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风里品读市中
也许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缘故吧，我对市中区的感情，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深厚。不知不觉中，自身仿佛已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曾陶醉于琅琊山的深秀，潭柘寺的清幽，老君岩的凝重……然而，这些都没有家乡山水的那种亲切与疏朗。漫步于南山的古道，凝神于甘泉的春水，醉心于龟山的松涛，岁月的车轮和谐地交响，总感觉那是自然界里最完美的音符。
作为鲁南地区的一个文化重镇，市中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特立于邹鲁文化圈的一块高地之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优势，其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兼容性的特点，真可以称得上儒、释、道辉映，鲁、齐、楚交融。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化根基则在于生生不息的儒家文化，是儒学造就了市中区的厚重与含蓄。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而辅翼“仁”的文化元素却是多方面的，《孟子》所谓“仁者无敌”，包含的正是这个意思。千百年来，在我们这里上演过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历史大剧，或悲壮，或抒情，或炽烈，无不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印象或是奔放后的安宁，或是凄怆后的舒缓，或是沧桑后的释然。斗转星移之间，历史的幕布在“逝者如斯夫”的慨叹中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则是悠悠的回响和层层的积淀。
历史是无情的，因为人们要和时间赛跑；人生是出彩的，因为人们要和对手过招。儒学大师孔子曾经说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公元前500年的齐鲁夹谷之会，就是孔夫子展示其独特魅力的得意之作。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夹谷会盟的旧址就在齐村镇西北部的夹谷山一带。在风云变幻的春秋末期，孔子大智大勇，雄视古今，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咄咄逼人的齐国君主，并生动诠释了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文化内涵。我曾在《夹谷山赋》中这样评价孔子：“孔夫子高瞻，是武备与文才兼具；鲁定公守正，因兵法与礼制相成。夷不乱华，词严义正；裔不谋夏，道畅德崇。于是守土以尊，乃外交之手笔；克敌以礼，推国士之良能。”当其奉职而辅，何其忠也；临敌而定，何其勇也；历阶而登，何其敏也；据理而争，何其壮也。”
显而易见，由于孔子的出场，夹谷山已成为鲁南地区名副其实的一座圣山。在《齐鲁夹谷会盟赋》中，我满怀敬意地写道：“才通文武，气贯斗牛。初斥夷狄之乐，复夺优倡之头。圣人义能摧敌胆，君子风且化齐侯。足使兵甲潜形，将军侧目。真夫子之鸿篇，佑邦家而雍睦。寻彼世之高踪，游吾乡之胜处。开殿宇以摩云，辉增厚土；扫林泉而怀古，势壮崇山。其言也，可胜千行之丽藻；其气也，能销万里之狼烟。赖先师之数语，接浩气于千年！”今天，汩汩的泉水仿佛流淌着至圣的格言，依旧是沁人心脾，且发人深省。于是在闲游信步之中，一副简短的对联便即兴而成了，“喜聚诗家，记取清风有意临仙阙；曾迎夫子，留得秀色无边锁圣山。”徜徉于山水之间，去触摸那些用石头写成的历史，与先贤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是何等的幸运呢？
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食粮。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和市中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在闻名遐迩的十里泉村，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临水而起，这就是重修后的荀卿祠，现已成为很多文化学者和辞赋作家向往的圣地。其实，早在清代，十里泉畔的荀卿祠已是文人墨客揽胜赋诗的佳处。乾隆年间，峄县知县张玉树出于对文化大师的敬仰，在此经营了这座名垂青史的建筑。张玉树“以公余，招诸文人看云听泉，置酒赋诗”，使得一方人文空前活跃，可谓厥功甚伟。古代文人的足迹深刻而永恒，这脚印也让文化落地生根，而且历久弥新。两度出任兰陵令的荀子，用他的如椽巨笔为百家争鸣画上了绝美的句点。当年，春申君遇害之后，荀子废居兰陵，在鲁南的沃土上创作出战国时代最瑰丽的篇章。
千乘万骑的隐隐烟尘，淹没了荀子疲惫不堪的身影，但是他的学术和思想却熠熠生辉，透过历史的迷雾愈发闪耀起来。我区辞赋作家彭文堂先生曾作《荀卿祠赋》一篇，作者写道：“劝勤学情意殷殷，君子明德乃终身要务；弘法度正气凛然，贤达为政当禁止令行。至若谈兵则昭王颔首，论策则春申动容。”这是对荀子比较全面而公允的评价。那个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时代已经远去，荀子则成为后人仰慕千古的文化圣人。值得一提的是，荀子在文学史上首次以“赋”名篇，是名副其实的“赋祖”，他在我国文体发展历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的辞赋作家沿着荀子开创的道路努力前行，创作编印出《枣庄市中赋》《枣庄赋》等城市辞赋集，体现出对文化先贤的景仰与追怀。在市中找寻荀子的足迹，扑面而来的儒风让人生顿时丰满起来，那已不再是嘈杂而单薄的旅行。
