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论契诃夫 | 西东合集
纪琨 译
1904年7月契诃夫在巴登威勒因肺病逝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才刚刚开始文学活动，只写了几个短篇和一部受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很大的长篇小说。我现在极力思索，也无法回忆起这位比我年长十五岁的俄国短篇小说家的逝世消息曾在我身上留下什么印象。实在回忆不出。自然，德国报刊上登载过这项消息，也谈论过，可是，却几乎不曾引起我的震惊，而当时许多人写的关于契诃夫的文章，显然都不很出色，没有使我感觉到，仿佛有一位大人物过早地去世了，俄国和世界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报纸上的悼念文章，都可证明人们对死者一无所知，正和我一样，过了许多年才渐渐克服过来的。这种无知决定了我对这位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态度。
像我所祟拜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瓦格纳这样的大师，我对于他们的坚毅精神，对于他们用来进行创作以完成“伟大事业”，产生不朽的史诗的巨大耐性，感到眩然神往，这在我身上是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的；我从前的幻想就是要摹仿他们，即使只有一点点相象也好。至于契诃夫，还有莫泊桑（顺便提一下，我对于莫泊桑要了解得多），只是写些“小东西”，写这些东西并不需要延续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英雄式长期耐性，哪怕是一位平平常常不大勤勉的诗人[1]，有几天或几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写出来。我当初用轻视的眼光来看这种创作，不曾注意到短小和简洁凭借天才的力量能够获得多么深刻的内容，不曾注意到，这种小东西由于非常精炼——这精炼也许可以引起最满意的感觉，——是能够将丰富多彩的生活全部容纳在自己的有限篇幅之中而达到史诗式的雄伟的。这种短篇就其艺术强度而言，远胜于那些有时难免冗长拖沓而显得沉闷的大部头的名著。对于这一点，如果说我在后来比年轻时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主要是得力于对契诃夫的小说艺术的认识，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全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
如果说得简括些，那末，多年来西方，甚至俄国对契诃夫评价不足，在我看来是跟他对待自己的那种极端冷静、批判而怀疑的表现以及他不满意自己的劳动的那种态度，简单说吧，是跟他的谦逊分不开的，这种谦逊极其动人，然而当时在谁的心上也引不起崇敬之感，而且，假如能够这么说的话，还给他带来了害处。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本身的意见无疑地会影响到旁人对我们的看法，——前者会给后者涂上色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加以歪曲。契诃夫长久地相信自己才能微薄，相信自己在艺术上价值不高；只在克服了自己的先入之见以后，他才逐渐取得某种程度的自信，要使别人相信我们，是万不能缺少这种自信的；在他身上，直到生命的结束也从来不曾摆过文学大家的架子，更不用说那种哲人的或托尔斯泰式的先知的派头了。托尔斯泰初见契诃夫时亲切地注视着他，也曾，据高尔基说，认为他是优美、沉静、谦逊的人。
这样一位在说教的时候缺乏谦逊不在瓦格纳之下的巨人，他的夸谀之词听来颇有屈己下人之意。极可能契诃夫听到这句话时脸上露出了沉静、有礼而带讥嘲的微笑，因为礼貌，无条件的尊敬，再加上一点儿讥嘲——这就是构成他对待雅斯那亚・波良纳[2]的全能者的态度的东西；然而间或地，当然，不是在与这位压倒一切的人物的直接交往之中，而是在写给另外的人的信里，讥嘲在他身上竟发展成为公开的反叛。
在赴苦役流放地库页岛那次饱受牺牲的“地狱之行”归来以后，他写道：“……如果一直坐在家里，我现在会是怎样一个没出息的东西啊。旅行之前，《克鲁采奏鸣曲》[3]对于我曾是一件大事，而现在，它在我看来十分可笑，而且显得愚蠢糊涂……”托尔斯泰的既专断且可疑的说教激恼了他。“让魔鬼把这个世界上一切伟人的哲学都带走吧！”他写道。“所有的伟大哲人无不专横霸道，就跟一些将军似的，而且像将军们一样地粗率卤莽，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样的话主要是由于托尔斯泰把获得博士学位的人[4]当作不学无术的恶棍来谩骂而激起的。而契诃夫是医生，热爱着自己的职业，是一位从事科学的人，而且他相信科学，在科学里看见了进步的力量，看见了各种耻辱现象的伟大敌人，看见了照澈人们的智慧与心灵的力量。而那种“不抵抗恶”和“消极反抗”的哲人之智，这位伟大人物对于自己乐于享受的文化与进步所表示的轻蔑，这些在他看来全是充分带有反动性的废话。对于重大的问题，自己茫无所知就不应该夸夸其谈，即使你很伟大也不行，——他责备托尔斯泰的正是这一点。“托尔斯泰的道德，”他写道，“再也不能感动我了，我心底里对它采取了不友善的态度……在我的身体里流着农民的血液，农民的美德是不能使我吃惊的。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相信进步……节俭和正义告诉我：在电力和蒸气里，比在贞洁和素食中含有更多的对人类的爱……”
一句话，契诃夫以现实中的事实为根据来描绘生活，他这样作也同样是出于谦逊；他是替具有涤荡作用的真理服务的一位质朴的仆人，从不曾有一秒钟企求別人正式承认自己的伟大。有一次因为布尔日[5]的小说《学生》的问题，他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反对那种别有用心的蔑视科学唯物主义的态度。“请原谅，诸如此类的攻讦是我所不能了解的……阻止人类的唯物主义倾向就等于禁止寻求真理。物质以外既无经验，也无知识，也就是说，没有真理。”
契诃夫对于自已算不算艺术家的那种长期怀疑，在我看来已超出他的个人的范围而扩展到艺术，到整个文学上了，“在四堵墙壁之内”与文学同生共死，这在他已经不能忍受了。他感到，这个领域里的工作要求一种补充，就是要在自己周围的现实之中，在人们之中，在生活的深处从事坚决而实际的社会活动。文学，借他自己的用语来说，是他的“情妇”，而科学——医学——则是他的“合法的妻子”，他在合法的妻子面前是因为自己不忠实而怀有犯罪的感觉的。由于这一点，才有了那次困顿劳苦而且对他的已毁的健康大有危险的库页岛之行，才有了他的震动所有的人的关于该地可怕的生活条件的报告，结果倒也引起了一些实际的改革。由于这一点，在从事文学工作的同时，他还恒久不倦地担任了地方医生的职务：在莫斯科附近兹维高罗德主持地方诊所，在梅里霍伏他自己那片小小的地产上领导扑灭霍乱的斗争，还在当地建筑了许多校舍；此外，他又担任过乡村小学的校董。契诃夫的作家荣誉不断增长，而他却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荣誉，良心上深感不安。契诃夫经常询问自己：对于最重要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不是在欺骗读者么？
