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魏晋文人书札的文字辨识问题 ——以“勿勿”为例
文人书札，一般与正经文章稍有不同，由于看书札的多半为自己的亲人或友朋，彼此熟识，在语言运用上就比较随意，会用一些口语、彼此熟悉的习语。书写也无须严整，多为行草，因为对方的文化修养和自己相仿，在辨识上没有问题。
魏晋距今已有逾年，留存下来的文人书札虽然真迹极少，但还是由于唐代以来对书法的重视，留下不少摹本，而宋《淳化阁帖》以来，刻帖又为书札的流传立下了功劳。
书札中的习语，由于有一定的口语成分，有别于常见的书面古汉语，因此是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语料。但是具有个性化的手书，又为解读平添了一个文字辨识的问题。
对文人书札的解读，前人做过不少，相当一部分体现在笔记、题跋之中，宋代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就是这样的结集，而清代王澍的《淳化阁帖考证》则是对一部丛帖的解读、研究，至近代，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对包括魏晋文人书札在内的大量前人墨迹进行了著录收辑，亦功莫大焉。
对这些书札的研究尚有不少错误和缺憾之处，原因大致为：
一、由于不识草书，或不知书写人的习惯写法，产生误读。
二、由于传世的书札有毁损、拼接、改写等，以误为真。
三、尚有后人托名伪作，而释读未能反映历史真实。
四、由于对字面上貌似普通而其实有特殊意义的习语、俗词误读或者忽略。
在蒋礼鸿先生和郭在贻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对魏晋文人书札也曾做过一些研究，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对这部分书札的词语研究，与文字释读关系甚为密切。
勿勿，以前多识为“匆匆”，盖因勿、匆二字形近，草书易于混淆，而后人书信之中又常有“匆匆”语，故而长期未知其真义。
“勿勿”乃王羲之、王献之书札中屡见之习语，自颜之推释为“匆遽”，后世均相承袭，各辞书亦均用此说。郭在贻师在《六朝俗语词杂释》（见《训诂丛稿》第六四页）一文中正确地论证了该词义为“疲顿，困乏，心绪恶劣”，自此疑案冰释。今为增“勿勿”书证二例，并略述其词义变化及与“劣劣”不同处。
《大戴礼》卷第四，《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曰：“君子博学而孱守之一，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悒悒，忧念也），行无术数有名，事无术数有成（数犹促速），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非法不言，言则为之识之；非德不行，行则为人安之），君子终身守此惮惮（惮惮，忧惶也），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殄亦绝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勿勿犹勉勉），君子祸之为患，辱之为畏，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者恐其及己也（《论语》曰：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是故君子疑以终身（疑善之不与恶之及己也），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诟，耻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故愚惑者一朝之忿忘其身），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括弧内为北周卢辩注文，雅雨堂刊版）这段文字讲的是“君子”立身处事应严以律己，谨小慎微。悒悒、惮惮、勿勿、战战同此内容相联系而并举，均有常怀忧念、谨慎惶恐、勤勉自励之意。勿，微母；勉，明母（按《广韵》），上古均为明母，故勿、勉一声之转。勉勉，见《诗·大雅·棫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勿勿与勉勉声近义通，当亦有勤勉不懈、谨慎努力之意。故卢辩注文无论从声音及上下文义来看都是较合理的。