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最重要的篆刻作品！ / 四六文摘

《长征印谱》数易其稿，

不烦推求，

精益求精，

是钱君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钱君匋 (1907～1998)，浙江桐乡屠甸镇人，名玉堂、锦堂，字君匋，号豫堂、禹堂、午斋，室名无倦苦斋、新罗山馆、抱华精舍。他既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装帧艺术的开拓者，也是中国当代“一身精三艺，九十臻高峰”的著名篆刻书画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他一生治印两万余方，上溯秦汉玺印，下取晚清诸家精髓。

钱君匋瑞金（附边款）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钱君匋在艺坛异常活跃。他在音乐书籍装帧篆刻等领域四面出击，尤其是篆刻家的身份特别耀眼。篆刻收藏方面，钱君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机缘，收藏了大宗吴昌硕、赵之谦、黄牧甫篆刻原石。1960年代初应香港《大公报》之约，钱君匋和篆刻家叶潞渊合作撰写有关金石篆刻的随笔，宣传推广篆刻艺术，后来他和叶潞渊合作的这批文章，以《中国玺印源流》为名出版成书。在辑谱方面，1960年和1962年分别完成二部手拓本印谱《豫堂藏印甲集》和《豫堂藏印乙集》的拓制。在创作方面钱君匋也是海上印坛的健将。早在1956年就以和鲁迅交往过的文艺家身份，刻过《鲁迅笔名印谱》，并由上海金石篆刻研究社出版。这本印谱是国内篆刻家个人最早创作出版的一本符合新文艺政策标准的篆刻集，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契合新文艺观的一个范例。钱君匋在这方面的特殊敏感，基于他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把篆刻这种小众艺术与党倡导“鲁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呈现一种新的文艺语境，并获得文艺界与社会的好评与认可。

钱君匋长汀

钱君匋信丰

钱君匋道州

《鲁迅笔名印谱》的出版，从新中国篆刻史来观察，至少有以下几重意义值得肯定。其一，钱君匋的新创作突破了篆刻存在原有的价值，它以毫无违和感的面目和其它门类艺术形式一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具有相当的示范性。其二，印谱的出版确立了篆刻在新时代艺坛的现实地位，也提升了篆刻家的文化地位。其三，作为一种创作样本，启导篆刻创作的新思路，此后有更多的篆刻家投入到艺术与政经结合的主题性创作，有益的探索无疑拉近了篆刻与普通人的关系，呈现篆刻全新的艺术特质。在钱君匋《鲁迅笔名印谱》之后，上海篆刻家吴朴、方去疾、单晓天便有《瞿秋白笔名印谱》（1959）、《养猪印谱》（1963）、《古巴谚语印谱》（1966）一系列主题性印谱作品出现。钱君匋的《鲁谱》在这方面有先声夺人之功，而且在艺术品质与形式上贡献良多。1962年出版《长征印谱》是其主题性创作上的又一部力作。题材选择上的另出新招，实际上是借篆刻这种形式，对“长征”重新作出诠释，既带有纪念性，同时还是一种纪功的铭刻，可以感受到钱君匋在驾驭现实题材上的深厚功力，体现了他作为文艺家的综合素养和独到的洞察力。在那个时代，尽管钱君匋不是海派阵营中最优秀的篆刻家，但不能不承认，钱君匋是海派印坛中最善于消化融纳艺术、政治、社会各种因素，并快速转换成艺术方式表达主题的篆刻家。于是，钱君匋的存在，对于上海印坛有了另一种意义，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篆刻呈现一种新的气象，合时合情又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成为便于普通人欣赏的艺术作品。笔者推测正是由于钱君匋在这方面的贡献，他才被1963年重新恢复的西泠印社推为理事。