在契诃夫的言论里，再没有比这句话更令我吃惊的了。正是这句话，它促使我较详细地研究这位作家的传记——我所知的最使人受到感动和吸引的传记之一。契诃夫出生在亚速海附近俄国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达冈罗格；他的父亲，一位虔信上帝的小市民，是个农奴的儿子，开着一间杂货铺，对待妻子儿女非常专横。他喜欢画神像，可是画得很糟，自己学会了拉提琴，酷爱教会音乐，组织教堂里的唱诗班，逼着自己的孩子都参加。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样不务正业，结果当安东・巴甫洛维奇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就破产了，不得不逃避债主迁居莫斯科。可是，在这个虚伪矫饰的小市民家庭里，却潜藏着得之于文艺女神的一点尚未显露的东西。这点东西只在这家人的一位后裔——安东的身上，得以明白显露完全发扬出来。不过，他的几个弟兄里面，也有一位成了政论家，另一位成了艺术家；但这两人都是平平常常的政论家、艺术家，把自己的才能，如果说他俩有才能的话，完全淹没在伏特加里了；两人都有着软弱的，病态的性格，安东，所有的弟兄之中唯一具有着刚强的性格并且负担着生活与创作的使命的人，曾对他俩极力支持鼓励，然而无效。
在最早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必须帮着父亲卖货，打杂跑街，而且每逢假日，早上三点钟就得起床，到教堂唱诗班里去唱圣歌。至于达冈罗格中学，那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军营，秉承着当局的意旨，对于教员与学生间的即使略略近似自由思想的现象也极力消灭。生活无异于强制劳役，无聊乏味，空虚得令人生趣索然。然而有一个人，安东，这个命运所选中的人，却自己具备一种特殊的解毒剂，有着一种才能，善于用欢笑和娱乐，用从观察中获得提示，然后化所见为漫画式的摹仿的种种狡黠隐射的小玩笑，来补偿一切。这个小顽皮会描摹教堂里的辅祭、舞会上晃跳不已的官员、牙科医生、在教堂里祷告的警察局长，他能够学得十分逗趣，像生活里常见的那样维妙维肖，引得人人称奇，大家都要求道：“喂，再来一回！哪，你说哪儿的话！咱们当然也看见过这些的，可就是当时不像这个小鬼表演的这么叫人开心。既然他一学咱们都哈哈大笑，那就显然原本是很可笑的。咱们之中还不曾有谁会这样描摹一切，竟比真人真事更自然哩。哈一哈一哈，妙不可言！别装傻啦，小鬼！警察局长是怎样走进教堂的？再来一回吧！”
这也就是向外面显露出来的那种原始的、猿类式的艺术基础——一种善于模仿的天オ、充当小丑的癖好、娱悦别人的才能，——这点基本的东西后来转到了完全不同的手段上面，倾注于完全不同的形式之中，与理性渐渐接近，在道德上日趋高尚，由逗人发笑变为使人惊心动魄，可是从不失去可笑的感觉，即使在最严重、最悲苦的情景下也是如此，从对于警察局长或跳舞的官员的那种天才的谐摹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被永远保留下来……
就这样，父亲迫不得已关闭了自己的小店铺逃往莫斯科，那时侯16岁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因为继续学业，仍然在达冈罗格待了三年。必须念完中学，否则无法实现他的最渴慕的愿望——学医。中学的最后三年他终于坚持下来了，靠着极少的一点助学金和给一些小学生教补习课的微薄报酬维持生活，最后获得了毕业文凭，能够上莫斯科去投奔父母以便进大学了。
逃出小镇上的狭隘环境来过大城市的生活，他是否幸福呢？他是否用整个的胸膛在呼吸呢？那时期的俄国生活并没有给予任何人用整个胸膛来呼吸的可能。那时的生活是窒息的、沉闷的、令人卑躬屈节的，是处在横暴的势力恐吓与压制之下的。这是一种屈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只是用国家的名义来发号施令、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整个国家在亚力山大三世及其猖狂的助手波别东诺斯采夫的专制反动时代——萎靡不振的时代——压迫之下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许许多多的人，契诃夫周围一些性格比较脆弱的人，由于缺乏振奋精神的自由空气，都坠入了按字面意义说来确实是萎靡不振的状态。那位忠实地描绘俄国农民生活的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竟落得神经错乱的命运。迦尔洵，他的忧郁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所高度重视的，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安东・巴甫洛维奇有着友谊的画家列维丹，在绝望中曾经企图自杀。伏特加在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力。由于不见光明，人人酣醉狂饮。契诃夫的两个哥哥也都饮酒，尽管弟弟一再祈求，劝告他俩克制自己，结果还是很快地堕落下去了。也许，即令波別东诺斯采夫不当权他俩照样会纵饮的，可是叫人痛心的是，他俩在种种托词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位可亲的诗人帕尔敏来，这也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好友，他也饮酒。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曾饮酒，不曾陷入萎靡不振，不曾变得精神病态。首先，他努力研究医学，医学还安然幸存，没受到波别东诺斯采夫老爷的干涉；至于说那种人人难免的阴郁心情，他用同样的戏谑方式来对付它，就像在达冈罗格时对付空虚无聊的生活那样：他嘲笑，描摹警察局长，愚蠢的教堂辅祭，舞会上的文官或诸如此类的家伙，不过，不是在声态动作上，而是在文字上。在他与父母共居的寓所里，人声嘈杂紊乱不堪（他自己还从达冈罗格带来了两个在他家寄居的人），他坐下来替一些喜欢登一点无伤大雅的讽刺小品的幽默小报写作各种可笑的小玩意，篇幅非常短小、轻轻松松易于过眼的东西；轶闻、对话、小笑话、素描之类，尽量嘲笑小市民的婚礼，醉酒的商人，爱唠叨而不忠实的妻子、退职的官员，尤其是吼叫咆哮的中士。结果正像在达冈罗格时一样，人们大声喊道：“哪，你说哪儿的话！他写得多好！，喂，再来一回吧！”于是，他一再地写出许多闪耀着构思的才华的短篇，尽管对一个年轻人说来，在需时甚多的医学研究之外还要向社会供应消遣的东西，负担实在相当繁重，而他那种对日常生活的精微观察和令人开心的谐摹竟还是源源不绝。不过，写这种小玩意也得要费一番心力，得赋予它们以锋利的形式，经常需要绞脑汁，而且必须大量投稿，才能使寥寥无几的稿酬积少成多，不仅足以应付自己求学的开支，还要能够着实贴补父母和小兄弟姊妹们的生活费用，因为父亲几乎没有收入了。19岁的安东成了家庭的主要支柱。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向幽默刊物投稿时用的名字：“安多沙·契洪特”……
