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嬴鼎曆日揭示了周成王纪元的一个重大史实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见解
导读摘要：周成王年间的纪年确实复杂。哲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出，成王期间有继位一年，周公摄政始于成王继位次年的结论。依据召诰洛诰曆日，考证得出成王亲政始年在公元前1036年，溯推成王元年应和周公摄政一年同（前1043年）。然师旦鼎曆日若考证无误的话，周公自铭的“元年八月丁亥”也在公元前1044年，与今本《竹书》所记成王于丁酉年春正月即位亦合榫。文献史料中又有成王亲政作始年为成王元年的史家记录（如《尚书毕命》曆日就是以成王亲政纪元），而通过庚嬴鼎铭文曆日的研究，侥幸被哲发现，周人（或周初殷人）既没有将武王去世次年作为成王元年，亦没有将《竹书纪年》所称的成王八年亲政作为成王元年，而是将《竹书纪年》所记“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元祀年这一结论，或能解答出土铜铭中武成时期彝器多以大事纪年，绝少有王年纪事的原因，或可以解开周初纷杂错乱的文献记载谜团。
关键词：周成王，元年，周公摄政，成王亲政，庚赢鼎，元祀，年祀纪年法，周武王，丧年制，周公旦，召诰，洛诰，师旦鼎，毕命，尚书，断代工程，张培瑜，先秦史曆表，周月，夏正
存世文献出土铜铭中，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有关成康时曆日资料有五条，即<召诰>(包括<洛诰>)<毕命><顾命><庚嬴鼎>和<小盂鼎>。且认为<毕命><庚嬴鼎>和<小盂鼎>属康王世材料。
哲以“大、小盂鼎”曆日结合《顾命》考证出了成王去世日，进而推溯出武王克商年正在公元前1050年，与哲从《利簋铭》中解读出来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时为夏正三月初一甲子日，正是分毫无差。
行文中也对<召诰><洛诰><毕命>的曆日作过具体分析，判读出了绝对年代和具体时间。进一步研读后，又发现古今学者对<毕命>所在王世认识有误，继而又作“周书《毕命》乃周成王时命诰之辞”一文以辨正误。于兹则惟剩<庚嬴鼎>未能作深入研究。
近日有暇，反复对<庚嬴鼎>曆日作演算推定，终于有个重大的发现，即<庚嬴鼎>非断代工程学者认定的是康王器，亦非前辈如郭沫若、陈梦家、刘启益等先生所说的是康、昭器或穆王器，而是成王器。
且庚嬴鼎曆日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周人既没有将武王去世次年作为成王元年，亦没有将今本《竹书纪年》所称的成王八年亲政作为成王元年，而是将该书所记“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始年。这些发现虽然亦令哲讶异，但亦不算是意外，因这亦恰恰反映了成王纪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庚赢或是周成王正妃
断代工程改<庚嬴鼎>的年份以曲就曆谱，是最被人诟病的举动。庚嬴鼎铭文保存完好，清晰可辨为二十二年器，可是工程简报将之改为二十三年，因为不改，就不合工程所定的康王二十二年(公元前999年)的朔日干支。
很明显，这一年是不会有四月既望已酉的。只好曲解为铭文刻错，实际是二十三年(前998年)。于是工程定：“四月壬辰朔，已酉十八日”。没想到这样的学术恶习竟会出现在堂堂国家学术工程中，哲简直无言以对。
出土铜铭中的曆日材料，是最该信服的古人真实年月日记录，我们不该轻易怀疑。就拿<庚嬴鼎>来说，有学者怀疑铭文“衣(卒)事，丁子”干支为“丁巳”误刻恐怕也是无稽。
哲以为，“丁子”或是“丁巳日子时”的俭省写法。因为前有“隹(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朢己酉”王客于周王宫的时间交待，则“丁日”对熟知干支曆法的古人来说就是当月廿四日。而阴曆月廿四日恰恰是文献铜铭材料中频繁出现的“既死霸”日，即月不见日。但凡王举大事始于既望日而卒于月之不见日亦符合古人祭祀的观念。
庚嬴鼎 铭文
