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已把文学变成了知识的教条，才情的奴仆
文学史教科书：知识和才情的堕落
作者：李 森（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诗人）
来源：李森著《教育的危机》（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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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学校里，文学课几乎成了学生们厌倦的功课。大学里的教授们常常抱怨学生不热爱文学艺术，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是，很少有人思考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原因。我们的确不能忽略文学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被边缘化的事实，但人们特别是那些教授们可曾思考过，自己是否就是学生学习文学、亲近文学的障碍。文学是语言艺术，是人文之花，而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科书，已把文学变成了知识的教条，才情的奴仆。
我们不需到各地的大学讲堂上去听课，有心人只要把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教材找几册来拜读一番，就会领略那些使许多人成为教授、博导、名师、国家项目主持人、学科带头人、一方学霸的德高望重人士的学术风采。当然，还有各种趋之若鹜的'桃李满天下'的'桃李'，也在各地编写各种门类的教科书，很惬意地吃上了文学伙食。然而，少数有羞耻感的学者、诗人、作家、文学爱好者、学生，却很难从汗牛充栋的教科书里找到一部对知识有反省、清理，对才情有可靠解读的教材。以文学史为例，市面上流行、课堂上销售的文学史著作不下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但只要你稍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些'史'几乎大同小异。人们似乎也不再一味地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框去套所有的作家、诗人，年轻一代也在努力把文学界呼声很高的边缘作家、诗人们搬上讲堂，甚至以此标榜自己区别于老一代文学教师的种种所在。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值得微笑，但我们还是看不见真正让读者感动，同时又尊重读者的、有尊严的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教科书。
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学史著作的写作至少应该表现出如下的准则：第一，要对文学形态发生过程中的知识，包括文学史知识有过反省和甄别；第二，写作文学史的人要对自身的知识来源和知识形态有过自我的反省和甄别；第三，以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为最高原则；第四，文学史的写作不仅是可靠的知识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写作者和写作对象才情、智慧的重新发现；第五，真正的文学史，是写作者以写作对象为比照的理论创作。我坚持的这种观点与目下流行的学院派的文学史观是格格不入的。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当前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恐怕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可读之书。这部书2005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本。其实，此书1961年即在美国出版，随后又在台湾和香港出版汉译本。几经周折后的出版，无疑是大陆文学出版的一个重要事件。如果我们把阅读的视野放开一点，那么，2005年4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即是广义的外国文学史书出版的另一个重要事件。这部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1930-）。哈罗德·布鲁姆就是提出了诗歌'误读'理论和'影响的焦虑'理论的那位耶鲁、哈佛教授。包括《西方正典》在内的布鲁姆的著作，是美国主要大学英语系、比较文学系的教科书或参考书。我们再把阅读眼光移到艺术领域，那么至少还可以举出两部重要的艺术史著作，一部是英国伟大的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又译《艺术的历程》），另一部是法国艺术史家艾黎·福尔写的《世界艺术史》。这两部书国内都有新的汉译版本。在上面列举的这些书中，无论读哪一部，我们都能领略到作者在反省和甄别知识方面的真诚、才智和开阔的视野，同时，也能尽情地享受作者挥洒自如的才情。这样的作者写作这样的书，既体现着对文学艺术史的尊重，也体现着对读者的尊重。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不加以反省和甄别的知识教条，任何在写作中作者才情卑躬屈膝的隐藏和退让，都是对文学艺术历史低级趣味式的曲解，对读者冷酷的轻视。