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立 | 树木的最后坚守

父亲这棵树,倒下了。父亲栽种的树,一直坚守到了最后,容下了父亲的一生。

树木的最后坚守

文·李新立

那时候,我真不明白拥有树木的实际意义。

一九七六年春节刚过,我们一家有一个短暂的外地生活,因老宅太挤,便随父亲去当地偏南的乡村度过春天和大半个夏天后,又坐着一驾马车迁了回来。在村子的瓦窑坪上,我和兄长围着从马车上卸下来的简单家什,心里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疲惫感。关心一座院落和院落里的房间,是父亲的事情,我只想在温暖的土炕睡上一觉。但是,这次,我们心中无所不能父亲,没有给大家过节般的惊喜。我们依然没用新院落居住,在生产队队长的指引下,一家人来到了瓦窑坪北边的养猪场。

进去,左手,西边,两根檩条修建的滚椽房,大约足有三间屋大。从踏进大屋的那一刻起,父亲和母亲的脸上带着感激的神情,我隐约明白,这种感激来自于生产队派来的人手正在快速盘一眼大炕和能搭两口锅的灶台。不多的行李随便堆在地上,我本应该在好奇心的驱驶下,观看几位大叔盘炕建灶,可往行李上一靠,却很快入睡,醒来已是天明。惭愧的是,实在记不起这个夜晚,父亲母亲和兄长是怎么入眠的,也记不起随后的几天里,我们一家如何在潮湿的土炕上度过,以及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或许,我的注意力很快被新的环境所吸引,而忽略了其他事物罢。

养猪场及其周边,在我的视线里充满新鲜。除了饲养院,再没有比养猪场更大的地方。高而厚的围墙,将两三亩地圈了起来,北边的猪舍里,大约有三十头猪,黑毛长嘴,眼睛细小,每天挨刀般的嚎叫声此起彼伏。它们吃苜蓿,吃青草,吃麸皮,吃洋芋,互相为食物打架,温饱后死了一样长睡在舍墙下晒太阳。我喜欢嗅青草的气息,还喜欢麸皮被开水烫熟的味道----饥饿也随之而至。秋季雨水充足,猪粪和着泥水在大院里肆无忌惮地漫流,大半个村庄充斥在恶臭中,我们一家差不多习惯了这种气味,也没有听到还有谁家因此报怨过。猪是村庄可以换钱的家畜,年关将近,它们还可以让每家每户的大锅里,见到珍贵的动物油腥。

母亲上工前,必然告诫我,不要到树林里去,那里面有蛇和马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养猪场的西墙外,的确有片树林,我违背母亲的警告,慢慢喜欢上了它。树林小,半亩左右,长了榆树、柳树、槐树和杏树,我注意到它们时,榆钱落尽,黄杏匿迹。我还注意到了树林北边的几眼窑洞,虽然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但总觉得阴森可怕而很少靠近。倒是地上生长着的野花野草,很吸引我的眼睛。小花上有蜂蝶,草茎上有蚂蚁。蚂蚁和蝴蝶打架时,蝶蝶显得十分软弱,经常被蚂蚁拖走。偶尔,我会用草茎捅蚂蚁的洞穴,还会撒尿进行袭击。好长时间里,我一直把这片树林视为少有的乐园,但这并没有引起我对树木的重视。

养猪场内偏东,有两棵杏树,从高大的样子看,已经生长了好几年吧。它们并排站立着,中间隔了约两三米的距离,茂密的树冠几乎交织在一起,俨然一间不错的没有围墙的草房子。我不喜欢到这里去。一只个头高大的黑色土狗盘踞在那里,两树间正是它的安逸小窝。狗的警惕性很高,不管谁进院,都会迅速钻出巢窝,虎视眈眈地打量来人,双目炯炯如电。可是,这里,却成为我们临时的家。

七月二十八日后,一辆鲜见的吉普车开进村庄,给识字的和不识字的人们散发了一张张粗糙的麻纸。大家看了上面的文字后,立即进入防震。上小学的兄长也不时带来学校讲解的防震常识。于是,我们熟视无睹的老鼠、蛤蟆、鸡、牲口,井水、云朵等等,无所不包地进入了全民关注的对象。人们晚上都村房屋里撤了出来,在自家的院子里搭起了简陋地帐篷。

