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气太重有辱大学“斯文”
在结束长达九年的校长职务之际,道出了自己曾经想说但未曾来得及说的“心里话”,李培根显然是动了心思的。微妙的时机,逼真的声音,隐隐地指向我们时代的教育疼痛。
一个弘扬文化与道义的地方,却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并不擅长的“官文化”,多少让人唏嘘不已。倘若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喜好书法,接下来许多下属院系和处室的领导办公室里,也多了笔墨纸砚,他们也开始学着舞文弄墨。类似这样极具仪式化的“献媚”细节在大学校园里并不鲜见,而且裂变出各种奇怪的图景。李培根校长是局内人,也是明眼人,难怪他会说“有的人风骨全无,媚态几许”。
当大学的“官气”太重,大学便衍生了许多新的“游戏规则”。大学管理到底是行政权力说了算,还是学术权力说了算,二者似乎总是暧昧地纠缠在一起。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理应代表教授声音,但目前“局面”基本被院长把持。诚然,院长的学术能力不容质疑,但这种不成文的“安排”同时也制造了一个不成文的逻辑:要想进入学校决策层面,“当上院长”似乎是发出声音的“必经之路”。这无疑催生了学者对行政职务的“浓厚兴趣”。
许多学者通过获得行政权力来“反哺”学术声誉,这是当前中国大学奇怪而又逼真的“文化”写照。学者一旦成名,往往会本能地在行政职务上谋个“一官半职”,而那些流传甚广的“江湖恩怨”大多与此有关。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们缺失了学者应有的高贵和斯文,但制度设计层面的行政化管理生态更是难逃其责。许多大学的引进人才“待遇”便是给其行政职务,这无形中助长了大学治学的傲慢姿态和浮躁之风。
在由行政权力“做主”的游戏漩涡中,往往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心寒的人才流失问题。“官气”跟一个地区的观念状况和经济程度有关。许多学者“孔雀东南飞”,有人是为了圆自己的学术理想,有人“说走就走”还不是因为官场“失意”?
大学是重铸人文信仰之地,这里毕竟有其不同于“官场”的足够理由。一个官僚之风“浓厚”的大学,难道不会潜移默化地改写学生们的认知、思维及其社会化过程?难道不会使学生在迈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变得精明、世故、精于算计吗?给学生最纯真的斯文和信念以及最坚定的学术理想和批判精神,这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然而目前“官气”太重的大学如何给出这份承诺?
争论了那么多年,是时候重提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了。世界一流大学都秉承以“自主办学、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一制度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当然,除了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以外,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捆绑”是否也应该有所“松动”?
李培根的离任演讲令人深思,希望多年以后,在下一任校长的离任演讲中,不单单是“我看到了,却无良策”之类饱含深情的歉意,而更多的是告诉世人在消灭“官气”问题上完成的一些具体的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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