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民粹主义的对决｜维克托·汉森
本文译自智库《胡佛研究所》（4月12日）
原标题：Dueling Populisms，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作者维克托·汉森（Victor Hanson），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典学、军事史
Kurt Su 译，万吉庆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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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民粹主义的评价褒贬不一，因为人们对这个词语的含义有分歧。当前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它们都起源于古典时代（注：古希腊罗马），并延续到今天。
在古代，精英作家们很熟悉一种“坏”的民粹主义。它迎合那些善变的、无土地的城市暴民的心意。他们在所谓的“人民领袖”，或罗马的平民护民官的带头之下集体作乱。这些大部分发生在城市的骚乱围绕着财产再分配、要求富人履行更多义务或缴纳更多税、取消债务、支持公共就业和福利，有时甚至是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大革命、欧洲的 1848 年革命都反映了同一种古老的力量。当代暴民希望通过政府权力实现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他们还相信平均主义应该涵盖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
这种由财产再分配驱动的民粹主义，是当今进步主义运动的前身。当代进步主义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对富人课重税，给穷人发福利，按身份政治补偿，免除如学生贷款之类的债务。诸如“占领华尔街”、“Antifa”、“Black Lives Matter”等草根运动，以及伯尼·桑德斯现象，都旨在推进这些政策。
但一直以来还有另一种民粹主义。在古代，它被认为是一种“好”的草根活动，尽管自由派媒体贬低它的当代翻版。这种政治运动常常起源于乡村的保守派中产阶级。同样是主张土地改革，公元前 2 世纪的罗马政治家格拉古兄弟，截然不同于后来那些沉湎于“面包和斗兽场”的城市底层阶级。正如强调自由的美国革命者不同于倡导平均主义的法国革命者。更近的例子是，虽然同为民粹主义运动，“茶党”不同于“占领华尔街”。
在古希腊，这些乡下民粹主义者被称为“mesoi”或“中间人”。他们是希腊城邦和宪政政府兴起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观点是保障家庭土地的所有权，视财产为所有民事、政治和军事生活的纽带，并通过编纂继承法和确认财产权的方式完成农场的转让。Mesoi认为他们使原来无常的政治秩序变得稳定。
类似地，之后罗马农民反对大庄园（注：latifundia，即通常由农奴种植的大庄园）的抱怨——今天看起来像是原始的特朗普式的抱怨。即乡下罗马人为帝国在地中海世界扩张进行无休止战争的同时，却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任何个人利益。从罗马的角度看，它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外国奴工，大量破坏性的全球财富，和国内总资产增长的安慰。然而，这些利益主要集中到罗马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比如人脉甚广的元老院议员、帝国官员、地方长官、使节、总督以及常备的帝国远征军。
特朗普这类人的兴起反映了这种古老的潮流。在当代保守派中，越来越多的抱怨指出，共和党已经忘记了埃德蒙·柏克和托克维尔的提醒，即小业主是保守主义、传统规范和习俗的管家。由于在维持生计上奉行现实主义，以及在稳定乡村社区的重要作用，他们被视为西方基于同意的体制（consensual systems）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这种中间路线促使土地所有者不仅反对英国君主的绝对主义，还反对法国民众革命运动的鲁莽。
显然，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国家了。但对房屋、商业、退休金计划的所有权，以及以小企业和高薪制造业为中心的稳定人群，再加上美国中部传统和世代继承的乡下社区，它们共同构成了小业主的现代翻版。然而现代共和党却极大忽视了这些小业主社区，以及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对他们的影响。这个轻忽导致了 2016 年政治上的惊人反弹。