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搭建防震帐篷呢?年富力强的父亲环视大院,把目光停留在两棵杏树上。动作真的很快,当过兵的父亲挪来一个养猪场废弃不用的石质猪食槽,立了起来,与杏树形成一个三角状,然后环绕一根绳子,三边搭上破旧的被单,这样一个背靠着狗窝的棚子落成。我仍然不懂得,搭建房子离不开木料,只是对这间窝棚再次充满了兴趣。躺在铺了麦草的地上,看着从树叶间洒下来的夜色星辰,听着远处的蛙鸣狗叫,竟然兴奋得难以入睡。

几天后,我们又回到了大房。尽管我从未有过嫌弃这样一个大院和一个大房的念头,可不曾想,大房也只是临时的安身之所。父亲在最近的日子里,一直为新院落而努力着,只是,修建新院的程序和进度比较缓慢。

中秋还没有到来。那个深晚,养猪场和平时一样包裹在黑暗中。一头猪恐怖地叫声将我们惊醒。偏住一隅的养猪倌没有起来来出屋,悄无声息,竟然连那只大狗也哑巴了似的。黑暗中,父亲和母亲把被子压在了我们弟兄的头上,生怕声张出来。所谓狼行独晓,第二天,我们终于知道,凌晨时分,一头猪被窜入养猪场的野狼掏空了内脏。

这些铺垫,只是为了说明“家”的重要程度和家与树木的关系。而这次野狼事件,也正好加速了新院子落成的进度。

新院子在瓦窑坪南边近五百米处,北边靠着一户人家,南边是不大的一片耕地。

刚搬了进去,除了占地面积过小,再没有觉得它与养猪场的大房有什么不同。但刚进入中年的父亲很有成就感,他从房间走到院里,再从院里走进屋子,享受着脱离了老宅拥挤多事后的安静,体验着从养猪场搬出后的清新空气,甚至,看着在院子里玩耍的没有长大的我们弟兄,体味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富足。

腊月三十的下午,天空像往年一样阴沉了下去,意味着必然有一场雪落下。这种天气并不影响父亲的心情。热爱眼下生活的父亲,把从集市上购买来的红纸、绿纸折叠了起来,用剪刀剪成长条,拉开,形成整齐而又色彩斑澜的网状,想妆点一下这个新院子里的第一个春节。他把纸条拿到了院子里,却站住了,用目光寻找着什么。片刻之后,他决定把它们挂到院子里的一条晾晒衣物的绳子上去。我觉得,这实在是最好不过了。入冬后,山上的和村庄里的所有树木蜕尽了绿叶,连一片枯黄的叶片也没有留下来,那些疯长的杂草干枯后,尽被人们搜刮回家,用作烧柴,大地一片灰黄。有了父亲的这些纸条,我家院子里的色彩丰富了起来,百花绽放一般光鲜。

我还是感觉到了父亲的一丝不快。一直到守夜时,他说:“咱院子里就是缺树”。

许多人可以把院子里的树理解为财(材)的象征。而我更似乎觉得,父亲是要把彩色纸条挂到树上去。树,便重要了起来。

很长时间里,我不是那么喜欢树木,以为风就是树木刮起的。村庄北边的山口,每年春天来临时,都会卷进一阵黄风土雾,树木像摇旗呐喊的勇士,把土雾吹得到处都是。可是,村子里的人们每年都要在山坡上和沟壑间裁下杨树和柳树,当然还有杏树和榆树。俗语说,“种榆栽柳,不做也有”,意思是说,种上榆树和柳树,即便是不做农活,也不怕没有柴(财)用。我怀疑这条谚语对人们的植树热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父亲的话语和决定一直是对的,对得不需要任何理由。春节过后,父亲坚定地说:“春暖了我们要种些树”。我和兄长也坚定地点着头。

三月,在外地做工的父亲总是手里提着一捆新疆钻天杨树苗,赶在日头落西之前回家。他一进门,就拿起尖锨,在院前屋后忙着挖树坑。我们从父亲的行动中知道,春暖了。父亲栽树时,我和兄长去一公里之遥的沟里抬水,认真浇到培好的树泉里。于是,刚入夏,我家的院子外围,父亲栽下的杨树全部发芽,盛夏时,灰绿色的叶子比我的巴掌还要大许多。

父亲对这些成绩显得相当满意,每每回家,不是看他的孩子们长高了多少,而是去查看这些杨树发生了什么变化。父亲说:“这些杨树,没几年就长高了,到时候,指望它们为你们修房子哩”。父亲口中的“你们”,指的就是我们弟兄。可是,我有个疑惑,我们不是有房子吗,并且还是新的,为什么还要修建房子呢?