哲以前曾经说过，给你一个完整的铜铭曆日，你是完全可以推算出它的绝对年代的。外国人不相信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因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华夏先民采用的纪日、纪年法是多么的奇妙和精准。
天时即天道，天道即天时。在古代，干支主要用于循环纪日。以“王公在位数”纪年，月以序数，辅以干支日月相，则时间指向确指无疑，体现了“时不二指”的唯一性原则。
出土铜铭研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铭文曆日所在王年的界定，即铜器的王年断代。前辈学者归纳出了许多断器方法，如器形类归法、书体风格判断法、铭文用字遣词法、曆日干支推溯法、铭文内容解读法等等，哲以为对铜器断代都有裨益，不可或缺。
然哲还是认为，用铭文曆日干支判断王年更为准确。器形类归法是依据器型或纹饰时代特征来判断的，相邻王年的时代特征并不会因为王年不同而截然有别。甚至周代铜器都有承继参考商代纹饰延用的可能，所以断代结论也应该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器形类归法造成王年判断错误的例子很多，书体判断法亦类之，故哲并不大愿意取用这两种方法。
相对来说，铭文用字遣词法倒会带有时代特征。哲以往将其比作文字DNA，对铜器王年的判断还是有相对高的辅佐作用。如有学者将西周早期铭文中拜谢用语“赏”、“对扬王休”等金文作了一番统计归纳，认为“对扬王休”的有无可以作为西周早期铜器的一个断代的标准。在与赏赐有关的铭文中，有“对扬王休”的年代应在成王末年以后，无“对扬王休”的时代则在成王世。
该学者思路是对的，但结论或许需要点修正。哲认为无“对扬王休”的时代多在武王初定天下时，有“对扬王休”的应自成王时即肇用。哲是以铭中有无王年作为成王早期器的判断辅助依据。
具体到庚嬴鼎，铭文用字遣词不会超过穆王以后。以铜铭中“对扬王休”“蔑某曆”等遣词用法为据，基本能框定铜器大致是在成康昭穆之间。而且铜铭中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琱宫”，这个词一般是西周早期形成的。
武成时期铜铭中常见有“王+文”、“王+武”的合字作为文王武王的专名——玟王、珷王。哲相信“王+周”为“琱”这样的专名亦大体出现在同时代，是周人自行所研创的字。所以基本可以判读铜器不会迟至昭穆时期。
《古本竹书纪年》称昭王在位十九年，古今学者多无异议，故而庚嬴鼎的王年只能在成康之际。前面已经说了，断代工程给出的康王二十二年根本不合曆，即使放宽到穆王世也没法找出一个合乎曆日的王年。
以断代工程给出的昭王元年(公元前976年)往前查，只有公元前1019年4月13日合曆。在张培瑜先生《先秦史曆表》中，该年冬至日为公元前1020年12月30日，农曆十一月三十日，干支为乙丑。
西周月相规制蠡测及周月自冬至始
哲以前就提出过，周人建子既然是以冬至日为一年之始，则当以冬至日为子月之始。学术点说就是周人月分法不是由定朔确定的，而是采用平气确定的。类似夏正以立春日为寅月之始，以立春日前一日为丑月。这样一来张培瑜先生《史曆表》的周王月和实际之间则存有数天之月差。
如庚嬴鼎曆日，既望干支在己酉，则朔日干支在甲午。查张培瑜《先秦史曆表》中恰在该年的王五月，而实际是周王年的四月，正和铭文曆日合。公元前1019年4月13日(阴曆二月十六)，周正四月十六日既望己酉，就是此铜铭曆日的绝对时间。
如果铭文曆日认读无误，那么可推知公元前1040年方为周人眼中的周成王元年。这个结论应该是出乎大多数学者的意料之外，就连哲自己也吓一跳。因为这个结论不光颠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并且似乎和我自己判定的成王年也有出入。
哲曾撰写《周公摄政与周成王的绝对年代》一文，详细考证出了成王即位于公元前1044年，是为成王继位元年;周公摄政始于公元前1043年，反政成王于公元前1037年;共计七年。
成王亲政始于公元前1036年，薨于公元前1008年5月1日，时为成王三十七年周正四月初六乙丑日，年寿约48岁;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含成王继位1年，周公摄政七年，成王亲政29年)。
毛氏西周断代年表
经过一番仔细的对比后发现，原来庚嬴鼎曆日表明，周人是将《竹书纪年》所记“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始年的。且和我过去的成王年代考证结果没有任何冲突，反而更加丝丝入扣，能够互为补征。