可是，这就发生了一件奇事，足以见出文学的精神与固执，它显示出，只要你跟文学打上了交道，哪怕是抱着十足实利的或游戏的态度，终会生出怎样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来。文学的真正精神“无情地叩击着良心”，——这是诙谐家安多沙·契洪特对于这件事说的话。他在一封信里谈起，当他在父母的寓所里，在小孩的叫喊和房门的碰击声中，在八音匣的闹响和隔壁屋里父亲的朗诵声中，他独坐在桌旁，不时被许多空无内容的谈话分散了心神，而面前是自己的文学工作，它“无情地叩击着良心”（黑体为作者所加，下同）。按说，它不应该这么叩击，因为他原本不过是为小市民们寻乐与消遣而已。然而，我所谓奇怪的，足以见出特色的、意想不到的事正在于这一点；逐渐地、实质上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且不让他看出来这一过程，有点什么东西潜入到契诃夫的小品文里面来了，这点东西在最初是与这些小品文毫不相干的，它来自文学本身的良心，同时也是来自这些小品文的作者本人的良心，这点什么，虽然仍旧是欢悦而娱人的，然而就在同时又是苦痛的、忧伤的、控诉和揭露生活与社会的、饱经苦难的、批判的，简单说——文学的。因为，潜入到他的短篇小说里面去的那点东西是直接与创作本身、与形式和语言紧紧相联的，它是一种带批判性的忧郁和固执。而这也就是对更好、更纯洁、真实、美丽，高尚的生活的向往，对更合理的人类社会的向往，这一向往在语言里、在为艺术而劳动的责任里、在潜入安多沙·契洪特的肤浅写作之中的那点东西所产生的“无情的”责任里，得到了它自己的反映。15年以后，高尔基这样评论契诃夫：“作为一个文体家，契诃夫是无与伦比的，未来的文学史家谈到俄罗斯语言的成长的时候，将说这一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所创造的。”
上面这句话是在1900年说的。那时1885年刚刚过去。24岁的契诃夫念完了大学，在伏斯克列辛斯克的地方医院里当了实习医生，他在那儿还从事解剖自杀者或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的人的尸体。幽默小说他还在继续写作，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了。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他写出了《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歹徒》，写这几篇东西的时候他得到了极大的愉快，不过，这样的东西对于大部分读者不一定很合胃ロ，因为其中的幽默有点儿苦味；可是，也有人读过之后感到惊讶与欣慰，例如格里果罗维奇就是一个。谁知道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是什么人呢？我就不知道他。我应当承认，在研究契诃夫的传记之前我是不曾有机会听到这位作家的名字的。然而，他在当时曾是很多人公认的大作家，是那个伟大的文学的代表者，由于写了几部描绘农奴生活的长篇小说而获得了光荣，被人们敬仰。他写了一封信，从彼得堡寄到莫斯科附近的伏斯克列辛斯克给年轻的医生契诃夫。这是一封非常严肃的信，在契诃夫的一生中也许要算最使他感动、震惊，甚至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跟别林斯基，后来又跟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过友谊，逝世于1899年，——在信里写道：“您有着真正的天才……使您在新的一代文学家里超群出众的天才……我相信，您负着写作几部卓越的，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的使命。如果您辜负了这样的期待，便将在道义上造成重大的罪过。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只需要：尊重世人罕有的天才。”
这是明明白白写在纸上的，而且还签了名：一位伟大人物的名字。安东・巴甫洛维奇念完了信所感到的惊惶、激动和震恐，大概是有生以来不曾体验过的。“我几乎放声大哭，现在也还能感觉到，这封信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头晕目眩。我没有力量来判断自己是否值得这么高的赞美……如果我真有应加尊重的才能，那么，我要在您纯正的心胸面前忏悔，因为我至今不曾尊重过它……对一个人说来，有着够多的原因，使他对待自己不能持平，杞忧狐疑达于极点……至今为止，我对待自己的文学工作极其轻率，漫不经心，空无所获……我在写作的时候竭尽一切努力，不在小说里浪费我所珍视的形象与场景，我对这些形象与场景，上帝知道为什么，总是爱惜保存而不用。”
在这封后来大家熟知的感谢信里，他向格里果罗维奇老人这样写道。信一写完，他就到医院里去了——也不知是去解剖尸体呢，还是去治疗伤寒；姑且假定是治疗伤寒吧。而过了不久，契诃夫便写出了短篇小说《伤寒》——描写克里莫夫中尉的病症的一个精巧的短篇，真像是从患病者的灵魂里流泄出来似的。给格里果罗维奇写过回信以后，他不再使用安多沙·契洪特这个名字了。
他的有生之期是短促的。初期的肺病征象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而他自己是医生，很懂得这个病的危险。他大概不至于相信自己的生命力会容许他达到托尔斯泰那样的高龄。很自然地发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实质上助长了那决定他整个精神面貌和艺术家面貌的独特的、怀疑的、无限动人的、沉静的谦逊呢？使谦逊转化为他的写作天才所独具的品质并且赋予他的生活以特殊的魅力的那一本能，也应当归之于这种情况的影响。总共大约二十五年——这就是他所能用来开辟写作事业和达到完美境地的全部时间，果然，他充分利用了这一时间。他写出了六百篇以上短篇小说，其中有不少篇幅相当于中篇小说（ long short story）；有许多篇，例如《第六号病房》，是很卓越的。这篇小说叙说一位医生，愤慨于正常人的愚蠢而卑鄙的世界，非常同意一个有趣的疯人的看法，结果，这个世界竟宣布医生神经失常而将他隔离起来。这篇伟大的小说写于1892年，它虽然没有直接控诉什么人，却可怕地富有象征意义，揭露了那时的俄国道德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和专制制度末期对人类尊严的贬抑屈辱。年轻时的列宁对自己的姊姊这样谈到《第六号病房》：“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之后，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我站起来走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号病房’里了。”
