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默认的两种关系：“我和它”与“我和你”

“我和它”

一位刚刚失去姐姐的女士，告诉我，她接到了一个朋友的慰问电话，他在电话中表达他的哀悼。但是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她突然听到了那边敲击键盘的声音，原来她的朋友边跟她通话的同时还在写电子邮件。

在这位女士如此痛苦的时候，朋友还在做其他事情就让她感到非常气愤，这时候她觉得朋友的话越来越空洞敷衍。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把这种交流称为“我和它”。

来哀悼的那位朋友大概只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打个电话表示哀悼，但是因为情感上的注意力不集中，他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心理学家把这种对待别人的方式叫做“动因性”，即把他人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当我丝毫不关心你的感受，只想从你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动因性的。

从处理日常事务的角度来说，把与别人的关系看作“我和它”是必要的。比如，隐性社会规则会告诉我们哪些人是不需要深交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它”。

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很多时候我们与别人交往时只看重他们的社会角色，比如女服务员、商店收银员等。这时候，我们只把他们看作是他们代表的那个“它”，而忽略他们的其他层面，也就是他们的个人身份。

“我和你”

情感亲密的“我和你”的关系正好与情感上匮乏的“我和它”的关系相反，在“我和它”的关系中，我们仅仅把他人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在“我和你”模式中，维持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情感就是我们的目的。

“它”可能是由于控制理性和认知的大路神经系统引发，而“你”则是与感性的小路系统有关。就像母亲总能够本能地感受到婴儿的需要，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感受。

同理心为建立“我和你”的关系打开了一个通道。我们不仅进行着语言上的交流，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灵交流。

就像哲学家布伯说的那样，“我和你”的关系“是整体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感受”，也就是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别人已经成为我们同理心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感受到别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因此我们感觉找到了知己。

在我们的价值观中高度重视这种“我和你”模式，即对别人需求和感受的感知以及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

在我们认识或者热爱的人中，比如我们的直系亲属、恋人、配偶、老朋友等，往往都存在着这种亲密无间的氛围：两人可能同时产生某种感觉，不需要我说什么，往往是一个表情，你就能感觉得到我的需求或者想法并且采取行动。

这种状态不仅涉及情感，还涉及认知方面。我们之间关系越亲密，我们可能就会越坦白，越专注。我们共同的经历越多，我们就越容易了解对方的感觉，对事情的看法和反应也会越相似。

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人们之间的任何重要共同之处都会引起“同伴感觉”，比如成功地和自己心仪的对象搭上话，打电话给陌生人向他推销商品，或者在漫长的飞行途中和旁边旅客聊天打发时间的时候，都是如此。

在这种表面联系之外，弗洛伊德发现这种紧密联系还可以带来强烈的同感，一种觉得别人和自己极为相似的感觉。

在神经学层面上，“开始认识你”意味着我与你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达到共鸣。我们的精神状态越相似，我们就越会感觉自己找到了知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点也会越来越多。

随着我们对他人的认同，我们的思想似乎也在融合，以至于不知不觉中我们会像看待自己一样看待别人。

我们毕竟不是圣人，要求我们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作为“你”来对待未免对自己太苛刻。

哲学家布伯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他认为，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自我，两个“划分清楚的区域”，一个是“它”的世界，另一个是“你”的世界。

在日常生活琐事中，我们则处于“它”的世界，我们进行这种功利性交流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亲密交流时，我们处于“你”的世界，这种状态才是人生最美妙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