母亲肯定不知道我的疑惑,但她为父亲的话语作了注脚:“给你们打新院,修房子,娶媳妇哩。”当然,当时我们必然对母亲的话语,尤其是关于娶媳妇儿一句有所抵触。等我长大了,一切变得亲近而又令人伤感。

我家门前有二分大小的空地,长满了杂草,一直处于无主状态。第二年,父亲又带回来了几十棵钻天杨,说:“就种在门前的空地上吧”。他在空地上划了些格子,交待说,必须在格子的交叉处裁上一棵树,过不了多久,这儿就是一片小树林了。还说,树裁上后,可以在空闲处撒些的花籽。不管怎么说,我们亲眼所见,树木是修建房子必不可少的材料,那好吧,父亲的决定必须执行,便用一整天时间种下了那些树木,然后翻了土地,撒下了花籽。值得一提的是,户外种花,并且成片种花,大约在村庄相当稀奇,当花籽发芽,使劲长高,绽放出拳头大的花朵,人们路过驻足观看时,我和兄长的内心充满了无比的骄傲。

除此之外,父亲还在这片林子里种下了村庄没有的树种。

比如两棵杜仲,树干笔直,树皮灰色光滑,叶子灰绿。父亲告诉我们,那是药树,树皮是中药,是调料。我们试着剥了一点,树皮里有胶状物质。还有一棵水密桃树,当初只是一棵小树苗,刚撒出的叶子阔大、翠绿,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三年后,它终于长出了三个鸡蛋大的果实。有一棵红柳种在院门口南侧。这个生长在大漠的树种,在相对雨水丰足,土壤肥沃的土地上,表现出极强的生长欲望,刚裁下去时,麻杆一般孱弱,几年后,就足有碗口那么粗,深红色的枝条上,从夏到秋一直长着火柴头大的蓝中带白的花。

一棵沙枣树,也有人叫它香柳,让我们出尽了风头。它长在院子里,小叶子,灰绿色。每年端午节前后,丁香大小的白花挂满枝头。只这一棵树,使整个村子浸泡在密一样的香气里。于是,这棵树的枝条成了人们索取的对象,直到如今,它们还在一些人家的院落里布香。

而更让父亲高兴的是,实行土地生产责任承包制那年,不算田头的树木,我们家还分得了两片一把合不住的杨树,约摸八九十棵。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这些树,再过几年,就全能做椽了”。此时的兄长已经成年,父亲开始在院子里观察、丈量,计划用这些树木再修建一座房子,为兄长成家作准备。

我不想用“贫穷”一词来形容村庄,可事实的确如此。村庄地处六盘山甩下的尾巴上,和川道相比,雨少,山高,地薄,就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那些树木,对每一户庄稼人而言,就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我依然相信父亲是对的,面对父亲的提议,虽然缄口不言,但已经少了抵触,甚至少年的羞涩。

我家院子里的房屋本来不多,仅有院北两间大的主屋和一间厨房,这已经够奢华的了。房屋东西走向,东北角上预留了可容两间屋的位置。在父亲的规划下,用一些树木作椽,终于修建了新屋。这里,几年后就成了兄长的洞房。

我第一次明白了拥有树的意义。

然而,出乎意料,关于树的战争逐年拉开。

门前的小林子里,父亲还栽下一棵桑树,大约是为了让它的果实解决我和兄长的口腹之欲。老宅的后院里,有两棵桑树,躯干粗壮,树冠盘枝错节,巴掌大的叶片后面隐藏了许多墨玉一样的果实。这两树虽然粗壮,但主躯干歪歪扭扭的,一点也不美观。四五年后,我和兄长才发现父亲栽下的这棵树根本没有挂过果,可它的躯干笔直坚挺,雄纠纠气昂昂地立在那里,样子十分扎眼。父亲和母亲也注意到了,说,就算结果,它也是棵好木头。我不知道好木头实际所指,问题是,好的东西必遭摧折。

那天傍晚,我从十里外的中学放学回家,路过小林子时,只是回头看了几眼,就觉得少了什么。可是少了什么,我竟然没有发现。兄长已经在公社的林场打零工,我只好把这种感觉告诉母亲,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少了棵树。我赶紧跑到林子里仔细查看,是的,少了棵树,少了棵笔直的桑树,它被人紧挨着地皮锯掉,那个茬口,白晃晃地,像断了骨头。后来,明眼人发现了它的去向----在一辆新做的架子车上,它做成了右车辕。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啊,材质细密,表面光滑,纹理清晰,真是个“好木头”。