可是，既然举例来赞颂，一定要提一提我认为最可贵的那篇《乏味的故事》。这是一篇完全不同凡响的令人着迷的东西，在全部文学中找不出与它类似的：它的感染力，它的特殊性在于那种沉静忧郁的语调。这篇故事震憾心灵，同时却被称为”乏味的”，单是这一点就令人惊奇；而且，这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出来的。故事极为动人，完全从一位老人嘴里叙述出来，这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是一位有着“将军”头衔的“大人”，他在情不自禁之际也常常自称一声“大人”，那意思也许是说：“想想看，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虽然在官阶上占着相当高的地位，他却不曾丧失自省与批判的能力，在精神上还没有贫乏到不能发现自己的赫赫名声和别人的崇敬的愚蠢无聊，而最后，当他觉出自己一生尽管劳绩累累，却缺少一个精神重心，缺少“中心思想”，这时他不能不陷入绝望，感到自己的生活实质上毫无意义，等于一个一切断念的人的生活。
“每种感情和每种思想都是孤零零地生存在我的身上，”他说，“在我对科学、戏剧、文学的一切见解里……就是最高的分析家也找不出称为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上帝的那种东西。可是如果没有这种东西，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因此毫不奇怪，我竟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的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结果现在我什么都无动于衷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尚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而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象征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我失败了。既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谈也没用了。那就坐着，默默等待要来的事好了。”“ And my ending is despair” （“我的生命的结局将是绝望”）——这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最后所说的一句话，读到著名的老学者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自己的招供：“我并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像骗了我似的”，你会很自然地想起普洛斯彼罗的这句话。当安东·契诃夫迫使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说出这些话时，他本人还很年轻，并不是个老年人；可是，他也不能活得很久了，显然，他对于老年人的心境能够揣摩得不可思议地精确，到了逼真的地步，大概也由于这个缘故。他在自己所刻画的这位年老将死的学者嘴里放进了许多自己要说的话，尤其是这句：“我并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因为契诃夫也并不喜欢自己的日渐增长的名望，由于一个不明其故的原因，他害怕这件事。用自己的天才眩惑读者，而对于许多最重要的问题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不是在欺骗读者么？他为什么要写作呢？他的目的，他的信念，他的“活人的上帝”是什么呢？他的生活与写作的“中心思想”，“如果没有这种东西，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的“中心思想”，在哪儿呢？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而想过自觉的生活，那简直不是生活，而是负担，是可怕的事情。”
著名的学者有一个名叫卡嘉的养女，是他还有所眷念的唯一的人，他在心里对她隐隐地怀着一种老年人的柔情。卡嘉当了演员，在生活中受了挫折，她在自己一生的严重关头跑来问他：“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看在真诚的上帝的份上……我该怎么办？”而他呢，只能这样回答她：“我什么也不能够教给你，卡嘉。凭良心说，卡嘉，我不知道。”于是，她撇下他走了。
在所有契诃夫的小说里，这个“怎么办？”的问题经常不断地一会儿出现了，一会儿又不见了，总是给故意地安放在很尴尬的形式里；这问题简直有些可笑，因为契诃夫的人物总是用这种奇怪的、毫无办法而又矫揉造作的姿态来讨论这个在生活上十分重大的问题。我已经不记得是在哪一篇了，不过确是在他的小说里，有一位太太宣称：“生活要像通过三棱镜那样，换言之，也就是说，必须让生活在意识里分析成几种最简单的元素……而每种元素必须个别地加以研究。”[6]