词义引申的规律常常是：一词的义素在另一些语境中分别得到了强化、弱化或某种程度的转化，于是该词又有了其它的引申义，有时甚至习用其引申义而渐渐不用原来的意义。“勿勿”既有严谨自勉、常怀忧患之义，则可引申出忙碌不懈之义，例如《全晋文》卷一百二，陆云书札：“今送本往，能胜故不？意亦殊未以为了。南去转远，洛中勿勿少暇，愿兄敕所遣留为当尔。”忙碌与勤勉之间，词义联系还是很近的。又可引申出抑郁不乐、疲惫的意思，此与忧患自勉相距亦不算远，只是感情色彩上消极一些。王羲之有经国之才而因各种原因不得志，加之二王均健康不佳，因此书札中“勿勿”一词，既包含了精神上的忧惶，也包含了肉体上的疲惫。例如《全晋文》卷二十五：“愁憎患耶，善消息。吾至勿勿，常恐一夏不可过。”又同卷：“兄灵柩垂至，永惟崩临，痛贯心膂，痛当奈何，计慈颜幽翳十三年，而吾勿勿不知堪临，始终不发言，哽绝当复奈何。吾顷至劣劣，比加下。”遍检二王书札中有关“勿勿”“劣劣”句，又发现二词含义不同。劣劣仅指无力，身体不佳；勿勿则兼及心理状态，常与对某些具体事情的担忧有关。例如《全晋文》卷二十四：“羲之死罪，累白想至，雨快，想比安和。迟复承问，下官劣劣，日前可，力白不具。王羲之死罪。”信中有“死罪”“下官”语，说明对方实际地位官职比自己高，羲之在这类书信中从来不用“勿勿”，说明下对上称病可以，称不乐则显得不够惶恐恭谨。再则，书札中相应上下文中又有乏劣、虚劣，义与劣劣同。有顿勿、勿顿，义与勿勿同。而顿有处境、心绪困顿意，乏、虚则无，这也多少说明了问题。
郭在贻师阅本文初稿后，于“勿勿”条曾提出宝贵意见，谨记此：“勿勿是否由勉勉引申而来，值得商榷。窃意勿勿当与忽忽同源。勿，古音明母物韵；忽，古音晓母物韵。二字同韵部，而明母与晓母之字多有关系（如海字晓母，却从明母的每字得声，此即后人所谓复辅音也），因此勿、忽二字完全可以通用。忽忽有心情抑郁义，如《后汉书·桓潭传》：‘意忽忽不乐。’今语犹存。二王书札中的勿勿，多有忽忽不乐之意，故释勿勿为忽忽亦无不可。”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愚以为：忽忽与勿勿不仅义同，读音亦当同，皆读明母。《说文·心部》：“忽，忘也，从心勿声。”忘、勿古皆明母。忽、忘义同，徐铉注：“忽”为“呼骨切”，用的是孙愐《唐韵》，并不能确定汉音亦如此，而且，“忽”读“呼骨切”是在“忽”“曶”二字混淆之后造成的。《说文·曰部》：“曶，出气词也，从曰，勿象气出形。春秋传曰：郑太子曶。”徐铉注：“呼骨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十篇下：“忽，忘也。古多假曶为之。”长期的借用，忽读曶音即“呼骨切”也就不奇怪了。但这只是后来的事。视晋以前的“忽忽”与“勿勿”同音，是完全有理由的。忽忽与勿勿是一对音同义同的联绵词。二王书札中有勿勿，也有忽忽，互用较自由，说明只是换个写法而已。因此忽忽的存在并不影响到对“勿勿”词义变化的讨论。在音、义上，勿勿与勉勉，以及后来的闷闷，更存在饶有意味的联系。
更具正统地位的帖学传统
近些年的艺术品市场，文人与名人书札成为一个热门品种。笔者印象中，这股热潮以2013年上海朵云轩两次政治人物亲笔专场的大热为标志，连带以往就颇强势的鲁迅、胡适等文人、名人手札和日记，共同在市场里掀起一股热卖潮流。
这一潮流，我以为是由中国传统艺术的人文性决定的，自古字画买卖是以“名人字画”为号。在西学东渐的二十世纪，人们越来越接受舶来的“艺术家”概念，造成艺术品市场曾一度淡漠这一传统。但中国人重读书，素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这是我们民族无法割断的血脉。
正是这种血脉，造就了古老中国伟大深厚的书法传统，造成了书法史上独有的帖学与碑学分野的现象，并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绘画史的走向，铸就了足与西方艺术分庭抗礼的中国书画博大深厚的底蕴。
书法家，是西方“艺术家”概念为国人广泛接受后，现代社会分工与民族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产物。比中国书法史更具正统地位的帖学传统，某种意义就是一部文（名）人书信手稿的历史。碑帖之别，似乎帖是写在纸上、碑将书写的墨镌刻于碑版的不同。然而，笔者以为帖的内涵反映了士人的精神，而碑学的兴起，不过是书写风格与趣味的一度转换，但以书为士人心迹的本质仍一以贯之。书为文痕、更为心迹的特色，某种程度上令誊抄前人格言、古人诗书为主的当代书法家面临困境。换言之，虽然书法在今天仍葆有其艺术特性，但纯以点画章法一较短长的当代书法家，如何区别于当年同样写得一笔好字的敦煌经生与代人誊抄的职业书者？如今，有一些书法家试图通过向纯“艺术”靠拢的努力，来化解这一尴尬。但这非本文的讨论范畴。笔者言此，只为说明手札稿本的价值与意义。