一言以蔽之，以卑躬屈膝的人格和单一的知识模式为出发点写作的文学史，无异于对读者实施语言暴力---思想和审美的丰富性、可能性被割断了。很长时间里，我们总以为语言暴力的实施是以大叫小喊式的、标语口号式的、狰狞的知识面目表现的。其实，在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历史的传播过程中，最可怕的语言暴力，恰恰以制造真、善、美式的冷静、客观的方式来实现。在我们时代的文学史写作中，所谓客观、规范的学术或所谓学术的客观、规范，已经成为鉴别学术品质的金科玉律。这样的金科玉律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领域，在科技理性的领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但在人文学术领域，极力倡导客观化、规范化，则意味着学术的堕落。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人文理性本来就是两回事。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人文领域，由于深受工具理性和特殊的理论环境的影响，本来应该充满睿智和才情的学术，自然就被单一理论模式的教条取代而实施语言暴力了。这一单一理论模式的核心，就是貌似客观的反映论。经过几十年的灌输、传播，反映论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深入可怜的人心，成为多数人有意的或无意识的审美判断能力。在基础教育中，围绕着考试和评比开展的人文教育，其通过工具理性观念实施的语言暴力已经制度化，甚至被恬不知耻地称为--科学化、规划化。纯粹从文学理论上看，这是我国文学史写作的第一次堕落。这一'堕落'无论作为现象，还是作为本质，很多聪明人都已经意识到，许多教授也在讲台上批判这种单一的文学史研究视角、理论教条。教授们及其生产线上出品的博士、硕士、学士弟子们，也意识到了学术研究多元性的重要。于是乎，他们开始引进各种理论，'拿来'、批发各种理论，以此显示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博学。
那些不明文学艺术研究为何物的人，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是会被什么原型批评，什么弗罗伊德，什么女性主义之类的理论爆炸吓破了胆的。新的理论，新的解读，新的说法，成为了新的教条。从理论到理论的附会研究，就是对浑然一体的作品的肢解，对作家智慧和才情的另一种轻蔑。这是当代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理论研究又一次堕落。前一阶段的堕落以单一的反映论模式和创作方法为表现；现行阶段的堕落，是以打着'多元'旗号的理论泛滥、理论爆炸为表现的。似乎在当下的文学研究界，如果不空谈理论，不使用一些新鲜名词，学术研究的档次就上不去。理论家、批评家成了在各种理论、各种说法的荆棘丛中穿梭的可怜羔羊---有的还是豹子老虎。阅读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著作，你可以找出他们的理论基础，找出他们批评的失当之处，但你会发现这些书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真诚，是个人的学术品格和审美品格的自由。文学知识固然是书中的重要内容或曰骨架，但不是血肉，也没有成为作者纵横捭阖、融会古今进行文学诗性创造力评价的障碍。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在评价一个优秀作家、一部优秀作品时，必须'断'得下来一个作家的地位，一部作品的创造性诗学价值所在。也就是说，真正优秀的批评家、文学史家，是创造标准、描绘坐标、改变方向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多。当下中国许多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者，既没有个人的观点，也缺乏把握作品的才情和文学素养，因此，将智慧和诗情降低到知识的层面上折腾，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些文学教师，你还不能太逗他们玩，把他们的名号点出来，否则，他们会对你群起而攻之的。还会到处告状，想叫'上面'来收拾你，好在现在的'上面'也不会轻易受个人或所谓学术性的小利益集团摆布的。一方面，文学教师们不理解一部文学史书实际上是写作者个人文学史观的呈现；另一方面，即使理解了，也要对你围而歼之，因为你的语言说出了一个秘密——一个通过文学吃伙食、端饭碗的秘密。夏志清如果不是美籍华人，居住在美国，他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早就被围而歼之了。特别是如下这类观点会很伤他们的面子，尽管他们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1952年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凭我十多年的兴趣和训练，我只能算是个西洋文学研究者。二十世纪西洋文学大师---普鲁斯特、托马斯曼、乔伊斯、福克纳等，我都已每人读过一些，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小说家在描写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我国固有的文学，在我看来比不上发扬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学丰富。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当然也比不过仍继承基督教文化余绪的现代西洋文学。'（《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夏志清无疑具有大批评家当断则断的气概。一个大批评家，他的观点从来不受制于人，不受制于任何压力。比如对鲁迅的评价，夏志清一方面认为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另一方面他在《鲁迅》一章的结尾处又指出：