在2016年之前，尽管出于不同原因，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精英，以及媒体、华尔街、大学和娱乐界的精英人士，在大量问题上（这些问题削弱了中产阶级）达成了基本共识。
历史仿佛在重演。最近一些关于在海外战争中浪费的时间、金钱和生命的抱怨，让人想起李维《罗马史》中一个小人物Spurius Ligustinus的悲叹。Ligustinus本是意大利乡间的一介贫农。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在罗马元老院满怀痛苦地讲述自己长达二十二年的海外军旅生涯。久经沙场的Ligustinus 的个人经历就是一张海外扩张的路线图，也是观察罗马全球化中赢家和输家的窗口。
非法移民和开放边界也被认为是劳工和消费市场全球化的一种近乎自然的产物，左右两派都从中得到了好处。自由派和种族活动家庇护那些通常是非法的、未经检查的、来自拉美和墨西哥的抵达者，以期获得后者长久的政治支持。身份政治已经改变了民主党，并且在理论上，增加了它在美国西南州的胜算。就共和党人而言，他们欢迎廉价劳动力，并且自欺欺人地认为大赦贫困的非法移民，后者就会投票给支持家庭价值观的保守派。
两党都不关心移民法遭到悄无声息的侵蚀，更不用说对大部分美国人都适用的法律是如何被少数人任意忽略的。非法移民会加重社会服务和学校的负荷，拉低美国初级工人的工资，这被那些不理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规则和认为实际的国境已经过时的人们视为耳旁风。实际上，开放边界会导致不稳定，也不能增进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非法移民更多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中贵族派-革命派的二元对立，因为吊诡的是，右派精英视其为实现经济利益的红利，左派视其为推进社会正义议程的恩赐。
两党还有一个类似的共识，即毫无保留地接受全球化。他们不仅认为全球化是西方文化影响力和技术革命的反映，而且还是道德和文化上有益的东西。民族主义和国界将让位于世界大同——即使它使美国中部数百万美国人工资原地踏步、失业并产生一种对美国权力中心的疏离感。
把美国内陆地区视为输家的国度（country of losers），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激进行为。这些人认为那些错过全球一体化商业优势的人，用达尔文主义者的话说，完全是咎由自取。要么他们没有及时收拾东西去德州或北达科他州的油田，要么就是因为无能，无法在知识型“信息”经济中获取必要的技能和教育。
2016 年，与有关贸易和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个议题，即去工业化。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烟囱和流水线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个观念进一步引申出，美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那个依靠工人劳动力支撑起来的时代。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态。全球化的赢家是那些卓越的物质主义者—热切的消费者，他们享受着诸如智能手机、豪华轿车、木地板、有机蔬果和豪宅之类的昂贵商品，这些商品都依赖于密集型劳动。
这就出现了一些脱节。怎么能认为数百万美国人的失业是因为掌握了无用的工作技能和从事了错误的贸易？他们一向擅长的领域，如建筑、制造、矿业、林业和农业，对优渥的美国生活甚至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在许多最成功的参与者歪曲贸易规则，确保贸易和就业的优势时，美国继续鼓吹国际贸易体系又有什么意义？考虑到我国拥有廉价的能源、熟练的劳动力、低税率（有时候）和一个较少干预的政府，宣称制造业和美国毫无干系，真的属实吗？
在最好的情况下，民主党人会讨论将工人或矿工转移到风能或太阳能产业，最坏的情况下，则认为中西部的白人工人阶级和那些少数族裔一样，同样为机会缺乏所苦，他们攀升的自杀率和阿片成瘾率都证实了这点。共和党人相信市场能解决问题，一个社区失去了铝厂和肥料厂表明市场不需要这些。“创造性破坏”仅仅是市场的运作方式，它总是倾向于最有效率的结果——最有效率意味着最低的经济成本，无需考虑社会和文化成本。
当下，我们仍处在民粹主义对两党的反扑之中。它的本性和主题是古老的——一方是来自城市的通过财富再分配和政府强制以推行平等的激进尝试，另一方是来自中产阶级对革命的反击，他们决心恢复自由、有限政府、控制边境和恢复传统价值观。
注：维克托·汉森的专栏链接如下
https://www.hoover.org/profiles/victor-davis-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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