在根本上是人格的象征
书札，是古人的书信或者公文。在书写尚未改变之前的中国书法史，主要是由这些正式非正式的文稿所构成。史上最强收藏家乾隆皇帝就因蓄有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以及王献之《中秋帖》这三张晋人的便条而喜不自胜，额其书房云“三希堂”。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二王遗珍，都是当年作为通信手段的关于问候、约会、言说日常杂事的简短信札，而大名鼎鼎的《兰亭序》包括能与之相提并论的颜真卿《祭侄稿》、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米南宫《蜀素帖》，也即天下四大行书，不过是些诗文草稿。
或许有人疑惑，难道古人所贵，不是欧虞褚薛初唐四家、颜柳等人那些为今人耳熟能详的楷书？答案是肯定的。楷书虽为因习字目的不同而重视法度的今人视作根本，却非古代士人书写的本色。因为在以书写为要务的他们，法度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习惯，而非今人眼中的难点。因而，嗜书如命的米南宫就曾将工整的楷书贬作“状如算（盘珠）子”。
《兰亭序》与《祭侄稿》的涂涂改改，《黄州寒食帖》的情不自禁，传达的乃是一种心境、一种风度、一种士人心绪律动的过程。所谓的人格迹化，除了文字本身，还有什么比书法更合适？而重要的铭文言论，比如《九成宫醴泉铭》《圣教序》《千字文》等，文人、名人誊写自不同于经生。或许，这于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任务而非真正的心迹。而如张之洞之流为筹军费为土豪亲笔撰文，不仅仅是在卖字，更是在卖文，根本上则是在卖名……
读书人自撰诗文，让写字这件看似普通的事，更彰显出书法的意义，也更具备今天所谓的艺术性。甚至，书法在根本上来说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而更是人格象征。故古人论书历来有“字如其人”“心正则字正”之说，失节者如蔡京虽艺高而不取。
很多皆真伪难辨
古代书画历来以人传的历史，反映的是国人重文的实质。苏东坡墨迹，在其生前就是士林争藏的对象。而赵孟頫，是继苏黄之后在士林升起的又一颗耀眼明星。虽然在文学上赵并不能与苏相提并论，但在艺术上他却足可傲视他的这位前辈。
帝室贵胄的出身，保障了赵孟頫的名满天下，而他过人的天资，不仅令他成元初文苑领袖，更成就了他涵盖诗文书画包括考据鉴藏上的成就，并引领着其后六百年书画发展的重要走向。
从收藏的角度而言，传世挂在赵孟頫名下的作品并不在少数，但很多皆真伪难辨。与赵孟頫情况类似的还有明代文徵明与董其昌，他们之所以会有大量作品传世，一则因为高寿；二则因心在林泉；三则因生前即名声显赫，学者翕从。特别是赵孟頫，不但同时代便有学其书近乎乱真者，其作品还曾受到后代皇帝力捧，造成历代仿者众多，赝鼎流传也就顺理成章。
从绘画史的角度而言，赵孟頫属于中古时期的人物；而就收藏的角度而言，赵孟頫作品已属高古时代的作品。因为大量元以前的作品均已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收入囊中，民间已稀若星凤。在明清尤其是清代作品为主流的古书画市场里，赵孟頫的作品已极其罕见。尽管市场中他的作品，相比同属元代、作品几乎无存的书画家群体，略有一些存量，只是素多争议。
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属为市场所称道的“名真精新”之列，是二通标准的书札，代表了帖学在追慕古风的元代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是一件流传有序并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名件。此作明清两代经王惟俭、王鸿绪、伍元蕙、何昆玉和何瑗玉兄弟、陆心源和陆树声父子递藏，咸丰年间曾刻入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中，并著录于陆心源的《穰梨馆过眼续录》及近人张葱玉《木雁斋书画鉴赏记》。一百多年前流入日本，经澄怀堂山本悌二郎、知名书道家赤羽云庭旧藏，并经过多次出版与展览，长期作为研究赵孟頫生平、交往、书风的重要文献资料。
具备最为杰出的赵书特色