从此,村庄里不断传来树木被袭的消息。

树木是我们家的宝贝。母亲因此惊恐不安,几乎每天都要去查看树木。父亲因此也经常回家,提了尖锨加强巡逻。那年运用抓阄的方法分配土地和财物时,我家的土地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坡地显陡,平地偏远。十分幸运,分配树木时,我们手气相当不错,分得了西边山顶上四十多棵已经成型的杨树,虽然不算最好,但和山坡上的比较,属于上等。母亲带着我和兄长,不仅去看了树木的具体地点,还一一清点了数目。还分得了村南沟口的一片榆树、杨树、柳树混杂在一起的树林,沟口水分足,树木长得更茂盛些。这里,母亲在空闲之处撒下了紫花苜蓿的种子,夏天里,沟口一汪蓝雾笼罩,给路人留下了一个夏天最美好的印象。

防范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盗窃防不胜防。母亲和父亲一样,习惯于一早去树林看看。她是小脚,我能想像得到她行走的困难。去西山顶上,然后又到村南沟口,差不多占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某天中午,父亲回家,却不见母亲回来,正在担心时,她回来了,艰难地拖着一大捆新鲜的树枝。放下后,她和平常一样走进厨房。父亲诧异于这些树枝的来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沟口的杨树叫贼袭了个净光。我已经知道,她平静的神情背后,掩藏着悲伤和愤恨的心。

而母亲又说,还好,沟口的柳树、榆树都没有动。那是含笑的表情,“这贼不坏,还给咱们留下了树枝。只是,我一个人拖不回来”。留下的树枝,也是烧柴。我们把树枝搬回家,再也没有打算在沟口补栽树木,好在,那些残留的树桩上,第二年又绽出了新芽。

父亲和许多人一样,惊讶于窃贼的肆无忌惮,但又无计可施。母亲自从沟口的树木被盗后,她对西山顶上的树木管护开始懈怠。父亲唯一的办法是,当他回家后,去山顶上看一看。他每月能在家呆三五天,大约深秋一月里,父亲只去了一趟西山顶,便再也没有去,也不说为什么不去。母亲也不问原因,就那么和平常一样沉默着。而我,已经明白,母亲和我一样,知道山顶上的树木已经成了别人家修建房屋的好椽。

父亲和母亲,该是多么无奈和失望!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构建的“树”计划,被别人一步一步瓦解。

父亲和母亲那时计划着“建新院,修新房,娶儿媳妇”,大约是想把儿子们一直留在老家,他们也不曾想过应该让孩子们走出山村,这不过是保留了村庄最大的传统。我初中毕业后,过早地离开了老家,在外面艰难地混时光,此时,村里有几户人家通过移民渠道远走他乡,据说过着不错的日子。而父亲大约也看出了当时的老家环境并不比城里强多少,他退休后,终于也留在了城里。老家里,留下了兄长和那道院落,以及院落外围的杨树。

院外的杨树,是两排,第一排紧靠着院墙,另一排距离第一排约一米的距离,它们互不干扰,长势相当符合父亲的预期,直径约摸三十公分,如果再长一二年,完全是上好的檩条。门前的杨树、柳树长势也令人看好,都足有碗口粗了。这时候,兄长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但兄长不像父亲一样,计划着给他的孩子打院修房,而是希望孩子都能走出去,在外面立业成家。但兄长不是没有计划,他想着用父亲栽下的树,将院子里的旧房子再翻修一遍。

这个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父亲母亲及我在城里虽然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可面对老家,不会不问不闻,时年将近七十岁的父亲,计划着从不多的退休金中抽出些钱来,帮老家购买些木椽、窗户一类的物资。而就在这时,又一场关于树的变故猝不及防地光临。

不知是怎么想的,有户人家突然对我家门前的树木产生了兴趣。春来时,他们搬来梯子,对杨树和柳树剪枝梳理。这让兄长着实大吃一惊。兄长告诉他们,这树是我们家的,不用你们来帮忙打理。他们家年轻的小伙子说,怎么会是你们家的?这是他们的父亲栽种的。这种理直气壮,让生性木讷的兄长一时手足无措,他不得不求助于父亲。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十分气愤,饭都吃不下,坐了班车赶回了老家。而这场纷争,使晚辈间多了些今后的矛盾。

父亲回家,争嚷的结果十分令人失望,几乎,所有的过错在于他当年把树栽错了地方。当年,门前的空地北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也是一片荒芜。父亲觉得空着可惜,便栽下了几棵杨树。村庄发展进程中,人们认识到了树木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于是,按照约定俗成,那户人家认定正对着他家地埂的空地,就是他们家的,由此及彼,生长在里面的所有树木也应当归他们家所有。

一棵界墙对面的柳树,也成为纷争的焦点。那么,这棵柳树归他们家所有后,邻近它的而又生长在我家院前的树木,会不会进一步受到株连?