《礼记正义》卷20《文王世子第八》记载：“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祚而治。”既然成王四年能始朝庙，则可知成王已始祭祖祀。可见周人是以能践祚祭祖看作是成王已能为王标志的，这也是符合当时人观念的。
《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颖达疏：“郑玄以为武王崩，周公为冢宰三年，服终，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即避居东都。”而《今本竹书纪年》记：“(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夏六月，葬武王于毕，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毛注，柬地，东是字误)。”
考察周初情势，“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柬)”二事皆应是跨年以后。唯有经过年底大祭祀，成王因幼不能践祚、周公摄政当国方能成为事实，管蔡群弟亦才有流言的口实，武庚据殷以叛才会发生。故哲以为，周公摄政1年是从成王继位次年方算，这个也符合史家用笔惯例。
以古人讲年数皆含当年的惯辞，则确实是如郑玄以为，周公是在武王崩后三年始居柬地准备平叛之事。今本《竹书》记：“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则从周公居柬到成王返迎回宗周正式伐殷，居柬二年或亦不假。
故哲以为，今本《竹书》所记成王初七年之事，皆是以周公摄政年为纪，当为可信的史家记录。晋代学者不察，将其目为成王纪年而梳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材料。今本《竹书》应是整理者的考释本。
哲曾撰文考释出武王去世时，成王方十一岁。而郑樵《通志》中引述郑玄的观点是这么说的：“郑玄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后三年，成王生十三年矣;居东(柬)二年，成王年十四矣;迎周公返而居摄，成王年十五矣;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矣。”
郑樵的说法和我的考证惟一年之差，大概就在周公摄政一年非成王继位年之别。以庚嬴铭文曆日结合今本《竹书》记载可知，至周公摄政四年王始朝庙，成王已然十六岁。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虽还不具备亲政的能力，但以王的身份举行祭祀仪式是应该完全能胜任的。故在此年初朝庙亦是符合情理的。
从今本《竹书》记载可知，成王始朝庙后，“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所以不用怀疑，成王曾在周公摄政期间已率王师伐奄，次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周公摄政六年，“大蒐于岐陽”(《左昭四年傳》：「成有岐陽之蒐。」)
虽然这些都在周公的辅助下完成的，亦看出成王确实已然参与到王政中。至周公致政成王时，成王已十九岁矣。次年亲政已廿十岁，显然已具备亲政能力。出土铜铭荆子鼎也刻录了“大蒐于岐陽”此年，成王曾“大祓”，且有“王(赏)多邦伯、荆子丽”等政举。
哲曾撰文考释《毕命》曆日是在成王世，而非康王时。在《毕命》中，成王肯定了周公的功勋和曆史地位，显然是把周公摆在周王的位置。《毕命》曆日表明，铭中“惟十有二年”是自成王亲政始年起算的。就算庚嬴鼎透露的史实是周人目周公摄政四年春王始元祀为成王元年，那么自武王崩年到周公摄政四年尚有四年之久没有纪元。
周初周公摄政史事,一直是周史研究上的疑案。自汉以来，刘歆郑玄等古今经师注家相沿认为武王之后、成王之前有周公七年纪年。王国维《洛诰笺》就指说这“七年”为武王克商后的七年，这大概是受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说之影响。王氏是以武王克商后二年崩为据的，且不说其武王崩年结论有误，就武王尚在二年，何须周公“摄行政当国”，情理上亦是说不通的。
