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网红”郑嘉励
2018-03-02 14:15 编辑：TF010 来源：北京晚报
考古，狭义所指是田野考古。理论上，古人留下的所有遗迹、遗物，都是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研究的对象。其中，古墓葬是工作中最常见的文物类型。“上班就是上坟”貌似调侃，对考古工作者而言，也算客观描述。
作者：张玉瑶
1.误打误撞，却没离开这一行
书乡周刊：“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等于上坟”在网上火了，您也被称为“考古界网红”，有什么样的感想？您能否用一两句话，简明地概括一下考古到底是做什么的？
郑嘉励：这句话在网络上流传，是我从前不曾想到的。好处是，很多人从此知道了浙江有个研究古墓葬、平常还写点杂文的考古工作者；坏处是，这句话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人们误以为我是个“段子手”。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是严肃的、真诚的传播者。至于“网红”，这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习惯的语言。
书乡周刊：您当初被厦大考古专业录取时感到很迷茫，但这么多年，很多人转行了，您却还坚守这一专业，其间是怎样萌发兴趣并坚持下来的？
郑嘉励：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有兴趣，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但被考古专业录取，实非我所乐意。当年的大学，转系很困难，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有主见的人，缺乏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劲头。我对考古的兴趣萌生于大学田野实习期间，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付出就有收获，可以去很多地方，并在当地扎下根来，能遇见新鲜的人事。除了知识的收获，更有生活的滋养。
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直至今天。考古人的底子是读书人，是“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读书人，类似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方式。读书，帮助我们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行路，确保写出别人笔下没有的文字。我至今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十分厌倦，也就始终没有离开考古岗位。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再也做不了别的。考古，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既不特别伟大，也不特别古怪。
书乡周刊：读《考古四记》，感觉您一直在寻找考古这个冷门专业、冷门职业的意义，现在是否确认了这个“意义”，又是如何确认的？
郑嘉励：人到中年，容易被“意义”问题困扰。年轻时，以为只要埋头做考古，有点新发现、新收获，就很充实。后来发现这点“意义”，对自己的说服力不够，于是又开始重新寻找“意义”。考古，乃至人生，本身并无“意义”可言，你能赋予什么它就是什么。人生，就在不断的自我寻找中前行。也许，等我度过“中年危机”，又会重拾年轻时期的状态，只要埋首工作，有点新发现就会满足，惟愿如此。
我个人的专业兴趣，倒不是刻意寻找所谓“冷门”，主要还是个人兴趣。史前考古，是浙江考古中最受人关注的，但我个人对此不感兴趣，做过一二年河姆渡、良渚遗址的发掘，就不做了；我也做过越窑、龙泉窑，发现太过专门的手工业门类，很难与历史人物、事件、重大制度联系起来。后来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墓葬、城市上，甚至抄录墓志碑刻，相对于良渚、龙泉窑，这些相对“冷门”，但更容易与广泛的历史学议题连接起来。我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就是当历史学家，尽管做了田野考古，我就在具体的工作中，努力摸索一条“以田野的方式做史学”的道路。
2.最有“人民性”的学者群体
书乡周刊：您对历史学感兴趣，现在虽做考古，但在进行田野工作时，依然会读很多乡邦文献，用史学来佐助考古。史学家说，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那么对于讲求实证的考古学者来说，历史学和文献资料又意味着什么？
郑嘉励：历史时期最晚段的宋元考古，跟中古、三代考古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研究的对象，或多或少，有文献记载，不读书是不行的。
如何处理文献与考古实物的关系，是历史时期考古最大的理论问题。我认为，文献与考古本来就不是一个语境的东西，有矛盾、有冲突是常态，不应该做生硬的牵合附会；考古与文献，都是历史的片段，不必非此即彼，两者拼凑起来，才是更加完整的历史图景。从事具体的研究，文献准备是基本要求，算是“大处着眼”，具体研究时，保持考古材料独立性，算是“小处入手”。当然，我们既然站在田野考古第一线，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好遗迹与遗物的关系，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劳动。
我在浙江从事基层工作，有其局限性。不必说写论文，就是写杂文，也不敢写到浙江以外的地方去。身份限制了我的思维习惯，我的实践必须扎根于土地，这就是所谓“到什么地方读什么书”的具体含义。这个身份的好处是，田野工作保证了我的思考、题材的新鲜度与唯一性：我的文字是“唯一”的，因为主持南宋赵伯澐墓发掘、浙南山区银矿调查、整理《南宋徐谓礼文书》的阅历是唯一的。
在嘉兴子城的北城墙位置，做了一条解剖探沟。从地表至生土深达5米左
书乡周刊：您对江南墓葬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从墓葬的形式中能够重现当时的生活状况与人际关系，比如夫妻合葬、父子合葬、妾葬等背后的意涵。对这些遥远人事的推断揣想，可以为学术框架提供哪些新视角？
郑嘉励：对浙江南宋墓葬的思考，应该是我这几年比较有心得的部分。如果不太忌讳，古墓葬是个很有思想张力的意象，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过去、现在与未来。上下五千年的墓葬，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地下“中国通史”。
过去我把古墓葬当成客观的科学材料看待，将古人、古物往手术台上一扔，冷眼旁观，是谓“客观”。随着年纪增长，体悟比过去丰富很多，程式化的墓葬背后，更有庞大的观念世界，无尽的生死悲欢。我在《寻墓记》中，试图建构浙江南宋墓葬的思考框架，文末说“说得学术点，通过南宋墓葬及其背后思想观念的变迁，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礼俗领域的‘宋元明转型’之一斑。说得文艺点，古墓是认识历史、感悟人性、体验生活的好载体，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书乡周刊：在田野工作中，您需要和许多基层民众打交道，身份介于村调解、包工头、野行者、人文学者之间，书里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闲笔”。一般会怎么跟老百姓解释你们做的事情呢，是否有产生矛盾的时候？