像这类的议论，在他的小说里和剧本里真是俯拾即是。部分地说来，这不过是对于俄国人爱作哲学推理和爱争论不休的癖好的一种嘲笑而已，即在其他作家的作品里也可以遇见的。然而在契诃夫，这一切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用意，一种特殊的，极具喜剧性的艺术作用。例如，用第一人称写出的那篇《我的一生》，就充满了这类辩论。小说里的主角是一个外号叫作“小利钱”的无用的人。他是个社会改革的空想家，挺身反抗眼前的社会制度，相信人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他抛弃了自己的阶级和有教养人士的环境，过着无产阶级的黑暗、劳苦、非人的生活，而结果，无情的现实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失望。他的荒诞行径把笃守习俗的父亲送进了坟墓，他的姊妹遭遇不幸也是罪自他始。一位姓勃拉果伏的医生对他说：“您有高尚的灵魂，您是善良而正直的人！难道您不认为，如果把您的意志，您这种紧张的劳动，您的全部才干，用在另外一件事上，比方说，争取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一个大科学家或大艺术家——如果那样，难道您不认为您的生活会更为丰富而深刻，在一切方面更有收获么？”“不，"“无用的人”回答说，“首先必须使强者不压迫弱者，使少数人不作多数人的寄生虫；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同样参加生活斗争，而要实现这件事，除了普遍实行的、人人应该从事的体力劳动，没有更适当的拉下一切的办法。”“可是，难道您不认为，如果所有的人，像思想家和大学者这种优秀人士也在内，都去各为其身参加生活斗争，把时间耗费在敲石头，漆房顶上，——难道您不认为这会严重地危害进步么？”话是说得很好。不过，还没有好到使谈话的对方无法说出更好的、或者至少同样好的答话来。而且，话头既然转到进步上面去了，那就自然也要谈谈进步的目的。按照勃拉果伏的意见，全人类，全世界进步的范围与目的是漫无止境的，而谈论某种进步，认为它是受着我们的需要或一时的观点的限制的，那在他看来未免奇怪。
多妙的论证！如果进步的范围是漫无止境的，那末它的目的也就是不明确的。“活着而不能明确地知道为了什么而生活！好吧！不过，这个'不知道’并不像您的'知道’那么枯燥无味。我正在爬着被称为进步、文明、文化的梯子，爬了又爬，并不明确地知道是在向哪儿爬，可是，实在的，单单为了这条美妙的梯子也就值得活下去；您却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为了不使一部分人奴役别人，为了让艺术家跟替他调颜料的人吃同样的东西。不过，那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厨房的、灰色的一面，单单为了这一面而生活——难道不厌烦么？应当想到那伟大的X，它在遥远的未来等待着全人类哩。”
勃拉果伏讲得很起劲，可是，就在同时可以看出，他心里有着另外的什么念头。“也许，令妹不来了，”他说，看了看表。“昨天她到舍间来，说过要来看您的。”这就是说，他此来的目的不过是想会晤“无用的人”的妹妹，他爱上了她，而谈谈话只是借以等候这个女孩子而已。这一下，露出了隐藏在他的宏论后面和写在他脸上的人性的动机，他所说的一切便失去任何的价值了，这正是契诃夫所讽刺的。“无用的人”在生活上的剧烈转变，由于他所遭遇的许多可厌的失望和他归咎于自己的那个罪恶，本来已经价值大减，或者无论如何也是大有问题的；客人在谈话时所嘲笑的乃是他自己，因为那种谈话整个儿原是为了等待一个女孩而使用的心机。一个作家，首先应该努力追求的是生活的真实，而生活的真实会使思想与见解相形见绌：它在本性上就是满含讽刺的，结果竟往往使得看重真实先于一切的作家大受指责，人们会说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对待善与恶不分轩轾、缺乏理想和思想。契诃夫对这类指责提出了抗议：他完全信赖读者，相信读者自己会把小说里所没有的东西、把那些隐藏着的“主观”成分，也即是正面观点、道德立场，充分补足起来。那么，又从何产生他那种惶恐：他那种对于自己荣誉的反感、以及因为不能回答许多最重要的问题而觉得自己是在依仗天才愚弄读者的感觉？从何产生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才能，竟然钻进一个绝望的老人的灵魂，看出他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里缺乏“如果没有这种东西，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的“中心思想”，看出他对于一个无所适从的人的“我该怎么办？”的问题不得不回答说：“凭良心说：我不知道。”
如果生活的真实在本性上就是满含讽刺的，那么，是不是说，艺术在本性上是虚无主义的？而我们知道，艺术是以勤勉劳动为基础的。可以说，它是纯净形式的劳动，是劳动本身的最高范例。谁也比不上契诃夫那样喜爱工作。高尔基在谈到契诃夫时曾说，他“没有见到过一个人，能那么深刻而全面地感觉出作为文化基础的劳动的作用”，如像契诃夫所感觉到的那样。事实上确实如此，他不间断、不疲倦地工作着，不顾自己的脆弱体质，不顾耗损了他的大量体力的疾病，日复一日，直到生命终止。不仅如此，他在从事这种英雄式的工作时，还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工作意义的怀疑。他因为自己在工作中缺乏“中心思想”，因为对于那个“怎么办？”的问题拿不出答案，还因为他是在巧妙地逃避着这个问题，仅仅如实地描绘生活，以致内心深怀有罪之感，然而尽管这样，他也还是努力不懈。“我们写的是现有的生活，”他说，“以后怎么样——就根本不知道了……”或者：“在这样的条件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他越是有天才，他所充当的角色越是奇怪而难解，因为事实上他是在支持现存的秩序，只为了娱悦那个卑劣的凶兽而工作。”
“现存的秩序，”——这是指契诃夫生前的俄国九十年代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秩序。然而，他的悲哀，他对工作意义的怀疑、他觉得自己充当艺术家这一角色是奇怪而不容易理解的那种感觉，都不是只与那个时代和那时的俄国条件不可分而已。我说这话是想要指明，使得真理与实际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许多同样的条件，在我现时所生活的社会里还没有完全消灭；即在今天，契诃夫也还有许多精神苦痛相等的弟兄，他们尽管因为不得不娱悦一个垂死的世界而享有荣誉，却都感到心有不安，想象不出如何才能给予这个世界哪怕一滴回生的真理。他们也像契诃夫一样，都能够化身为老人——《乏味的故事》里无法回答“怎么办？”的问题的那个主角，都没有能力说出自己的工作意义何在，而且，他们都不顾一切地工作着，一直工作到底。
