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北重镇的统战之花 ——记抗日镇长、我的祖父华绍彬
前言
据童邱龙主编《运河支队抗日史略》一书中在总结坚持抗日斗争的主要经验时指出“在坚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中，必须特别重视争取农村地方上层的头面人物和医生、学校校长等中间势力同我们的合作，这些人物分散在农村中，各有其特殊的影响，有的影响一片，有的影响一个方面。”笔者的祖父华绍彬先生（1898— 1984）就是当时峄县西南周营地区的地方上层人物。早在学生时期他就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同乡爱国人士孙伯龙、邵剑秋先后举起义旗，不甘心作亡国奴的有识之士纷纷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因此周营地区统战人物颇多。祖父是统战后与党一直合作较好的一个典型。他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朱道南、单庭兰、孙怡然等我党干部的影响和动员下，致力于革命，奋起抗日。当时在敌后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配合运河支队同日伪进行了长时间、多方面的斗争，有力地支援抗日活动，保护了人民群众。祖父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党统战政策在运河北岸地区盛开的一枝鲜花，是我党在峄西南统战工作的出色范例。
祖父华绍彬（摄于1950年代）
担任抗日地下镇长
1938年春，日寇侵入鲁南地区，我的家乡——位于原峄县西南、大运河北岸，微山湖和津浦铁路线东侧的周营镇也沦为敌占区。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祖父满腔怒火，热血沸腾，毅然投笔从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由周营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孙怡然、朱奇民介绍，接受当地抗日武装部队的委派，他同本街青年樊荣科、李福善、孙景琛等8人，到抱犊崮山区青石岭抗日训练班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习了毛泽东著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认识了抗战前途，坚定了抗日信心，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同年9-10月，峄县四区分区委成立，朱奇民任书记，孙怡然任区长。祖父参加了区委和地方武装部队在上刘家村召开的会议，会议上祖父被推选为周营镇地下镇长。同年11月，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四区区长孙怡然签发了委任状，正式任命祖父为周营镇镇长。同时，祖父报上级批准，聘请了本乡樊荣科、韩敬云、赵继先、邵四等四名进步爱国青年为周营镇抗日政权的办事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为当地抗日部队办给养。同年底，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红军朱道南，受命于罗荣桓将军，将周营等地区的几支抗日武装部队改编成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孙伯龙任支队长，朱道南任政委，邵剑秋任副支队长，孙筱鲁任供给处主任，傅元昌为军需主任，单庭兰为牛山乡长兼军需主任。运河支队的建立威震运河两岸，直接威胁津浦铁路线要道，引起了日军极大恐慌。于是，日寇对运河重镇周营一带实行强化治安，派遣了特务、暗探，小镇上一时日伪横行，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我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山外第一个红色政权就在这恶劣的形势下，秘密地诞生了。