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Horace）、本·琼森（Ben Jonson）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夏志清的评论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同样，布鲁姆教授的《西方正典》显现了更高的批评水准和个人才华，所有篇章可以说处处妙语连珠，把阅读引向深邃的智慧和隐喻的深渊。我还没有读过比这部书更伟大的文学史书。在《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经典批评家》一篇里，布鲁姆写道：'约翰逊比其他批评家高明的是，他表明了自我是惟一的方法，因此批评是智慧文学的一个分支。批评不是政治和社会科学，也不是性别崇拜和种族鼓噪，但这些却是西方大学里的现状。'布鲁姆评价的既是约翰逊博士，也是评论自己。伟大的人物之间，都是惺惺相惜的。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与开篇'里说：'伟人总是惺惺相惜，但也不会为之所误。'
写到这里，我估计学院派们会问，你也是大学教授，你写出了什么东西。我可以向读者们汇报，我一直身体力行反对我要反对的文学研究的知识化、庸俗化和批评的堕落。在艺术批评方面，我写了小作《画布上的影子》（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在文学研究和批评方面，又写了小作《荒诞而迷人的游戏——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经典作品重读》（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前一书是为《作家杂志》开的'艺术中的修辞'专栏写的；后一书是为《花城》杂志'世纪经典'专栏写的评论稿。下面选录《荒诞而迷人的游戏》一书'自序'的主要内容，进一步表明我的看法：
我只想写一个简短的自序，不想过多地谈论我这部书中的思想。但有一点我必须再一次指出：我是一个坚决反对垂死、僵化的学院派八股论文的人士，因此，我所有的文章，都不是论文而是散文。不过，这不等于说我的文章中没有诗学思想。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个人的文体风格及其创造性本身，就是一种诗学内涵的表现，只有纯粹玩体制的体制文章，才是非个人化的。即便是哲学，也是语言'表达'本身的产物。加缪说过：'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是创作家。他有他的人物、他的象征和他的隐秘情节。'只有那些把思想的形而上性质、诗性和文体魅力降低到知识或伪知识技术层面的人们，才会选择'八股论文'、维护'标准化'、学院派。我这样说，可能会引起众多专家学者们的不满，但请大家原谅我的尖刻，因为我生活的时代和学术环境，使我不能不尖刻，不能不愤怒。在这一点上，我深深地理解鲁迅的痛苦心灵。我有点杞人忧天了吗？我觉得，学术的所谓'规范化'、'项目'、'工程'、体制化，正在葬送着学术的人文情怀，破坏着学术的良知和心智。在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学院派'学术江湖'里，即使你能写出《史记》、《文心雕龙》、《人间词话》这样的书，也不能算学术著作的，因为这些书都不是'规范化'、体制化的写作，写作者也不是'文科技术人员'。当然，在西方世界，也存在着这个所谓'规范化'的问题--人文和学术的技术化是世界性的悲哀。我们拾人思想牙慧，仰人学术鼻息，在人文学术的'技术化'方面，做得比洋人师傅更到家了。'标准化'、'技术化'追求的是'客观化'，其实，在人文领域，哪有什么纯客观的东西。比如在如今的大学里，一个没有才气和思想的人，也能在人文学术的江湖中花个几年时间混得大名鼎鼎、身价百倍。想到这个'学院派江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能为人类的心灵和心智的堕落而悲哀了。如果我这本书在文体上有点什么可取之处，也许就在于对这种堕落和悲哀的抗争吧。
我还要补充的是，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原创力量和作家、诗人的原创力量同等重要。在文学艺术研究、创作领域，那种对客观性、统一性、规范性的追求、把握并以此实施的理论抱负，对于本真的诗性创造来看，只可能是一种幻觉，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明白人当明察之，慎思之，摸摸自己的心灵和心智，看看自己的天赋才能是否还有点生机，是否还有救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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