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学问是个人的，成就是时代的，辉煌是民族的
（作者：赵辉 民族科学家）源远流长、传承不断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全体中华人民最为自豪的民族自信。但是，关于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展历程？中华文化文明究竟起源于何处？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一个无法根本解答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
虽然，当代中国考古界围绕黄河中游的二里头考古遗址，集全国的考古精英建立了多重理论的“中原中心说”中华文明起源论，但其理论与考古发现，不仅不能完整地阐释与还原中华文明史，自证学术理论的严密逻辑性，得不到国内考古界史学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甚至导致了对中华文明产生本土性的否定，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度缩短为仅仅3700年的历史。一些考古界权威和大咖，甚至以“现在大概95%的学者都已经认可了”二里头的“中原中心说”理论，来为河南二里头考古遗址站台摇旗呐喊，但这些毫无学术精神的鼓噪，将导致中国考古界在中华文明探源上的集体沦陷。
做为在二里头考古遗址一线工作二十年的考古人许宏，就明确表示“现在二里头在申遗，看看我们怎么运作，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能够用夏这样一个概念给二里头来申遗并获得成功。这是一个试金石。但我们知道，考古学现在能说清楚的，肯定比不能说清楚的要多得多。如果什么东西都能说清楚，那不管是多大的权威和大咖，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些明摆着是常识性的问题，是普通的学理问题，但有学者就认为现在大概95%的学者都已经认可了，怎么居然还有像许宏这样的搅局者呢？（许宏认为无证据证明二里头考古遗址与夏文化夏王朝有必然关系，被一些人认为是对二里头遗址夏文化或“夏都”定性的搅局者，笔者注）”。
“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是国家为早日解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而启动的重点科研工程，无疑为根本上破解华夏文明起源吹响了历史号角，但纵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历史进步，从来都是人民群众个人所创造，而非一个权威的、主流的机构或组织所能完成。
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无不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而产生；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但其历史成就却是由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等百分百的个人所贡献；老子李耳西出函谷关，受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成为道家的经典；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整理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遭同窗李斯暗算而成《韩非子》成为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尧、舜、禹三代中华先圣开创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
因此，促进中国文化、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开创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理论与学术，无不是中华大地诞生的华夏儿女的独立个人所创造；他们个人开创建立的人类文明理论与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原始组成部分，深深刻录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之中。
四千年前，尧、舜、禹、皋陶中华四圣以其个人高尚的品格，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成为中华文明伟大发展中的最重要时期，是华夏文明发展中的启蒙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庄子等众多先圣先贤，在颠沛流离、衣食无着中，以其个人的高瞻远瞩、光辉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发展的思想体系，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交相辉映，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文明之巅的思想基础；伽利略以个人的坚持、个人的牺牲，打破了传统的地心说，建立了日心说，为现代世界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牛顿以其个人的努力与思考，创立了传统力学理论，开创了工业文明。爱因斯坦以其前无古人的思想，开创了相对论，揭示了宇宙发展的基本规律，成为现代文明科技发展的基础理论。
因此，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与理论，无不是人类中一些优秀人士的光辉思想发扬光大的结果。他们创立的理论与思想，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闪光点，照耀人类后人前进的方向。伟大的人物，创造了伟大时代；伟大时代，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个人的学问，开创了伟大时代。
在中华民族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虽然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试图通过考古学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问题。一些考古大家以有限的考古遗址发现，建立了一些中华文明形成的新理论，形成了一些缺乏自然发展规律的“中原中心论”的中华文明发展观。一些考古权威或大伽，以其掌握的话语权， “以99%的学者认可”这种违反学术思想的方式，掩耳盗铃地定义二里头考古遗址为夏朝国都；一些学术单位，将国家投入的有限夏文化研究经费，重复地投入到二里头遗址及所在行政区域内，不仅没有求证出二里头遗址为夏文化，甚至导致了对中华夏文化与夏王朝在历史中存在的否定。这是夏文化与夏王朝的本身问题，还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背离了纯粹的学术研究，成为单位或地方的利益垄断资源？利益操控下的学术研究，能反映真实的历史存在吗？能得到中华民族与世界人民的认可吗？
“以前认为，二里头是商汤亳都。邹衡先生在会上横空出世，成为一匹黑马。他提出，二里头应该是夏。所以，北大孙庆伟教授在他近年的学术史著作中，专门用了一个小节描写“搅局者邹衡”。邹衡先生提出，二里头是夏，当时大家都接受不了，群起而攻之。在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邹衡先生则得意于他的观点成为多数派了。那么，“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老话过时了吗？”（许宏）。在二里头遗址的定性问题上，是以“现在大概95%的学者都已经认可了”，还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哪些95%的学者都是哪些具体人士呢？恐怕说这句话的权威或大伽自己都说不清楚，哪些5%的不认可学者又是哪些人呢？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学术权威，还是一个学者吗？
因此，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问题上，60年的二里头遗址考古经历与国家层面的重点学术研究成果，尚无法确认二里头遗址的夏或商文化属性，已经证明二里头考古遗址与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相距甚远，或者说是一个原则错误。在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地点，进行的夏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只能是根本错误。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在地方利益与学术垄断下的利益垄断，完全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原则与初衷。
在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起源地问题上，不是没有历史踪迹可寻。无数的历史文献、历史文物、民俗传承，都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诞生地指向中国南北交界的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
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是历史文献记载中“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地方，是大禹凿山导淮治理洪水的地方，是帝启建立夏王朝的地方，是夏文化产生与传承的地方，是中华、中国、华夏、天下古之所指的地方，是中国文字产生的地方，是中华诗词歌赋诞生的地方，是老子、孔子、司马迁“心向往之”的地方。
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唯一发源地，一枝独秀地引领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传承。这一探源中华文明学术结论，将成为未来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实证中华文明形成本土论的可靠依据，成为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起点，为中国考古学走出困局、开创新辉煌的新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