古人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古往今来，入编国史成为文人士大夫身后的无上荣光。我们知道，代表中国当代史学最高水平的《清史》，是一部万众瞩目的煌煌巨著。市中区的历史名人王鼎铭入编《清史》，可谓我市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喜讯，这标志着王鼎铭的施政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周易》云：“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同时又指出：“君子以振民育德。” 对为政者提出了勤劳谦恭、引领人民、涵养德性的基本要求，上述几点规范，王鼎铭都做到了，而其施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他戴枷求雨，变卖田产，朔望开讲，挺身赴难，无不体现出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王鼎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唱响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悲歌。他“学通载籍，文武兼备”，是封建时代执政为民的光辉典型，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不刊之论。
白居易在其《新制布裘》一诗中高唱道：“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试看经史诸家，无一不涉及民本理念，这也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不朽旋律。回顾历史，杜子美的广厦万间，范文正的先忧后乐，包孝肃的舟中掷砚，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我们不难发现，王鼎铭很好地继承了先贤的优良传统，他是律己以严、为政以德的楷模。王鼎铭谙熟儒学文化，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翻阅史籍，人们仿佛听到他苍凉的呐喊声，这呐喊经久不息，穿越了浩渺的时空，在历史的字里行间振聋发聩。“宁知千载后，只美召公棠。”王鼎铭入编《清史》，是对其高尚情操的科学总结，也是对这位历史名人的最好告慰。在枣庄地区，王鼎铭继明代贾三近之后入编国史，再度成为枣庄人民的骄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廉政教育的一面鲜活的旗帜，王鼎铭必将定格为光彩夺目的文化符号，有力地教育世人并影响未来。
在我国持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是传统文化中的最重要的选拔制度，也是传播儒家文化的主要载体。古代的许多文化名人，如唐代的贺知章、王维、白居易，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进士出身。清代光绪年间的进士崔广沅，是市中区齐村人。他于光绪十五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翰林院主事一职。想来，崔广沅也曾体会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成功之喜。但是，崔氏并没有沉醉其中，他深知修身齐家、承前启后的重要性。古人诗云：“他日儿孙搜画箧，不留金币但留书。” 崔广沅注意用儒学思想来教化子弟，并惠及乡邻，最终成为当地影响较大的文化名人。
崔氏居家凿池修亭，点缀花园，遍种奇花瑞木，名之曰“似园”，是其诗酒流连、翰墨陶情之所。篆刻家郑伟先生在《似园秋夜》诗中写道：“暮雨洗微尘，悲秋怅倚门。长桥临野径，叠岫入荒荫。寄傲流云老，愁吟片月深。凭栏把酒处，落木尽黄昏。”发怀古之幽思，很好地还原了当时的诗书生活和风雅场景。当年，崔氏以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人文底蕴，丰富了乡绅阶层的文化内涵。实际上，乡绅是一座桥梁，乡绅文化是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剂妙方，而乡绅文化的基因则来自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体系。
“古来贤达士，驰鹜唯群书”。崔家培养出一位博学多识的翰林，是过去的荣耀与辉煌，必将留传于史册。今天，我们也不难发现，齐村一带的文风、学风非常浓厚，乡民多怀向学之心，翰林文化的熏陶之功洵不可没。近几十年来，齐村镇走出的知名人士有崔培鲁、王亚、张立涛等，其中不乏学养深厚者，实力可谓不俗。值得称道的是，由王亚先生膺任会长的枣庄市孔子文化研究会，精研学术且不废实践，已成为我市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回顾历史，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曾经走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而在各种文明交汇碰撞的今天，儒家文化迸发出崭新的生命律动。我们欣喜地看到，儒家文化的火种在市中区得以不断传递，它摧枯拉朽，迸射文明，也照亮了世人的心。
漫步于市中的山山水水，自然之美自不必说，拂面而来的是那流播千古的儒家之风。其中，有爱民如子的仁，有临危不乱的勇，有诗书化物的智，不一而足。这些文化元素在厚重的土地上不断积累，发酵成一股股豪情，让历史的脉络愈发清晰起来。后人沿着这些错落有致的脉络，去品读历史，品味现实，将是怎样的一种诗意呢？
文：韩邦亭 微游枣庄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