兄长一气一下,扬起斧头,将它砍掉。

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转眼间,父亲母亲会迅速老去。

树的纷争告一段落后,身体一向硬朗的父亲病了起来,住过几次医院后,身体更加孱弱。进入新世纪后,留守老家的兄长也终于将旧房子翻新,父亲便回到了。此时,他还像昔日那样,艰难地提着尖锨到我家的地头去栽树,去给树木培土。回家时,许多人会看到他摇摇晃晃的身影,以及手里捏着的几根枯树枝。

几年过去,他拿不动尖锨了,但坚持用瓦块将这把尖锨擦得锃亮,不让它生锈。

终于,父亲的手无力捏牢瓦片了。他每天拄着棍子,去院外的树下走走。他不说话,树也不说话,我们的内心一片茫然。

从有一天早晨起,他竟然也不去院外了。拄着棍子只在院子里走走。

可年迈的他,竟然要直接面对又一场纷争。

树,仍然是树。这次不是门前空地上的树,而是院墙外围的杨树。南边的围墙外,有两排杨树,第二排也就是最外围的一排,靠近着别人的一小块土地。这排树,前些年已经可以做椽,但没有舍得放倒它们,现在,它们已经有了可以做檩条的迹象。这块土地的所有者说,这排靠近他们家土地的树,属于他们家。

这次事情闹得很大,人家请来了村庄年龄最长者和活着的昔年曾经担任生产队干部的老人,集中到我们家“三头对六面”,不是要把树木的来历说清楚,而是要把树木的产权归属说清楚。父亲用棍子指着院外的树说:“我栽的!”我知道他使用了最坚定最不可置疑的语气,但终因吐字不清,气力不足,而使这三个字少了落地有声的铿锵。其中有一位长者说,那时,这里没有树,有了这道院才有了这些树。有位世故的长者说,咱们都老了,记性差了,叫孩子们处理去罢。

这件事,一直到父亲辞世后几年里,依然是村庄的谈资。

兄长是气愤的,是不愿意妥协的。但他面临的是种种劝导、游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村庄,留守的大哥明显势单力薄,一直为糊口而奔波劳碌在外的我,连为自己受到欺凌后找一个出气口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去捍卫几棵杨树。最后,父亲不得不发话:“权当是帮了人罢。”我们,眼睁睁看着父亲为后辈们栽下的许多树远我们而去!兄长多次用十分低沉地声音说:“有了这些树,就能富有吗?”有憋屈,有自慰,有嘲讽,有不解。他还是笑了。

兄长远在他乡的孩子也十分气愤,他说了句话内涵丰富:我们终将离开这块土地。

是的。我们终会离开这块土地。

第一位离开的,是父亲。二Ο一二年,正值村庄的杏花绽放,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城里风筝飞满天的那天,兄长电话说父亲倒下了。我惊讶地望着工地上的天空,说:“怎么会呢?”大约半月前,父亲开始很少走路,饭量也锐减。我请来一位老中医,他望闻问切后说,像父亲这样八十多岁的人,以前的用药都起到了免疫作用,现在这个状态也属于正常,“老年病吧”。所谓的老年病,意即老人都有一个卧床的阶段,正因为如此,我们疏忽了父亲后事的提前料理。

我们多么不愿意他离开,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快离开。解决棺材是眼下燃眉之急。按我们以前的了解掌握,几年前的村庄尚还使用柳树作棺木,可几年后,大多人家用上了松木,甚至柏木。而眼下,即便用柳树也不现实,它的木头不会在更短的时间内风干。到城里购买是最好的途径,尽管它单薄,甚至板与板的接合部或许使用了村庄严格禁忌的铁钉。

此时,有人建议兑换。他家有改好的松木板材,厚度也不错。兑换的办法也简单,就是拿我们家院前几棵过一两年是能作檩条的杨树,换取那些松板。面对父亲的树,它们是那么沉重和不舍。可容不得更多的考虑,它们长着,就是一种危险

父亲这棵树,倒下了。父亲栽种的树,一直坚守到了最后,容下了父亲的一生。

原载《山东文学》2017年9期

《散文选刊》2018年1期转载)

李新立,甘肃静宁县人,打工谋生,业余写作。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散文》《美文》《当代小说》《散文百家》《作品》等文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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