哲曾考定召诰、洛诰曆日在成王亲政始年，即武王崩后九年。又据师旦鼎曆日“元年丁亥”为朔日拟推师旦受命在成王继位当年(前1044年丁酉年)，进而推溯周公确有革新古丧制之举，以武王崩年为成王即位之元年。奈何旧习难改，后又相继爆发武庚反叛及三监之乱，周公居柬二年平乱后始得安定。故周初三年平叛时期的纪年确实存在空白，至周公行政四年，以成王初朝庙为元祀，承继殷商人以祀周纪年也是符合史实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洛诰文中的“元祀”实际是指成王在新邑成周的第一次祭祀，并非传统概念中成王的第一次庙祀。出土之何尊中的“唯王五祀”也应如此理解。如庚赢鼎曆日考证为确，则它表明的年代或在成王“初朝于庙”后第五年，亦就是成王亲政之始年。
可见武王崩后此四年纪元不但令后代学者困惑难解，就算当时的人们也是确实不好把握该如何纪年。故出土之成王早年铜器铭文中基本上没写王年，这大概是当时的真实反映。
哲以前曾撰文考释了周初“年、祀”纪年有别的结论，文献记载的文王十三祀就是武王十二年事。《尔雅》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个说法基本正确，但周初确实有过“祀、年”纪年同时运用的事实。
如著名的何尊，铭文中的“成王五祀”考证就难道了一大批学者。现在看来就简单了，何尊的“成王五祀”就在公元前1036年成王亲政元年。铭文中“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曆日，就在该年的农曆四月十四日，是周成王在望日或既望日祭祖前对宗小子们的一番告诫之词。
又如武王时期就年祀通用，文献也多见，无须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周武王是以文王去世周年为祭祀纪元，知文王去世在春三月，则与武王王年有数月的年差。而武王去世在“乃岁十二月”，则成王祀父周年和王年基本重叠，故周人以成王祀周纪年则与成王实际年基本不差。
夏称岁，商人称祀不称年，则年为周人独有。哲甚至怀疑“周曰年”盖在成王定鼎洛邑天下安定时才开始的。从庚嬴鼎器主是嬴姓少昊氏一族来看，做器者盖出自商人后裔，以其文化习称成王二十二祀为二十二年，亦是可能的。至少目前存世成王铜器中带有王年的铭文非常稀少，有待今后发现更多的成王时期带王年文字铜铭出土作进一步比较研究。
同人所作之器，另有庚嬴卣。铭文为：
“隹(唯)王十月既朢，辰才(在)己丑，王□(格)于庚(嬴)宫，王□(蔑)庚□(嬴曆)，易(锡)贝十朋，又丹一□(管)。庚(嬴)对□(扬)王休，用乍氒(作厥)文姑宝□(尊)彝，□(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
庚嬴卣 铭文
此卣亦是月日干支月相齐全的铜器，与庚嬴鼎稍有不同的是没给出王年。据西周月相规制蠡测，因大小月不同，小月既望在十六日，大月既望在十七日。此卣月份在十月，朔小。既朢在己丑，则朔日在甲戌。查张培瑜《先秦史曆表》，公元前1011年9月23日(张表十一月)为朔日甲戌，既望在公元前1011年10月8日(阴曆月十六日乙丑)。修正月差，得实为周正十月，实证和此卣曆日合。看来，庚嬴卣应该是作于庚嬴鼎之后。
庚嬴是周成王妃子应该是无疑的。古今学者对周成王妻的考证一直没有定论，哲以为，庚赢或就是周成王正妃。在《商卣商尊铭文释读及相关史实探幽》一文中，哲就作过探讨，认为商卣商尊的庸姬就是周武王次女，嫁给了武庚禄父。
世人周知，武王长女大姬嫁于陈胡公。以武王五十四岁去世，嫡长子成王方十三岁推断，姬诵前有两个及笄的姐姐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存世同名器中尚有庸姬鬲，铭文：“庸姬乍弔(叔)娊尊鬲。其永寶用。”可推庸姬排行为仲，次其者尚有妹子叔娊。
而成王的妻子或娶自武庚家族。故而周武王克商后竟然对微子启(这个商王室的叛徒，此为毛的评价)食言，而立武庚为殷后。武庚反叛被杀后，周公成王依然立武庚子彔子耿为殷后，直到彔子耿又叛，始立微子启于宋。
文献载，周公旦东征，导致召公、姜太公不悦。成王对周公产生芥蒂，或多或少有这因素在内。武庚反叛后，庚嬴的身份很是尴尬。万幸的是，一代明君成王并没有抛弃她。庚嬴或为康王之母。庚(庸)是武庚原邦国名，嬴是商王族子氏之姓。
商尊 铭文
成王年间的纪年确实复杂，在哲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出，成王期间有成王继位一年，周公摄政始于成王继位次年的结论。也有成王亲政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家记录(如《毕命》曆日就是以成王亲政纪元)，而庚嬴鼎铭文曆日的研究揭示了周人还曾以成王始庙(周公摄政四年)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实。而这些都与现有的成王间的记载高度的和榫合锲。