此卷凡二帖，名《应酬失宜帖》和《奉别帖》，皆书与好友右之，即郭天锡。郭天锡系元代名士，字佑之，号北山，曾官御史，今山西大同（云中）人，或作天水人，侨寓杭州，居甘泉坊，与赵孟頫、鲜于枢、乔赏成等交往甚深。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非今故宫本）而额其室曰“快雪斋”。郭天锡是元代重要的鉴藏家，藏有大量极其显赫的法书名迹，如传世的唐摹《神龙本兰亭序》《仲尼梦奠帖》、米芾《珊瑚复官二帖》等。赵孟頫与郭是多年好友，曾为其跋晋人《曹娥碑》、欧阳询《梦奠帖》，将自己收藏的《保母砖帖》拓本转让与他。《致郭右之二帖卷》中的一通书札，也记录了赵与郭交易藏品的些许信息。
研究赵孟頫多年的王连起先生认为，《致郭右之二帖卷》是赵氏作于45岁之前。赵孟頫早年书传世极少，尚处在广泛师法前贤的时期。从此书亦可见其师法甚广，从中可知的是，此际赵孟頫艺术风格还未完全定型。
二帖皆纸本，合成手卷。前一帖行草书三十二行，因起首有“奉别”二字，故著录家皆称之为《奉别帖》。另一则名《应酬失宜帖》。当代学者认为，《奉别帖》所作日期，约为赵孟頫为官自求外放，将赴济南之前。《应酬失宜帖》，一种意见认为作于至元二十九年之初，另一种意见认为作于至元二十三年，“程文海奉旨江南搜访遗佚，‘搜访’到赵氏不得摆脱之际所书”。
对此问题笔者并无深究，只是想说明，若后一说成立，那么《致郭右之二帖卷》无疑蕴含了重大史学价值。因这是有关被后人长期诟病的赵孟頫仕元“失节”的重要文献。其书一度被讥“软媚”的无稽之谈，亦缘其“失节”问题生焉。
赵孟頫33岁被征赴京之前，居于江南。札中提到的“远行”“远役”，很可能指不久后的北上面圣。程文海奉旨到江南搜访遗佚，很清楚对前朝王孙赵孟頫的“强征”，对元世祖而言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而对赵孟頫而言，无疑有失节之虞。赵孟頫先前已拒绝了多次举荐，此番又不得不面见负有皇命的程文海，其压力可想而知。
虽然与成熟期的风格尚有距离，但《致郭右之二帖卷》具备了宗法二王而自出新意最为杰出的赵书特色。潇洒倜傥而又跌宕起伏的行笔，反映出赵孟頫这位当年的士林明星在文辞书法中所表现出的心境。而其写信时的心绪起伏，若仅仅通过文字而非线条的律动，又岂能直观真切地捕捉？
识此，书札的独特性及其于书法史的价值与意义，当知非誊抄文铭可与比拟，而对其历史、文化与艺术乃至于帖学史上的多重意义，想来也可以有深一层的认识。
书信尺牍，自古就是书法传承的最佳载体，如二王的《平安帖》《丧乱帖》《中秋帖》等，不都是千秋传世的法书经典么？而流传在民间的一些古代书札，虽断缣尺楮，即便真伪尚存争议，但只要递嬗有据，也一样为世所珍。最著名的一例，如前几年纽约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中，苏轼的《功甫帖》，仅两行九字，最终以八百二十二点九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折合人民币五千多万元。《功甫帖》即东坡先生写给亲密朋友郭功甫的辞别信，字数虽少，却极富神采，历代鉴藏家均对《功甫帖》评价甚高。据清人翁方纲之考，《功甫帖》乃苏轼三十六岁时所作，作品结构紧密，气完神足，充分展现了苏轼的笔墨情怀。
也许古代的书札年代过久，故增加了专家鉴别的难度，引起的争议也多，相对而言，民国时代的文人书信因去时不远，则更受藏家喜爱。就近年的书画行情来看，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其市场的成交价都远超同时期的书法大家。究其原因，首先是名人书信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旧时文人善书者多，尺素中自有一种风雅的性情流露。再者，书信中所涉及文人间的诸多内容，较之于常用的诗词警句等书法题材，无疑更具收藏价值。
一般而言，对于名人书札的价值评定，通常的标准是：书札历史越久远，名头越厉害，内容与重大事件越有关，那么价值就越高。就近代的历史来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那批改变历史走向或是影响社会风气的文化名人，譬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批文化名人，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时代前列，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属于标杆性人物，他们的书信手稿可以为那个时代提供更多的研究信息。