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进德修业，读书明理

曾国藩非常重视子弟家人的读书学习，以进德修业为树人之道，教育他们旨在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他对其弟曾国荃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

曾国藩反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告诫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咸丰八年，曾纪泽参加科考，曾国藩即告诫他：“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出榜后，要求立即阅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曾国藩嘱他抓紧时间读书，充实自己，并要求他写信“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

其后，曾国藩更明确地提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他告诫曾纪泽、曾纪鸿：“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宫。”“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要求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尤其嘱咐曾纪泽：“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

曾国藩认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是“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二是“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即“孝弟仁义”；修业即“则诗文作字是”。进德之事，在家书中，曾国藩对做人处世，修身养性，为己之学等，从各个方面作过大量的论述。至于修业以卫身，他认为：“卫身莫大于谋身。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作为劳心之士，总须读书才能获得谋身之资。并强调道：“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

曾国藩认为后人是否读书，是家庭能否兴旺的重要标志。他说：“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来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如果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他把希望寄托在纪鸿、纪瑞二人身上，认为此中关键全在他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侄子曾纪瑞“得取县案首”，曾国藩“喜慰无已”，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并叮嘱曾纪端“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

读书的目的之一是“进德”，即做到“孝弟仁义”。“进德”要从少儿时期开始，曾国藩对朱熹所编《小学》一书十分重视。朱熹从古代经史等文献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为《小学》。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鉴古等四个纲目，外篇分嘉言、善行两部分。该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流传广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书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体现了“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曾国藩因此“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

在曾国藩看来，因进德修身而读书是第一位的。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又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读书是为了做一个明理之君子，如何做到这一点？曾国藩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其八条目中为真正“致功之处”，则仅格物与诚意。所谓格物，“致知之事”；所谓诚意，“力行之事”。何者为物？“即所谓本末之物”，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及天地万物、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所谓格，“即物而穷其理”。

显然，在曾国藩心里读书最重要就一条是为了做一个笃实践履的明理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