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眼里的好老师20】未央：我的小学许老师
我的小学许老师
文/未央
很多年前大学上英语课，老师点名回答问题，学号1的我常常中签，老师喊一句“Mr.Hujianliang(胡建良先生)”时，教室里总是哄堂大笑，待笑声落下，纤秀窈窕的我面红耳赤地站起来的时候，被笑声弄得一头雾水的老师们马上反应过来，连声说“sorry(对不起)”。
胡建良这个男性化的名字闹过不少笑话，可我一点也不反感，因为这个名字是小学老师给我起的，她赋予了我深深的期望。
小时候，我家的旁边是一所乡村小学，宽敞的教学楼是水泥砖砌的，平坦冰凉的水泥过道成了我们乡下丫头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跳绳玩石子打鹞子翻身，困了直接睡在水泥过道上，教室里传出的朗朗书声成了美妙的催眠曲。
1975年，我已经七岁，秋季开学报名，大孩子们背着书包热闹地回学校报名了，我眼巴巴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流，忍不住排到了新生报名的队伍里。
轮到我报名时，那位和蔼的稍胖的女老师，我是认识的，她姓许，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老师也是认识我的，常常趴在教室外窗台上听课的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呀？”老师知道我的小名，可我没大名。想到父母常叫我“建莲”，我自做主张地说:“胡建莲”
许老师很是不悦：“都叫花呀，莲呀的，改了，叫胡建良，建设祖国的栋梁，你个女孩子用良好的良吧”。
老师金言玉语，高瞻远瞩地将我的名字定了下来。
名字定下来了，可我没有学费呀，许老师看了看我，说:“先来上课吧。”半学期后父亲才将学费送到学校来。
跟着老师咿咿呀呀地读过两年书后，认识的字多了，薄薄的语文课本已经满足不了大家阅读的欲望。许老师建立了图书角，除了学校订的《中国少年报》，《儿童文学》等报刊杂志外，还号召同学们把手里的小人书捐到教室来，互相交换着看。每次收到新的报纸、图书，我都争着抢先看，看了又看，读了再读后才依依不舍放到图书角去。
“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一个个神奇的传说把我引入了远古的世界里，越过抬头就见的四面大山，茫茫宇宙，滔滔洪水仿佛就挂在远远的天边。
“小虎子”，“知音姐姐信箱”，儿童文学让我知道山外面有车水马龙的大街;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流光溢彩的城市;有高山、大海、异样的国度和人群。
后来许老师每天早上在黑板的右上角写上一句格言或诗句要求我们背下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年记的，好比石上刻的。”……不论懂与不懂，就那样唱山歌般背了不少，后来长大后，才发现那时背的诗词格言早已融入了骨血里，朗朗地张口就来。
那时功课实在不多，下午三四点钟就放学了。即使免不了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我们依然快活得象鸟儿一样在学校打乒乓球，丢梯田，跳绳，跑来跑去，飞扬雀跃地要把学校哄抬上云霄，就是不懂得珍惜时间。
许老师有些着急了，光阴似金怎么能浪费？！她决定给我们上英语课。
那时七十年代末，城市小学都没有开设英语课，农村小学更是没有先例，所以课本是没有的。许老师一个字母一个单词地抄在黑板上，带着我们读，一句句英语短语带着我们练。就这样没有课本的英语课我们上了两年。初一时当我以英语成绩年级第一名站在某重点中学的奖台上时，心里无限感激着陪我度过小学时光的许老师，她将我们那群疯玩的乡下孩子们，引进了文化的殿堂，从山谷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我们小学毕业后，许老师退休了，偶尔碰见她，欣喜如见父母，亲昵欢喜溢于言表。
参加工作几年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久治未愈，无奈回到家里疗养。许老师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匆匆赶来看望我，非要我到她那在乡卫生院当院长的女婿那里去看病。
“你给她仔细瞧瞧，倒底是什么病？你一定要把她的病治好了，她是我的学生呢。”
许老师给她的女婿下着命令。虽然最后我的病在长沙湘雅医院才得以治愈，但老师一直视我如儿女般的亲情时刻温暖着我。
再见到许老师，是她回到我的家乡养老，我很高兴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也能
看望老师。老师依然和蔼可亲，戴着老花眼镜，捧着书，可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不认识所有人了，就连她给我起的名字都不记得一丝一毫，只记得她自己少年时认得的字了。
我蓦然大惊，悲催不已，哪里敢相信那样学识渊博，知性优雅的老师竟会患上老年痴呆症，恨不得扑在老师怀里大喊:我是胡建良，你的学生呀！
可我终究抑制住悲伤，强忍泪水，平静地陪着老师闲谈，任悔恨的感觉在心里翻江倒海。我深切地体会着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很快，老师的孙女牵挂着老师，舍不得老师在乡下吃苦，把老师接到长沙治病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老师。
前几年听说老师溘然长逝了，戚戚然回忆起老师的点点滴滴，禁不住泪眼朦胧:我对许老师的感恩之心竟然永远无处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