这个奇怪的“不顾一切”具有着某种作用，包含着某种意义，因而，工作里也就有了意义。虽然工作看来像是空洞的消遣，然而，是否可能，它里面也包含着一点富有道德意义的、有用的、社会的东西，结果也终于会引导我们这个无所适从的世界走向它这般期待着的“回生的真理”？我在前面提到过文学的顽固性和它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还提到过文学的特性如何出乎年轻的契诃夫希望之外，完全意想不到地潜入他所写的东西之中，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这些东西的道徳价值。这一过程在契诃夫整个一生里可以一再地观察出来。有一位契诃夫传记作者说，最足以见出契诃夫的发展特征的，是他的随着自己掌握形式技巧的程度而不断改变的对待时代的态度。这种新态度在材料的选择上显露出来了，它决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描绘，在这一时期他常常把自已的人物提高到能作自觉的思考，这证明他有着无可争辩的敏感和才能，能看出哪些力量不久会成为过去，哪些时代征象应当算作将来的东西。这一段话里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肯定了已经获得的形式技巧与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之间的联系（所谓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理解力，能理解到什么是已经为社会抛弃的、正在死亡的东西，什么是必定会出来接替前者的东西）；换句话说，肯定了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难道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会赋予艺术劳动以价值、意义和功用么，难道契诃夫对一切劳动的热爱、对游手好闲的懒汉和一切懒惰行为的斥责，其根源不是正在这儿么？难道他对于建立在奴役之上的生活愈来愈明白地加以否定，其根源不是正在这儿么？
他的这种严厉的斥责是针对着吹嘘自己的人道精神、不愿听到任何关于奴役的话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而发的。小说家契诃夫表现出令读者惊异的敏感，他认为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人道精神和社会道德状况在农奴解放以后并无进展——这一论点在某种程度上处处可以观察得到。
“人道主义思想还在逐渐发展之中，”他让他的那个“无用的人”这样说，“而同时，又可看出另外有一类思想也在逐渐生长。农奴法取消了，可是（他大可以说：因此），资本主义却壮大起来。即使在解放思想最为盛行的时期……多数人自己缺食少衣没人保护，却还在供给少数人吃饭穿衣并且保护他们。这种制度不管跟什么趋势潮流都能相安无事的，因为奴役的艺术也在逐渐地被培植着哩。我们现在已经不在马房里吊打仆人了，可是，我们给奴役加上许多巧妙的形式，最低限度，我们善于在每个不同的场合替奴役找到辩解。在我们这儿，思想倒满像一回事，可是，既然现在，到了19世纪末，仍旧可以把我们的最不愉快的体力劳动加在工人们身上，那末，我们以后大半也要这么办的，当然，会说出一番道理来为自己辩解，比方说，像思想家和大学者这样的优秀人士，如果把自己黄金般的时间耗费在这些方面，那就会严重危害进步。"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他如何嘲笑进步资产阶级分子的那种自满。作为一个医生，他对于这种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用来医治社会疾病的轻缓剂怀着绝对的不信任。在短篇小说《出诊》里，那位家庭女教师在有钱的工厂主家里一面吃喝着鲟鱼跟马代拉酒，一面谈起轻缓剂如何有效，她的高谈阔论听来非常可笑：“工人对我们非常满意，”她说，“在我们工厂里每年冬天都要演戏，工人自己演出，哪，还有放映幻灯片的阅览室，挺漂亮的小茶厅，真好像无所不备啦。他们对我们非常亲切，一听说丽桑卡病得厉害了，他们还出钱作了一场祈祷。这些人没受过教育，居然也有感情哩。”
作者所描述的这个出诊的人——助理医生柯罗辽夫，真正的姓名其实是安东·契诃夫，——听到这种论调只是连连摇头。“望着那些厂房和工人们睡觉的宿舍”，小说里叙述道，“他又想起了每逢看见工厂总要想到的问题。尽管给工人演戏、放幻灯片，请厂医，作了种种改善，可是，他今天出了车站一路上遇见的工人，看起来跟他很久以前在童年时代，在没有工厂演剧和各种改善的时代所见到的工人仍旧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一个医生，正确地诊断过许多原因不明、无法治疗的慢性病，也把工厂看作是同样原因不明，无法消除的怪病，工人生活中的一切改善在他看来倒不算多余的事，不过却认为等于是应付治不好的痼疾的疗法而已。”“真要是医治，”他说，“该治疗的不是病，而是病因。什么医疗所啦、学校啦、阅览室啦、药房啦，在现状下也都只是替奴役服务罢了——这一点我深深相信。”虽然契诃夫说自己相信这一点，可是应当记住，他本人在自己所在的县里也开办过学校和医院。照样，他不曾找到安宁。他生活和写作得愈久，所有他的思考愈是归结为一句话：“主要的是把生活翻一个身，其他一切都不需要。”
然而，要是“现状”十分顽强，一切都汇聚成无法避免的必然的力量，那又如何实现这件事呢？如何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呢？契诃夫将由此而生的焦灼不安赋予了他自己小说里的许多人物。在上面提到的短篇小说《出诊》里，契诃夫使用了“值得尊敬的失眠症”这几个字眼。这是对身为百万富翁工厂主的继承人的那位聪敏而又不幸的女孩说的，柯罗辽夫医生被请来给她治病，因为她睡不着觉，还常常神经失常。她自己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病，可是我感到又焦急又害怕，因为理当如此不得不然。”他很明白应当对她说什么：“尽快地离开这五所厂房和百万家财，离开这个魔鬼吧！”另外，他也明白，她自己正是这么想，只不过等待着有个她所能信任的什么人来支持一下她的想法。可是，怎样向她说出上面这句话呢？“对于受了判决的人，谁也不好意思问他一声为了什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钱的人，谁也不便问一声他们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会利用财富，而且他们既然看出来财产造成了他们的不幸，那他们为什么不丢掉那些财产；要是跟这种人谈起这种话来，总归是叫人难为情，发窘，而且说来话长。”因此，他这样回答她，虽很直率，倒也算是一种安慰：“你尽管是工厂主人，又是继承一笔大财产的人，却并不满足；你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权利；于是现在你睡不着觉。比起你满足、睡得酣畅、觉得万事如意来，这样当然好得多。你有着值得尊敬的失眠症；无论如何这是个好的征象。实际上，像我们此刻的这种谈话，在我们的父母说来大概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晚上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痛苦不堪，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搞清楚，我们究竟对不对。可是到了我们子孙那个时代，'他们对不对’这个问题一定已经解决了。他们一定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五十年左右以后的生活一定会好了……”