记得在二〇〇九年春拍中，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曾创下七百多万元的成交高价。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徐志摩都是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于文化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身处历史事件的中心，许多信息都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脚。还有就是鲁迅，这位百年来最受关注的作家，关于他的每一条新闻，都会成为热点。在二〇一三年嘉德春拍中，鲁迅一页《古小说钩沉》残稿，只有短短两行字，后来由周作人在稿纸的末端再加题了两行文字：“右为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时手稿。时在民国初元，距今已五十年矣。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知堂附记。”说明这页手稿为鲁迅真迹，随手寄给当时香港的鲍耀明。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双峰并峙”的“二周”，却在一页手稿上“并峙”，所以引起格外的关注是必然的。结果，此页手稿从最初的估价六十万元，一路竞拍，最终以六百九十万元的高价被藏家收入囊中，是起拍价的十倍多。鲁迅先生的书信手稿，一直是拍卖市场上吸聚众目的焦点，在两年前的一场西泠绍兴春拍中，先生的一枚一九二八年致章矛尘的信封皮，二十二万元起拍，四十二万元落槌，加佣金需四十八点三万元了，可见市场对名家手札的追捧热度。
确实如此，随着藏家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专家学者的介入，如今，文人手稿的书法艺术性得到了重估。而艺术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文人的书信还体现了趣味性、真实性以及极高的史料文献性。因为书信大多写给自己的亲友，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不求公开，直抒胸臆，不事雕琢，这就可能包含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有的书信历经大半个世纪从未披露，如今读来，还原并丰富了当时的情景，也使每一个人物或事件，更接近了他的本源。记得梁实秋先生曾写文章说，他收藏的名人尺牍必须有几条标准：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太恭楷或太潦草者不收；还有“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或是“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 我觉得最后两条颇有意思，如果一封书信毫无价值，或是太有价值而永远不可示人，那又有什么收藏意义呢？
由于受民国文人书法的影响，我于平素闲暇时，也尤为关注文人尺牍的收藏与鉴赏。当然，对一般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一线名人的书札虽好，但万众瞩目，其价格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我财力有限，则更喜欢关注一些并非炙手可热的名人手札。我以为收藏最讲究的是一个缘分，或众里寻芳，或不期而遇，幸而得之，皆有一份自在，且两情相悦，皆大欢喜。有时即便是人弃我取，又何尝不是藏玩一乐？所以，近年来由于缘分之惠顾，也使我获得了如张元济、陆澹庵、梁实秋、沈从文、平襟亚、赵景深、陈巨来、张伯驹、来楚生、陈从周、郑逸梅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手札。在收藏上我从未有过那种在所不惜、志在必得的豪举，人生如寄，因缘聚散和合，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拥有的。