钱君匋遵义（附边款）

关于《长征印谱》的创作，笔者据手头掌握的材料，理出一个大致线索：1960年钱君匋决定刻制《长征印谱》，内容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选择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城市、关隘、名山、大川名100个，以征途所经年月为序，并在边款上简语点出其地位与作用意义等。经过近半年的创作，成印100方，《长征印谱》告成。1961年2月写成的《长征印谱·后记》，交待了这本印谱刻制的缘起及相关情况。印谱出版前，钱君匋已作过二次修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钱君匋刻印《长征印谱》，由康生题签，沈雁冰题内签，沈尹默题“君匋新制长征印谱”，丰子恺题诗，齐燕铭作词。这本印谱1961年还分别请了叶恭绰、潘伯鹰为《长征印谱》作序。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出版时他们的序文没有刊出。我们看到为《长征印谱》题字题诗作者强大的阵容，包括了文化艺术界的贤达和新中国党和政府里精通文艺的高级干部。

钱君匋施秉

钱君匋北盘江

197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长征印谱》。据钱君匋1978年的重版自记，1961年上海人美版《长征印谱》：“只用了一些业余时间来刻成，不免有推敲不够的地方。过了三四年，曾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部分作品作了重刻，这是第一次修改本，当时我希望把它作为重版之用。”1979年的重版，钱君匋又改刻了一百方中的四十四方，及四十八则边跋，可以说钱君匋对于这部印谱倾注了巨大的心血，重版本中新作占到差不多有五成。目前我们常见的《长征印谱》，除了少量手拓本流传外，大致就是1962年和1979年上海人美的二个印本。

钱君匋兴义

钱君匋兴仁

有关钱君匋的篆刻创作，过去30年间已有不少人投入研究，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钱君匋的篆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示人的篆刻作品没有一个特定的面貌，刻刀下的面目非常博综，是什么原因促使钱君匋采取这样的思维进行创作？与他擅长的主题性创作经历有何关系？另外，他收藏的大量晚清乃至民国印人作品对他的篆刻创作又有什么影响？这是钱君匋篆刻创作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再者，钱君匋本人和一般篆刻家不同，他有从事艺术史研究的背景，曾经对赵之谦诗书画印作过深入的探讨，深知印学史上“以书入印”与“印外求印”理路，钱君匋后来选择非单一面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后半生的篆刻生涯基本是这种创作思维的延续。笔者认为他的这种思维的形成，是与主题性印谱创作的内在要求有关，在遵循篆刻创作规律的同时，特别强调印面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于一个篆刻家来说，既要拥有艺术的纵深度，还要拥有艺术的宽广度。篆刻家在寻求印章的内在秩序与变化时，要比恪守一种相对单一的形式，其创作手法与思维成像可能更加复杂。另外，还要提到他对于边款的重视，甚至到了与印面等量齐观的程度，这个篆刻艺术空间的开拓，将篆刻的表达面推进到一个极点。这种篆刻观强化了篆刻家与刀石书之间的关联。对于这重关系，钱君匋没有明确地作过表达，但他的篆刻创作却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理念，这种艺术立场和当时其它体裁的文艺创作思维是相匹配的。在新时代的艺术时空里，钱君匋的篆刻创作思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样评价，并非说钱君匋忽视篆刻创作中的艺术品质。正好相反，对于篆刻艺术而言，钱君匋有自己的理解，体现在艺术语言上，每方印章的印面都有逼人的新意，节奏感强烈，生机勃勃，更有方寸含千里之势。落实在具体的印面上，刀石字都融汇着极强的个性化元素，其中既有点划被音乐化的节奏，也还有汉字造型上美感的赋予，以及印面上金石之趣及现代感的呈现。笔者以为钱君匋在他同时代的印人里，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篆刻，寻求篆刻新变，并苦心孤诣，把篆刻的新意古意及华夏民族的中和之美推到了一个极至。《长征印谱》数易其稿，不烦推求，精益求精，是钱君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钱君匋金沙江

钱君匋安顺场

附带说明，钱君匋篆刻生涯中最活跃的1950年代与1960年代，也是上海各种篆刻人才、资源最丰富的一个时期。钱君匋善于调遣各种资源为已所用。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传拓高手如符骥良、华镜泉等。张鲁庵作为古印谱收藏家也擅于制印泥，钱君匋的许多手拓本印谱就采用张提供的精制印泥。《长征印谱》完成后，钱君匋请符骥良（1923-2011）专司拓印之职，现存有1961年符骥良钤拓1函1册《长征印谱》，为钱君匋签名本，上面有钱君匋的亲笔签名：“骥良兄为我手拓此书，即持赠为谢。君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