会这样么？一旦有了信仰，人的良心——他的理智之果——很可能就再也不会跟他的性格、跟现实、跟社会状况完全协调了，凡是由于某些不知其所以然的激励而感到自己对于人类的命运与生活负有责任的人，都永远会有着“值得尊敬的失眠症”。如果说有谁患过失眠症，那就是艺术家契诃夫，连他的全部作品也不外是一场“值得尊敬的失眠症”，不外是对“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的正确而能救命的答案的追寻探索。在当时他很难找到答案。他所肯定地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即游手好闲比一切都更坏，必须工作才行，因为游手好闲意味着：强迫别人为自己工作，剥削别人，压迫别人。“您得明白，”在契诃夫最后的短篇小说《未婚妻》里，像契诃夫一样害着肺病，不久于人世的大学生沙夏对也睡不着觉的女孩娜嘉说，“您得明白：比方说，要是您，您的母亲，您的祖母，什么事也不做，那就等于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不肮脏？……好姑娘，乖姑娘，走吧！让他们知道：您厌倦了这种一滩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这层道理才对！……我向您担保，您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走吧，去念书吧，在那儿听凭命运安排您吧。您把您的生活翻一个身，一切就会马上改变的。主要的是把生活翻一个身，其余的一切都不需要。那么，这就是说，咱们明天就走？”而娜嘉真的走了。她抛弃了自己的家，抛弃了没有什么价值的未婚夫，她逃婚了。这是逃出自己阶级的樊笼，这是逃出垂死的、不正确而又“有罪的”社会制度；这一论题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是屡次出现的。这正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在最后一刻所决定的出走。
当出走的未婚妻娜嘉重返故乡时，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等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布置成这样：四个仆人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住在一个房间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肮脏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会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可怜的沙夏不是对她说过么：“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渐渐地不会有一块石头原样不动，——样样东西都会连根拔起来，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宏大壮丽的房子，美妙的花园，珍奇的喷泉，优秀的人……人人都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着……”
这是契诃夫有时候让自己作品里的人物中的某一个，或者甚至让自己，对未来所作的憧憬之一，因为他知道，生活里有着许多没能解决的问题。这些憧憬可能只是肺病患者的一些容易破灭的幻想，特别是当他说到“那个也许就要到来的时代，在那时代里，生活会跟这宁静的礼拜天早晨一样光明畅快”。他的未来社会完美景象的画图还是轮廓模糊的。只是一些以联结真和美的那种劳动为基础而产生的图画。然而，他幻想着有许多宏大壮丽的房子，美妙的花园和珍奇的喷泉将会在陈旧过时、只等待着自己的末日的城市里出现，在他的这个幻想里难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算作是属于现在的俄罗斯（这个国家，尽管引起了恐怖和仇恨，却对于资产阶级的西方产生着如此强烈的影响）所具有的那种社会主义创造热情一类的么？
对于工人阶级，契诃夫什么关系也没有，他也没研究过马克思。他并不是像高尔基那样的劳动人民的作家，虽然他也是个劳动的诗人。可是，他也找到了深深触动他的人民的内心的社会悲哀的调子，如像《农民》这幅既辛酸且庄严的风俗画里所表现的。《农民》里描绘出每逢宗教盛典人们抬着“赐与生命”的圣母像从这村走到那村的景象。“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成一团……全都对神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给我们做主！母亲！给我们做主！’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间和天堂并不是两隔开的，明白有钱有势的人也还不能说是夺去了一切，明白他们在遭受侮辱，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贫穷，遭受可怕的伏特加的祸害的时候，还有人在保佑他们。'给我们做主！母亲！’……可是礼拜做完了，神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复了老样子；小饭铺里又传出来粗鲁而醺醉的声音。”这是纯纯粹粹的契诃夫：他一面深受感动，一面不禁哀伤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如果说作者在逝世和入葬以后忽然大受欢迎正是由于这类描写，在我看来原也无足惊异。有一家忠于沙皇的报纸提到此事竟认为有必要加以指明，说是显然可见，安东·巴甫洛维奇也是“革命的海燕”之流。
可是，他不论跟海燕也好，跟化身为天才的农民也好，跟苍白的罪犯尼采也好，都绝无相似之处。在照片上凝视着我们的是一个穿着十九世纪末的服装，系着硬衬领的瘦瘦的男人，戴一付垂链夹鼻眼镜，胡子尖尖地下垂着，面貌正直而略显痛苦，善良而又忧郁。他脸上表现出心神专注、谦逊、怀疑和仁慈。这是一个不喜欢有人注意他的人的面貌和姿态。看不出一点自尊自大的痕迹。如果说连托尔斯泰的学者智慧在他看来也是“专横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觉得“很好，可是不够谦逊，有点妄自尊大”，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浮夸的废料们在他眼里会是如何滑稽可笑。当他描绘他们时，他能作得难以置信地富有喜剧意味。