祖父冒着血雨腥风，肩负着镇长重任。镇上的日伪特务企图暗杀他，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协助我党作了大量的抗日工作，为运河支队和来往抗日团体解决了大批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山区的反扫荡。1940年9月，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潘振武，正式任命祖父为桃园乡地下乡长（桃园乡是以周营镇为中心的一带村庄的一个抗日民主乡建制）。同年10月10日，日寇调集数倍于我军之敌，采取南北夹击、多路进攻的战术，对运河地区（津浦铁路线以东，马兰以西，牛山以南，韩庄、涧头以北，中间即是周营、阴平地区）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把我运河支队一举歼灭。战斗首先在库山打响，接着连续发生了朱阳沟战斗、巨梁桥惨案和弯槐树战斗。朱阳沟战斗，我运河支队的两个中队遭日伪军一千余人的包围，部队在孙伯龙、邵剑秋的指挥下，坚守村落激战一天，打退敌人20余次的进攻，我军以50余人的伤亡代价，击毙日军联队长佐藤以下400余人，傍晚胜利突围。半夜，战士李雅桐用牛车拉着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几位烈士遗体，到周营找祖父想办法掩埋，祖父立即找来四、五个本家兄弟，在漆黑夜色的掩护下，把烈士遗体埋葬在河西沿天齐庙前，并在墓前立下标牌。弯槐树战斗发生在11月8曰夜，朱道南、邵剑秋率领运支四中队100余人，驻防在周营南5华里的弯槐树村，天亮前被跟踪而来的一千多人的日军团团围住，战斗很激烈，进行了整整一天。傍晚，单庭兰带领13人前来救援，敌人撤回了据点，我们部队得以解围。这次战斗击毙击伤敌人200余人，但我们30多名战士和连长邵泽连光荣牺牲。在打扫战场时，就地埋葬在本村附近8、9具烈士遗体，有几具送到周营交给祖父组织掩埋。这两次掩埋烈士遗体，祖父都在烈士墓前脱帽致哀，发誓与敌人战斗到底，沿着烈士们的血迹继续前进。
受党指示 接受伪职
1940年10月的朱阳沟战斗后，在敌人的蚕食下，运北地区形势开始恶化。10月下旬，鲁南军区要求运支主力进山休整，只留下朱道南、邵剑秋率领一个中队，在鬼子的“扫荡”部队缝隙中坚持战斗。随后的弯槐树战斗，损失很大。朱道南、邵剑秋率部与周营区、乡党政机关撤到抱犊崮山区休整。离开周营时，孙怡然区长托人转告祖父，让他就地隐蔽，坚持地下斗争。
部队进山后，运北地区全部伪化，日伪在周营西南张河湾按下了据点，周营成了“爱护村”，日伪设下了伪区公所。伪区长孙景仪威逼祖父任伪周营乡长，祖父认为为汉奸服务不是人干的事，遂严辞拒绝。祖父感到情况严重，即到朱家庙亲戚家隐蔽起来。伪区长荷枪实弹，多次上门逼迫威胁家人，并将二祖父华绍松捉去作人质，他仍拒不接受伪周营乡乡长职务。一个月后的1941年1月，我党干部孙筱鲁受运河支队的委派，在周营韩氏药店秘密会见祖父，传达支队首长命令，要祖父打入敌人内部，接受伪乡长职务，转入地下斗争。于是，祖父便公开担任了伪周营乡乡长。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祖父将运河支队军需主任傅元昌的父亲、地下情报员傅郁亭（原名傅士密）聘为乡助理员．协助祖父开展抗日工作。此时，刚刚担任县长的朱道南指示他们：“作为我内线人员为我办事，掌握乡政内务为妥。”这样，周营伪乡公所便宣告成立。从此，祖父深入虎穴，按照党的指示，依靠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地下斗争。他表面应付敌人，暗地里为我党、抗日政府和运河支队送情报，送军需物资，抚恤烈军属，贯彻党和抗日政府的法令，营救抗日干部和战士，大力开展抗日工作。
1974年祖父与大伯父一家在北京合影
身处虎口 坚持抗日
1940年冬，祖父接受了傅元昌派交通员送来的任命他为桃园乡乡长的委任状。1941年2月11日，运河支队出山，攻克了周营伪据点，俘虏了伪军200余人（枪），生擒了伪区长孙景仪，打退了韩庄日军的增援。不久，峄县又派李允阁来担任伪区长，建立了周营伪政权。李允阁属下伪军约300多人，步兵、骑兵、机枪都有，属韩庄警备大队张来余指挥，又有日寇作后台，气焰极为嚣张。李部经常出来抢粮，围剿我游击队，并时时残害百姓，横征暴敛，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群众生活极端困苦。这一切都激起了祖父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暗地里对李允阁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拖欠克扣伪军征用粮物，以支援运河支队军需；少报地亩，来减轻群众赋税负担。其后在李允阁统治周营的三年多的时间里，祖父设法营救被李捉去的抗日人员和无辜群众达10人之多，有单成锦、单茂才、徐保山、王传德、张武昌等；有共产党员解百宇，多次被捕，多次被他营救，后来跟着区长活动不幸牺牲；有黄河支队侦察员刘品友，经祖父出面保释，他才顺利返回部队；有单楼村的抗日人员田敬同，祖父以和田有亲戚为名，从伪区所将他救出；有周营教会诊所的杨大夫，以行医为名进行抗日活动，不幸暴露身份，祖父及时掩护他转移，并把一些医疗器械藏在家中。还有上郭家村的郭振举，是祖父从韩庄伪警察所保释出来的。