这一册《尺素风雅》，即是我近年来所写的文人书信之解读，书中小部分的书信原件属我所藏，甚至是首次公开，但更多的是来自上海档案馆以及其他几处的珍藏。过去文人的一通书札，有的书写相当随意，不署年月；有的所说之事或人，仅通信当事者所知……所以在解读过程中，不光是辨释文字，更要了解其时间的背景以及信中所谈的本事，困难自然不少。我虽勉为其难、陆陆续续地完成了三十八篇，但其中错讹之处一定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能随时给予批评指谬，我一定闻过则喜，珍惜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
一书之成，自然少不了诸多师友之助。感谢同道李晨小姐，每月按时并不止一次地催我写专栏，包容我的拖沓。说实话，若无她的鞭策，这些文章都会在我的惰性中遁逃得无影无踪，更何谈编书成册？感谢陆康先生，还有郑有慧、邢建榕、王金声、唐吉慧、吴东昆、王叔重等几位师友，此书中好多信件、图片等资料，都有赖于他们的提供和帮助。还要感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屈笃仕和张金辉两位编辑，没有他们的大度接纳和用心制作，此书恐仍在计划的空中摇曳。最后，要感谢语言文字专家王敏和沈阳的李景祥先生，尤其是李老先生不顾高温酷暑，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的书稿审读，提出了多条很有价值的意见，避免了不少错误出笼，让我感佩无尽……当然，要鸣谢意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若有阙漏，还望宽容海涵为幸。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近期陆续有新的孙中山手札、黎元洪手札现身收藏界。一封宋庆龄给孙中山的二女儿孙婉的信件不日也将随“精诚笃爱——孙中山与宋庆龄文物特展”首次赴台北展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宋庆龄最早期的手迹之一。
名人手札即名人书信，历来都是收藏家们追逐的对象。其收藏价值按照“真、精、稀”的原则，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个方面来度量，上下款必有其一为名流方可称名人手札。我国传世至今最古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即是一通书札。与创作高轴长卷书法作品刻意求工不同的是，手札多求书写便捷，随意所至，自由畅达，内心的感情自由地流淌笔下，心到、意到、笔到，更能表达书写者的书法修养和真率的情感。一些文人手札叙谈生活情状，真率亲切，虽只言片语，而萧散性情尽显。
与收藏名家书画作品相比，手札虽是小件，但却以其独特历史文献价值，受到不少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藏家青睐。
古代名人书札存世极罕，多藏于博物馆中，市场上也极其罕见，即使出现，一般也被视书法名迹，拍价极昂，如2002年的嘉德“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拍卖会上，有“明代名人尺牍”共20册，收有明永乐至崇祯年间重要历史人物400余位的书信，这批书信以990万元创下了当时中国古籍善本单项拍卖纪录。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多是近现代名人书札。如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孙中山致叶恭绰书札四通便拍出了111.1万元的高价。2005年，黄宾虹致陈柱书札十八通，曾著录于《黄宾虹书信集》，拍出了55万元高价。
去年以来，随着书法市场的逐步走高，名人书札与手迹也水涨船高。如周作人的文稿去年底在嘉德以358.4万元成交，创下了周作人手迹的拍卖纪录，其中收有周作人《北京的风俗诗》、《天桥志序》、《口占赠行严先生》、《燕京岁时记》、《结缘豆》、《自己的文章》、《旧日记抄》、《日本的落语》等；此外，一封白石老人委托藏家替他卖画的书信也以33.6万元拍出。
收藏名人信札，主要需关注作者的知名度，一般知名度越高，价值就越高，其次，年代越久，价值越高。书写的内容和题材也有较大关系。在当下这一电子时代，从收藏角度来看，物以稀为贵，手书的名人信札会越来越珍贵。某些特殊人物的手札墨迹，更是因其存世稀少求者众多而使价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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