郑嘉励：当今，考古工作者可能是与土地贴得最近、最有“人民性”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我到浙江丽水、温州、台州的乡下，从事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野外时间少说也在半年以上，租住老乡民房，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与农民工共进退、同喜忧；我们在一日千里的新时代和遥远的古代之间的夹缝中的生活，在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冲突中工作，在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交叉点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平衡点。第一线的考古领队，面对的事情，考虑的问题，不是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的。从考古项目的申请、青苗政策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当地人相处、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与工程建设方的矛盾冲突、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都妥善处理。这个过程很磨人，也锻炼人。
还是回到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老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加深对这块土地的认识。举例来说，我对乡土文物的认识和感情，就来自于田野生活。乡土文物，尤其是那些公共建筑，比如古塔、桥梁、宗祠，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凝结着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是深藏于人心的家园符号和象征。对文物的破坏，表面上看，只是毁坏了一些老旧的东西，其实，摧毁了一个社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毁灭了人们心中共同的美好的情感——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文物与自己的生活、情感有关，那么，文物保护才能变成发自内心的自发行为。我写文章，有时说许多狠话，只是想做这件事。
基本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是个老话题，也是个大话题。理论思考，非我所长。除了呼吁文物保护，我没有别的观点。考古工作者只能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尽力多抢救、保护一点文物。
3.考古，离大众越来越近
书乡周刊：社会上对考古常常不太了解，有时还会被误解形成一些偏见。尤其这两年随着盗墓文学、盗墓影视的风靡，不少人会误以为考古工作的形式是类似的，或者等同于文物鉴定收藏。《考古四记》里也有一篇《盗墓笔记》，您看盗墓文学影视吗，对它们怎么评价？它们在吸引人们关注地下“考古”这方面，是否能产生一些正面影响，还是根本无所裨益？
郑嘉励：盗墓是犯罪行为，也是触犯人伦底线的行为，正常的人都应该痛恨之。盗墓文学是另一回事，好比黑帮电影与黑帮犯罪之间的关系。作家要赢得读者，必然会渲染古墓的神秘性，有些小说，比如《盗墓笔记》的叙事技巧和想象力，相当不俗，但这不代表我认同他们对古墓和盗墓的渲染。其实古人的遗物，只是遥远过去的生活的一部分，本质上并不神秘，时过境迁以后，我们对古人的生活感到陌生，许多无法解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不知”，不代表神秘。我这几年在考古传播中所做最大的工作，恰恰就是祛魅——把附加在考古身上的“神秘”的东西，剥离出去，故弄玄虚、神秘主义，从来与我无缘。我们最终要回归到真实的生活。盗墓小说借古墓葬虚构故事，这跟真实的考古、古墓毫无关联，我们不要自作多情，硬把这两个东西扯到一块。因为“盗墓文学”爱上的“考古”，不是真正的、学术的考古。
至于文物收藏鉴定，我不收藏古董，也不做买卖。考古发掘品中没有假文物，对考古工作者而言，文物鉴定主要就是年代与性质判断，不涉及辨伪，更不涉及定价。
书乡周刊：这两年，人们对文物和文保的关注好像比以前更多了，也产生了一些“清流”节目，比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有前一阵大热的综艺《国家宝藏》。您怎么
评价这些节目及其意义？
郑嘉励： 这类节目大热，都是好事，我乐观其成，足证功利的时代也有“风雅当道”的例子。其实考古学界的重大成果，也不能说是“冷门”“小众”的，尤其是文物丰富精美的名人墓葬，公众向来有兴趣，比如兵马俑、马王堆、曹操墓。重大考古发现的关注度，时常与影视娱乐新闻不相上下。就像海昏侯墓的发掘和展览，深受公共关注，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一是墓主人的传奇经历；二是墓葬完好，文物众多，更有金银财宝，对公众（包括我在内）有天然的吸引力；三是考古发掘和展览做得很科学、很好看，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当然，有很多人，是把海昏侯当成“文化娱乐”新闻看的，文物背后的故事也吸引人，比时下大多数的肥皂剧好看，也更有“营养”。
书乡周刊：您在后记中提到了“公众考古”的概念，目前我国公众考古工作的现状如何，尚有哪些问题？
郑嘉励：其实我不太说“公共考古”这类概念。就我的理解，所谓公共考古，大概就是要把学界的共识和成果，尽可能多的介绍到公共领域，成为公众的知识。目前看来，效果不尽令人满意。对此我也没有具体的灵丹妙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想，专业人士写文章，心里最好装着读者，在不牺牲学术性的前提下，尽量把文章写得平实、通顺、好看一点。内容的科学性、严肃性、思想性，是不必向大众迁就的，但文章的形式要尽量迁就大众的接受习惯。
书乡周刊：您的《考古的另一面》和《考古四记》在学术之外，也有更多个人视角和个人性情，接下来还有什么关注点吗？
郑嘉励：我最近读罗新老师的《从大都到上都》，最大体会是“田野考古，是历史学研究实际的、落地的工作”。我计划写一本在浙江调查南宋墓葬的书，将绍兴宋六陵、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武义徐谓礼与黄岩赵伯澐墓的考古工作，纳入宋室南渡、“宋元明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脉络中去，就南渡皇室、南渡士大夫家族、第二代宗室移民、南方土著不同的墓葬观念与做法，梳理出几条内在的历史逻辑，力争写出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著作。
（原标题： “考古界网红”郑嘉励：考古既不特别伟大，也不特别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