1942年是鲁南地区对敌斗争最复杂最艰苦的阶段。日军抓紧扫荡封锁，又一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运北形势严重恶化，周营镇是日伪重点防范区。我军活动困难，地区缩小，军需物资无法筹备。此时，以祖父为主筹建的周营完全小学建成，成了党的地下情报站。祖父同乡助理员傅士密和小学教导主任孙筱鲁等人，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为运河支队送情报，送子弹，送布匹，掩护运河支队工作人员的过往，安排他们的食宿，共商一切抗日大计。同年2月，运河支队军需主任傅元昌来周营筹款，祖父跟傅士密商量后，便以伪乡公所的名义向各保暂借300元（银元），交给了傅元昌，有力地支援了运河支队度过最艰苦的阶段。周营伪乡公所成了运河支队在运北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堡垒，勤劳、善良的周营人民成了运河支队的坚强后盾。
1943年12月，祖父到牛山后给区游击队送布匹，见到了区长单立功（单庭兰）和副区长傅元昌。单立功说：“你的乡不大，住在老虎口。你处于老虎口，却能很好的开展抗日工作，真是好样的。”除此，祖父还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领导的表扬，直到抗战胜利的前夜。
1944年3月，祖父的行动被李允阁察觉，说他私通八路，接济八路弹药，要收走乡公所的枪，并派了孙承荣（原巩湖乡乡长）到周营任副乡长，想架空祖父和傅士密两位乡领导。同年夏，抗日形势好转。峄县县委认为周营伪乡公所，是敌我争夺点，为了孤立周营伪区据点，决定拔除周营伪乡公所，以更好地分化瓦解敌人，断其伪区据点的供应，使其丧失战斗力。这时候，祖父在校董会上同孙筱鲁等人早已达成共识，决定里应外合，将伪乡公所的枪支弹药交给运河支队，以解决其财经困难。农历五月初八夜，三区副区长傅元昌带领邵子真、华新乙、严运厚、丁瑞庭等农民大队和文峰一大队共50余人，到周营迅速包围了火神庙——伪乡公所驻地。将伪乡公所的武器、物资一律带走，计长短枪41支，机枪1挺，手榴弹150多枚，各种子弹1600余发，生俘副乡长孙承荣，为掩敌耳目，带走了傅士密。由此，李允阁便认定是祖父和傅士密通八路干的。祖父和李允阁的斗争公开化，李下令谋害他，幸得李的书记员王贯一透露风声，他方离职出走，才免遭杀害。至此，祖父领导的周营地下乡公所在抗战后期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使命。
1982年5月祖父祖母与返家探亲的大伯父（前排右一）二伯父（后排右二）等家人合影
后话
解放后，祖父退居务农。由于党组织对祖父实情掌握不足，当初了解情况的邵剑秋、孙怡然等几位同志已经南征北战杳无音信。祖父被错误的定为“敌伪乡长”，从此蒙冤受屈长达三十多年。
1983年5月29日，党和政府给祖父彻底平反昭雪。《平反决定》中说：“华绍彬同志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一位革命者，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虽然遭受了几十年的不公正待遇，但祖父始终充满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并落实到行 动上。比如建国初期，为支持修复被战火破坏的周营完小的校舍，祖父将家中一大批青砖捐献出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祖父带头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并支持在山东大学读书的三伯父响应祖国号召，参加人民海军。他还时时鼓励在外地工作的伯父们，不要因父母而背思想包袱，要大胆为党工作。祖父常常把伯父们寄给他的生活费节省下来，每年都买些农用工具，捐献给生产队。祖父行好乡邻，对生活有困难的人家，祖父都是主动借钱周济。
当1984年1月祖父去世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来悼念他，并送上了很多副挽联，其中有一副是“为敌不敌隐雪国耻惩倭顽，是友胜友肝胆相照汉家室。”这副挽联正是对祖父当年在党的领导下，冒着血雨腥风坚持地下斗争的真实写照。
作者：华广民 华广飞
微游枣庄 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