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刘：《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
《资本论》对政治哲学“问题”的倒转，就是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基于“自然状态”的人的“自然权利”去抽象地演绎“自然法”“社会”“国家”“权力”等关涉“政治”的纯粹“理论问题”，倒转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践问题”，即将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当作物质生产实践去理解，从而为人类构筑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指明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哲学转向”，特别是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亟待提升至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高度，即按照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哲学观及其开辟的独特理论道路去澄清《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资本论》是何种意义的“政治哲学”？因为，这是保证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的关键之所在。在笔者看来，这一前提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关键环节。
对政治哲学“问题”的倒转
问题的转换是哲学变革的起点。《资本论》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变革，就发端于其对政治哲学“问题”的倒转。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概括地讲，《资本论》对政治哲学“问题”的倒转，就是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基于“自然状态”的人的“自然权利”去抽象地演绎“自然法”“社会”“国家”“权力”等关涉“政治”的纯粹“理论问题”，倒转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践问题”，即将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当作物质生产实践去理解，从而为人类构筑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指明方向。
从实质上看，《资本论》对政治哲学“问题”的倒转，也就是把人们一般当作社会历史的根基或最高原则的“政治”转换为社会历史机体器官的“政治”，从而把“对社会历史的'政治’总体性规定”转换成“对'政治’的社会历史总体性规定”。具体地说，这一倒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存在论基础的倒转。针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将“政治”看作社会历史的永恒根基、决定力量或最高原则的唯心史观，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资本论》的过程中，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物质生产——看作社会历史的“永恒必然性”，从而在把社会历史由“精神史”和“政治史”改写为“工业史”和“商业史”的同时，把“政治”的存在论基础从“政治活动”转换成了“物质生产实践”，把“政治”的存在论基础奠基在了以物质生产为内核的现实社会历史之上。其二是把握“政治”思维方式的倒转。当《资本论》把“政治”归结为社会历史总体的内在环节时，也就不能再将其作为凌驾于社会历史之上的神秘宰制力量，而是必须将其当作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的社会历史总体内生的“器官”，并把该“器官”当作人类总体实践或“社会历史总体”予以理解。由此，《资本论》也就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把社会历史当作“政治”总体去理解的思维方式，倒转成了把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历史当作“实践”总体去理解的思维方式。
其三是“权力”与“权利”之逻辑关系的倒转。当马克思把“政治”当作人类实践总体或“社会历史总体”予以理解时，也就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从“自然法”层面的“人”的“自然权利”或“原始权利”演绎出的非历史性社会权力或“政治权力”，转换成为了支配和形塑社会历史总体全部内容的“经济权力”，即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并在由此决定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其制度化也就构成政治法律关系以及“权利”的内容。因此，在现代社会被人们归入经济范畴的生产关系，实质上是形塑整个社会的广义政治权力或“初始权力”。换言之，作为“权力关系”的生产关系是政治法律意义的“权利”的构成性力量，而政治法律意义的“权利”则只是被生产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法律关系的制度性体现。正因为如此，《资本论》将资本这一特殊生产关系看作支配现代社会形态一切的“权力”轴心，并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高度阐明了资本在改造整个世界性质和面貌中的权力支配作用。
可见，从“问题”转换的角度看，《资本论》实质上是揭示现代资本生产关系的“构成性权力”与政治法律关系的“被构成性权利”的生成转化逻辑的“政治哲学”。
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具体化
哲学观的改变是哲学变革的中介，而哲学变革则是对已然改变的哲学观的具体化。《资本论》实质上就是以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为中介并对自身哲学观的具体化。
概括地讲，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秉持的哲学观——哲学是外在于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纯粹“观念活动”（作为“科学的总汇”或“科学之科学”，抑或独特的“文化”现象）所决定的政治哲学理念的彻底否定，并通过揭示哲学与世界的双向否定关系，将哲学归结为揭示人类实践自身矛盾运动的社会批判理论。
具体地看，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具体化主要包括三个步骤：1.通过哲学批判，揭示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特别是现实历史“扬弃哲学”与“实现哲学”的矛盾运动过程，将哲学归结为现实世界的“观念补充”以及“文化的活的灵魂”，进而阐明哲学对现实实践的依存性，并把哲学归结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从而辨明物质生活对于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2.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同质性与差异性，将对经济学所提供经验事实的历史性把握，看作从“历史的深处”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中介，从而围绕“时代问题”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有机结合。3.通过“资本批判”，揭示资本的形而上学特质及其具体表现，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把对“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一现代主要问题的哲学批判归结为对资本逻辑的实践批判，从而将哲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来建构。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实质，是通过把“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思辨哲学改造成“从地上升到天上”的“实践哲学”，从而使“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统一于现实实践；而《资本论》对此的具体化，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运动规律，将对“当代的普遍政治”的分析批判植入对资本逻辑的分析批判之中。显然，从哲学观变革及其具体化角度看，《资本论》实质上是揭示资本逻辑对于“当代的普遍政治”及其特殊表现的前提性作用的“政治哲学”。
对政治哲学形态的重构
哲学形态的重构是哲学变革的结果，而哲学变革所开辟的独特理论道路则成就特别的哲学形态。可以说，《资本论》既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其开辟独特理论道路的体现，又是其重构政治哲学形态的一种结果。因为，《资本论》通过打破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已经把政治哲学形态从基于纯粹“哲学”学科问题角度“解释世界”的概念思辨体系，改造成了为了“时代的迫切问题”的实践解决而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历史科学”。质言之，《资本论》将政治哲学形态从哲学逻辑层面分析解释“政治”现象的“体系哲学”改造成了从“超学科”的现实实践活动规律层面解决“政治”难题的“问题哲学”。
从政治哲学形态的演进看，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所成就的政治哲学，既不能被归并到古典政治哲学，也不能被归并到现代政治哲学，因为，《资本论》彻底摒除了以下三种看待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1.探究和思考政治问题的形而上学意蕴的“元哲学”；2.运用形而上学或“元哲学”探究和思考政治问题的“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3.具有一定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性质与功能的“哲学文化”。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打破哲学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重新构建出了以寻求破解“资本的抽象统治”以及“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现代的普遍政治问题为旨趣，或者说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的“超学科”意义的“历史科学”。因此，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只能从“改变世界”的“超学科”意义的“历史科学”层面推进。
可见，从马克思开辟的独特理论道路看，《资本论》实质上是集所有具体科学为一体并致力于解决资本逻辑对现代人的“抽象统治”这一普遍政治问题的“超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即与以“解释世界”为圭臬的“体系哲学”严格区别开来的“改变世界”的“问题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时代问题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内在逻辑研究”（18AZ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