彝铭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不容怀疑。其实文献中的有关曆日材料，只要是未经后人误写误衍的原始材料，亦是可信的。哲以前撰文对<召诰>、<洛诰>、<毕命>的曆日都做过一番研判，今不惜繁复，引述于此以徵。
<毕命>曆日庚午胐，则朔日在戊辰，查张培瑜《史曆表》，公元前1025年6月2日(周正六月)正是戊辰朔，以成王即位于公元前1044年算，次年为周公摄政一年，行政七年后反政于成王，则次年(公元前1035年)为成王亲政始年。<毕命>曆日正是在成王亲政十二年(继位二十年)。
理正了<毕命>曆日后，我们往上推溯，就会发现，<召诰>、<洛诰>所述恰是成王亲政第一年事，这个结论与传统说法有别，可以修正人们对周初曆史的模糊认知。传统说法，都认为<召诰>、<洛诰>所记为成王七年事。实际是成王继位后九年事(即周公反政次年)。
<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在十有二月。”从文意上可以看出，此年为成王亲政后第一次在东都洛邑主持祭祀。成王既在此年三月命召公相宅，又在年底主持祭祀，则右史显然不会将此年还作为周公摄政之年。
《洛诰》篇后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对周公于上年反政，共计摄政七年的简单史家说明。《汉书.律曆志》说“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哲以為，謬也。是刘歆对<洛诰>文意的理解有偏差。“周公以反政”若写作“已反政”则才是接近了史实。
分析可知，<洛诰>的“戊辰，王在新邑”时间是公元前1036年11月27日，夏正亥月三十日。查张培瑜《史曆表》，该年有闰月。张表是以月朔分月，以冬至月为周正月，实际上周正以冬节为年首月首。该年冬至月朔在乙亥，冬至日在丙申。固有月差廿一日，因此戊辰晦日实际在周正十一月。
《召诰》曆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既望在十六，越六日为“乙未“，则知既望日为”己丑“，朔日在”甲戌“。冬至日丙申在冬至月乙亥后廿二日，故周正二月实际在张表的二月和三月之间。推算得实周二月既望在十七日庚寅(前1036年2月22日)，过六天为乙未，成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是日距离立春为十五日，记曆虽在周二月，但已是立春后，故今本《竹书》写作春二月。
知“成王至丰”时间在公元前1036年2月27日。《召诰》又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丙午为朏日(阴曆月初三)，则知朔日在“甲辰”。此三月在张表的四月。三月甲辰朔大，胐日在初三，与曆日正合谱。
夏称岁，周曰年。来三月是来岁三月的俭省，指立春后的周三月。因该年一月也有“甲辰”朔，则右史加了“越若来三月“以示有别，是知“太保朝至于洛”时在公元前1036年3月12日(阴曆二月初五日)。
综而述之，庚嬴鼎曆日材料因断代工程专家的胡乱处理，俨然已成为学界中的一个笑话。一个重要的断代依据，就因专家们的疏忽和自以为是改铭文曆日以就曆谱，而白白错失了发现周成王时期一个重大史实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件很遗憾的事情。相对来说，哲是属于捡漏者。
而侥幸被哲发现的，周人既没有将武王去世次年作为成王元年，亦没有将《竹书纪年》所称的成王八年亲政作为成王元年，而是将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元祀年这一结论，或能解答出土铜铭中武成时期彝器多以大事纪年，绝少有王年纪事的原因。可以解开周初纷杂错乱的文献记载谜团，亦可以让更多的学者对西周王年断代有个正确的认知，庶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认可哲的西周王年断代结论。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