几十年以前，我在慕尼黑看过他的一个剧。他所写的剧全都是音调低抑，充满着对那个正在垂死之中、已经不为人所需要、仅仅虚幻地存在着的东西——地主阶级生活——的感觉，在我所看到的剧里，一切戏剧效果全被一种极为强烈而又极端精微的抒情情调，结束与告别的情调，所代替了。我那次看的是《万尼亚舅舅》。剧中有一位老朽的大名人，《乏味的故事》里那个主角的漫画，退休的教授，枢密院顾问，他写文章讨论自己所一窍不通的艺术，用他那如泣如诉的老年唠叨，自己想象出来的了不起和他的关节炎，把一家人折磨得不堪。一个自信很伟大的零。分别的时候，他的为数不多的女崇拜者之中有一个一面吻他一面说：“亚历山大，务必再照个相，给我寄来。您知道，您对于我是多么宝贵。”整个一生，只要我一记起这句“务必再照个相，亚历山大”，我就忍不住要笑，而且，该怪契诃夫不好，我有时看到一个人心里会想：“这一位也必须照个相！”
没关系！契诃夫自己必要时也照照相哩。他的照片都是谦逊的化身。它们是不为汹涌澎湃的感情生活作见证的。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这个人就是在热情方面也十分谦逊。在他的一生里，不曾对于什么女人有过气吞山岳的那种爱情，他的传记作者都认为，他很会叙述爱情故事，却自己从来没有经验过情场中的迷醉。在梅里霍伏的别墅里，丽吉亚·米齐诺娃——上他家来作客很久的一位美貌、热情的姑娘——对他发生了热爱。他跟她互相通信了。然而据说，他那些 Lettresd'amour[7]文笔讽刺，态度矜持，而且隐隐露出唯恐情感过重的顾虑；也可能，这是由于他的病的缘故。美貌的丽吉亚自己承认曾被他拒绝过两次，后来她爱上了常常也到梅里霍伏来作客的波塔本柯（顺便说说，这人是个有妇之夫）。可是，如果说对于契诃夫毫无办法，他自己却知道该拿这段历史怎么办。他把这一插曲放进了他的剧本《海鸥》里，这个剧在我们这儿比所有他的其他剧本上演的次数都多。
直到逝世以前三年他才终于结了婚。这次结合得以成功多亏了他跟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幸运关系和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友谊；他所选中的人是天才的女演员奥尔嘉·克尼彼尔。被保存下来许多他亲手写给她的信，可是，他在这些信里表白情怀时也是异常拘谨，运用了玩笑式的嘲讽语调。
因为肺病的缘故，他不得不迁居克里米亚的雅尔达，莫斯科艺术剧院全体人员曾去访问他，在他面前演出他的剧本。在雅尔达度过的最后几年，由于结了婚，由于与高尔基的友谊和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光荣交往（托尔斯泰重病之后来到雅尔达附近自己的别墅里暂住），也许要算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期。对于被选为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一事，他表现出了孩子气的欢欣。而两年之后，当政府因为高尔基观点激烈不让高尔基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时，契诃夫和柯罗连柯一同放弃了名誉院士的称号以表示抗议。《未婚妻》（1903）——他最后的短篇小说，《樱桃园》——他最后的剧本，是他的肯定了希望的作品，而他在写作这两部作品时已经站到了坟墓的边沿，却运用着自我克制来等待生命的终结，绝不发出病或死的怪声。
他的全部作品乃是对于史诗式丰碑伟业的一种放弃，却无所减色地包括了无边无际广阔巨大的俄国，抓住了它远古以来的本然面貌和革命以前社会条件之下毫无欢乐的反常状态。“强者的厚颜无耻和无所事事，弱者的愚昧无知和兽类状态，周围是可怕的贫困、迫害、堕落、酗酒、伪善、欺骗……”然而，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结，他的未来信心的雾中图画越是描绘得动人心弦，未来的那个可骄傲的、自由的、积极的社会愈是鲜明地出现在艺术家喜爱凝眺的眼前，“一个新的、雄伟而合理的生活制度，很可能我们已经站在这个制度的门口，我们不时地感觉到它了。”
“再会，亲爱的沙夏！”——未婚妻娜嘉对那位当初说服她逃出不正确的生活的死者喃喃地说。“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不久于人世的契诃夫面对着死亡这样写道。也许，这不过是死前的幻觉，不过是那个吸引着他、召唤着他的东西？或者——我愿意这样相信——诗人的幻想确实能起改造生活的作用？
我应当说明，这几行东西我是怀着深深的同情来写的。契诃夫的创作是我所喜爱的。他对待荣誉的态度，他对于自己的劳动价值和个人作用的怀疑，都无不充满着沉静谦逊的伟大。他说：“自觉不满是一切真正天才的基础。”在这句话里，谦逊变成了某种正面性的东西。满意于自己的不满——它如此意味着。你可以用这一点来证明自己高出于那些自满者之上，也许还甚至证明你自己很伟大。可是在实质上，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怀疑和不满的真诚性；由这一点不过引出一个结论：应当一直工作到底——经常不变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尽管意识到自己对于“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答案，尽管因为读者在期待之中可能会受到欺骗而感到良心悔痛也都在所不顾。在我们这个陈旧过时的社会里还像从前一样，无法取消那个名声不佳的“不顾一切”，艺术家用小说娱悦着读者时，并不能给予他们“一滴回生的真理”。对于可怜的卡嘉的“我该怎么办？”的问题，在目前还只有一个回答：“凭良心说：我不知道。”那么，不顾这一切，继续工作下去吧，讲述故事，勤恳地刻画真实，就在朦胧的希望和殷切的期待之下来娱悦这个值得怜悯的世界吧——期待包藏在愉快的形式里的真实能起清爽心灵的作用，能陶育世界，使它趋向于更好、更美、更合理性的生活。
注释：
[1]托马斯·曼习惯于把用散文写作的作家也称作诗人，他坚决反对把散文和诗区别开来，在他认为，散文同样是诗，只要它是艺术家的作品。
[2]托尔斯泰故居。
[3]托尔斯秦的一部中篇小说。
[4]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应为医生。
[5]法国反动作家保尔·布尔日（1852－1935），在其所作的小说《学生》中大肆攻击先进的科学，反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俄国《新时代》杂志编辑苏沃林故意根据“纯艺术”的观点，写信给契诃夫赞扬此书，目的却在于试探契诃夫的思想和态度。契诃夫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大为忿怒，马上撇开所谓“纯艺术问题”的讨论，对布尔日和苏沃林的反动观点作了一针见血的公开批评，坚决地捍卫了科学和无神论。
[6]这是《未婚妻》里娜嘉的母亲所说的话。
[7]法文：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