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将心语寄弦索:朱慧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

第一次听说朱慧珍这个名字,似在八年前刚接触评弹之时。博士论文虽以女弹词为研究对象试图建构评弹界细腻的性别关系,今日看来似乎缺乏对个体生命的感温和理解,即使当时被告知治史应以“人”为主体。七年后,承蒙导师唐力行教授的推荐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唐燕能老师的厚爱,原本已成记忆、渐行渐远的朱慧珍,再次进入笔者视野。她生于民国年间,经历了时代更替和政权更迭,感受着社会地位改变带来的巨大喜悦和伤感,艺术上非凡的成就与家庭生活的不幸构成的反差,不失为“知史阅世”的极佳素材和媒介。直觉归直觉,一旦着手研究,才发现“绝非易事”,也让我们对历来艺人入史传之难,除世俗偏见或士人偏好外,多了一个角度加以理解,即资料的缺乏。纵使奇才如王国维写就(《宋元戏曲考》,也只能旁搜文集笔记中的零星记载。
为朱慧珍立传,还是应尽量多地占有史料,以史学研究为基础。史学研究是通过激活史料的内在因子,从历史事实里寻求“意义”的阐释,这样才足以还原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朱慧珍。可惜的是,缘于评弹艺术流动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加上影响力仅限于江南地区,相关文字记载付之阙如。评弹艺人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朱慧珍也参加过建国后的扫盲班,自述性文字很少。对“求真求实,不落空言,言必及义,义不离事”才是根本的史学工作者而言,这反倒成了最大的难题。没有办法,只有改变思路,用“口述资料”加以弥补。“观念一变,天地宽”,有关朱慧珍的大量信息,还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些记忆没有行诸文字,也让我们轻率地作出判断,认为朱慧珍是“缺少故事性”的人物。但是收集这些记忆却又不是一件易事,在此期间,苏沪两地奔波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个中辛酸,唯有自知。”最深刻的是七月七号子夜时分,眼看着时钟滴答走过最后一秒。坐在火车上思绪翻飞、整理获得的信息,竟然毫无睡意。听着坐在旁边的淮北某君诉说着大学食堂的种种内幕,某女士畅谈着六个孩子的苦恼。我想这就是生活,看似无聊透顶,却又暗含哲理。凡事经历过,且没有获得期望的结果,心里才会泛起种种不平和悔意,正如我写朱慧珍。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看着酣睡的幼儿,坐等着我回家的妻子和母亲,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家庭的温暖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采访和写作,而这也恰恰是朱慧珍所欠缺的。
不过,由记忆所组成的口述资料,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较强的“主观性”意图。纵使口述史家建议我们在文字记载和口述资料做出区分,究竟哪一个更能体现真实的历史。毋庸讳言,“真实的历史”已随风飘散,文字记载也好,口述资料也罢,都是建构“真实的历史”的史料而已,同样带有“主观性”。即便成文成书,也仅是“描述的历史”,离“真实的历史”的远近,取决于资料占有的多寡以及史识水平的高低。采访过程中,有的受访者的回答琐碎、重复,有的受访者离题万里,有的受访者对笔者更是有诸多“指导性意见”,有的受访者则“讳莫如深”,有的受访者又极其配合地道尽“所谓真实的朱慧珍”,有的是试图进行“遮盖”。种种心态,笔者深有体会,也抱以“同情之理解”,但更相信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珍妮特·温特森在《橙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说过:“每个人讲故事的方法不同,这提醒了我们每个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真相可以发现,有人认为一切都可以被证明。但我不相信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就像一团系满了结的线,一切都呈现在眼前,但很难找出哪里是开始,而结尾更是玄妙莫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欣赏这像搭猫翻绳儿游戏一样丰富的可能性,你还可以多加一些结使它更复杂。”
笔者庆幸与朱慧珍有一定的距离,尽量减少“当局者迷”的情感左右:朱慧珍固然有书写的必要,因朱慧珍而引发的现象和反映的社会心态却又构筑了另一番美丽的图景,更有大书特书的价值。另外,史学研究本来就是要下苦功夫的,将捡拾的文字、口述碎片细心串联,慢慢拼接在一起,归纳综合、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方能形成较为清晰的面貌。有些资料由于人为因素无法阅读,虽看似遗憾,也不失为一种“完美”。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立论,这样做还可以减少“空泛大言”的情况,比如笔者曾被告知“朱慧珍的作品怎么怎么好”。笔者不否认朱慧珍在艺术上的成就,就此论调进行反问:“如果一本传记,只写传主怎么怎么好,就不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了?如果这样空洞地写一本书,绝对没有读者的,对朱慧珍也是不尊重的。”另外,朱慧珍呈现的作品再好,也仅是一个“结果”,千万不要忽略作品产生的“过程”和“时代”,如此方能领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真谛。不过,以人物反映一个时代,或者描写时代影响下的人物很难,这需要考虑性别、职业、阶层、文化层次等方方面面。为其立传,非只叙述朱慧珍与其他人之间委曲微细之事实,更须揭示这些事实内在的精神实质,暗寓褒贬扬弃,尽力做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在撰写过程中,虽然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也收获了感动。导师唐力行教授的极力推荐、主编唐燕能先生的信任,以及俞约瑟先生提供的大量朱慧珍先生的照片和生活信息,是传记能够完成的保证。另外,吴晓珍女士、马黎女士提供的朱慧珍先生生前的笔记本和部分照片,是不可多得的感性材料和内心独白。采访过程中,还得到吴宗锡先生、王柏荫先生、陈希安先生、彭本乐先生、何学秋先生、潘关勋先生、高美玲女士、江文兰女士、鞠秀芳女士、李荫女士、周云华女士等的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苏州大学的李明老师、上海师范大学的解军博士,冒着高温陪同笔者采访,感激之情深埋心底。朋友陶春敏、同事严万祺,或提供撰写建议、素材,或帮忙修补照片,为传记增色不少。此外,我的研究工作还得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指导项目“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以女弹词为中心的研究”(2010SJD770001)的部分支持。
妻子的理解,父母、岳父母的支持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强大后盾。期间,笔者经历了为人父母的喜悦,深知宽松、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才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谨以此书,献给你们!
周巍于姑苏
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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