。他脑子里至少有500个以上各行各业的人才库。这是天生的，也是有准备的。但他是被选中的，并不是权力欲非常重。
黄进兴：王汎森不仅才气逼人，行政也非常干练。我做史语所所长就是接替他，他是我的前任。他在所长任内主编了一套《中国史新论》。后来因为他的才干又到院方服务，做了“中研院”的人文副院长，也做了很久，七八年的样子。
郝倖仔：王汎森用功的程度让人想不到。林富士和他一起去美国开会，飞机上，林看电影，王看书，一趟旅行下来，林看了三部电影，王一本书读完了。林笑言，王汎森对读书到了近乎迷恋的程度，自己不会那么看不开，所以学问差很多。对于讲演，王汎森会非常认真地准备稿子，他的笑话都是有准备的，非常敬业。而且，居然，他是会紧张的。
黄进兴：林富士和王汎森是革命感情，同乡之谊复前后同学。
郝倖仔：下面说到您了，您紧张吗？
黄进兴：愿闻其详。
郝倖仔：林富士说您有多方面才能，只是不被外人所知。您喜欢哲学，能写非常棒的散文，也能写传记，像为新光集团创始人吴火狮作传。您写学人，千儿八百字，就能把一个人的特点、学术写得活灵活现。史语所没有几个人能够跨越这么多范畴。王汎森的文学就不如您，但王汎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而您对学术研究中一些独特议题的把握独具慧眼，原创性非常高。您二人是不一样的厉害，他都心向往之，虽然您二人相继执政、平步青云，而他只是一介布衣。说到这里，他很可爱地问我，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酸呢？然后大笑。最后，他送了我一句话：你很幸运，黄进兴这几位在台湾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你都认识了。
黄进兴：林富士所讲皆是他肺腑之言。相当精到。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也对您几位做了点评。复旦大学曾经出版了一个学者讲演集系列，其中最畅销的就是您那一本，内容完全没有修饰，就是讲演原样拿出来，哼哼哈哈的人生感叹全写进去了。另外两部的作者，王德威和王汎森两位教授，回去改了半年，修得四平八稳，销量却没您那本好。他笑言您是阴阳家，可以不断抽离——除却做学问、做行政，还有主持唐奖这种大型国际性奖项，把王德威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理解的“不断抽离”就是实现技能的转移，可以在一个领域放空，也可以再到另一个领域充满，就是林富士说的“多方面才能”。李孝悌还说到您一个特点，一旦需要做决断时，您的决断力很强。
黄进兴：孝悌出身哈佛，乃孔飞力的弟子，专修明清史，在史语所待了十几年，人很好，学问也好，被香港大学挖走了。
郝倖仔：史语所近年来多被挖角，条件优厚，高薪高职加房子。据说您做所长时，一听说有挖角之事，就会立即去找当事人，软磨硬泡，非要逼对方亲口宣誓“我爱史语所”才放心。挽留人才之心可鉴，但是面对人才的竞争，这种“精神胜利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黄进兴：台湾人文学界的薪资待遇一直不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台湾学人就去香港、新加坡等地高校兼职授课。所以我们才更要为学人营造良好自由的学术环境。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坦言，去香港就是因为钱多。但史语所是心中永远的怀念，它是做学问最好的地方。
“君子国”
郝倖仔：1948年“中研院”评选出第一届院士，史语所有七人当选，没有钱穆。钱穆的反应是可以接受，但第二届应该有自己。文人胸壑常有不平，能够平心接受现行的评判体系实属不易。我在实地考察时，对每一位受访的史语所学人都问及有关考核标准的问题，就是想看一看这个近乎于神话的“第一届院士”的传统，有没有保存下来。
黄进兴：我们这里没有教学任务，所以科研任务就变成唯一考核的标准。这是公平的。一般是年度考核，人人都要填报，这一年你发表了什么成果，都是白纸黑字摆出来，集成一本，予以公开，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别人在做什么。然后会有一个考核班子对此进行评定，还要打出甲乙丙。班子成员一般包括四个学门（历史学门、考古学门、人类学门、文字学门）的召集人，还会有一些资深的、但不一定担任行政职务的研究人员，以免被主事者垄断。
郝倖仔：如果不合格会怎样？砍薪水？调岗去做行政？还是卷铺盖走人？
黄进兴：这里面就有个脸面问题。砍薪水倒不至于，但如果接连几年不能达标，就会被炒鱿鱼了。不是只有史语所这样，整个“中研院”都是这样，而且被炒的还真不少。有人知道自己表现不好，就会自动离开，没有必要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嘛，不如自己赶快在外面找点别的事做了。史语所中途离开的也不少。当然有些离开是被挖走的，不都是因为考核不合格。
郝倖仔：其实这种考核还是更多地借助大家自身的自尊心来实现激励效果。
黄进兴：是的，尤其对于年轻人很重要。比如说，同一年进来三个新人，哈佛的博士、京都的博士、牛津的博士。所有人都在盯着，你们这三个小子到底怎么样？做出什么成绩？一年两年三年，很快就看出来了，一目了然。有些面子上挂不住也就走了。
郝倖仔：说到学界的人才考核，首先要说升等，大陆叫评职称，学名是“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是学者首要的评判标准，学界诸多故事和恩怨几乎都与此脱不了干系。曾在史语所做过5年副所长的林富士，用他的亲身经历跟我描述了史语所的升等。他自言在所里做行政时是个酷吏，脾气非常坏，批评权威不假辞色。但他的升等都非常顺利。他笑言就自己这样的做事方式，居然还能生存且一路升等上来，这就是史语所的伟大。这个伟大是看不见的。
黄进兴：这是个君子国。我从毕业就来这里，一直到快退休。这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地方。史语所能有今天，根源在于大家对人才的渴求如此强烈，从所长开始到下面每一个人。我经常跟年轻人说这个所的传统一定要珍惜，在全世界都很难能做到这个地步。这必须要有一个涵化的过程，要以内在的文化的秩序和涵养，不断熏陶大家自我克制。
郝倖仔：林富士做了5年副所长，您和王汎森做所长时都跟他搭过班。当年您把人事都交给他做，包括薪聘、升等、续聘诸多事项。他因而熟知所里每一个人的研究，以及跟学界的关系，谁是谁的友人，谁是谁的敌人。但当所有这些问题落到投票这一环节的时候，没有意气用事，没有因为私人恩怨借机想把谁做掉。否则一人一票不记名投票，想要反对你也没有任何办法。羡慕嫉妒恨在史语所就更没有发生。文字学门有一个说话非常嚣张、人缘差到极点的人，此人办升等时，大家也还是投他赞成票，因为他学术上硬。就是看谁用功、谁有成就啊，其他都是假的。这是让他最感动也是最骄傲的。
黄进兴：我们在评一个学者，不是评圣人，不是评政治人物。虽然政治立场也各有不同，会争论，会吵架，但是带到学术上，还是以学术水平来评判。
郝倖仔：说到人才考核，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陈星灿所长很有发言权，做史语所的外审专家很多年，升等、审稿、进人等等都曾亲身经历。拿升等来说，助研、副研、正研，陈所长都审过，他说都很严格，外审绝不是走过场。还有一个等级，就是仅比“院士”次一级的“特聘研究员”，要按规定把工资待遇涨上来，涨幅也分几个等级，类似几级津贴，规定也很严，也请外聘专家来参与议定，你认为某人应该被加到哪一个级别。陈所长由此认为史语所考核方面的制度已经很成熟完备了。
黄进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就借鉴了我们的一些做法。葛兆光专门来考察过。
郝倖仔：此外还有文章审稿，像《史语所集刊》，审稿相当严格，陈所长都做过。我当时笑言，还以为本单位人员怎么都能塞进《史语所集刊》发一篇。他正色回答：那是绝不可能的。
黄进兴：的确是绝不可能。
郝倖仔：《史语所集刊》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大陆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重要信息来源。直到今天，在大陆社科职称评审要求论文发表的评价体系中，将核心期刊分为ABC三等，《史语所集刊》高居榜首，位列5家A刊之一。要知道，发一篇C刊都不容易，A刊更是很多学人一生的梦想。这说明对于史语所，对于《史语所集刊》，学界是服气的。
黄进兴：一大堆注脚、罗列的史料、长段的引述，把证据一一摊开，就像法官判案一样，最后的判决书就是短短几句话，可前面的证词很多。阅读起来很困难，很无趣，很痛苦——这就是史语所的风格。它的走向就是，我摊开了，你就没什么可争议的了。这样的文章结论很坚实，除非你找到更多的证据，否则很难辩驳。结论定了就是定了。
郝倖仔：我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从《史语所集刊》里发现史料线索，对写文章颇有助益。
黄进兴：这就像盖房子，实实在在用的都是砖块，不是保利龙（注：泡沫塑料）也不是纸糊的，把房子拆了，建材还都在，还可以拿去盖别的。所以《史语所集刊》文章最早拿出的史料，你还会觉得很有用，还愿意拿去充实自己的文章。
郝倖仔：这是硬的东西。那些讲一大堆理论、主义，相形之下风一吹就垮了。所以到现在还有人谈陈寅恪。
黄进兴：当然史料学派也有毛病和盲点。但确实是20世纪初中国文史学界的革命。从《史语所集刊》的格式到写作的习惯，再到严谨的审查，即同侪之间就学问谈学问，不涉及情感，不涉及个人恩怨。
郝倖仔：说到《史语所集刊》，所里学人多提到：我们自己所长的稿子都被退。即便如此有人还要发难，审稿为什么要封名字？封名字就是玩假呀。《史语所集刊》哪里需要遮遮掩掩？既然是学术，就来呀，讨论呀。我是审查人，你是被审查人，我说你这一篇不行，就拿出来公开讨论。
黄进兴：史语所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还是会有人治的冲突。坦白讲，如此严格，里面也有坏文章。早年是半公开的，大家都知道是谁审的，所以就会有人治的冲突。这是人性。现在人人都面对这样的审查，院士、所长都一样，就公平了，都没有什么好怨的了，大家就会忍耐，因为知道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一关。
郝倖仔：除了外审专家，史语所还聘请不少大陆知名学者担任咨询委员。二者职能区别何在？
黄进兴：全然不同。外审专家负责审查升等或续聘等事项；咨询委员负责全所发展方向即策略。
郝倖仔：陈星灿所长说做这个咨询委员，也不拿薪酬，就是史语所想就发展的大方向，听听外面的意见。这是一种被信任的感觉。实际上是一个学术信用体系，西方也如此。他表示他们很应该而且正在力图向史语所学习。这是一个机制的问题。他肯定史语所的院士总体来说还都是质量很高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传统是保存下来了。
黄进兴：简之，史语所之能繁荣滋长，无非始终秉持学术多元的精神，培养了一块坚韧而纯洁的学术沃土，以供学者实践对知识的向往。
（黄进兴为台湾“中研院”人文副院长、院士，2009-2016年任史语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