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船上，33名船员陷入一连串血案，只有11人生还。虽然这起惨案已过去不短的时间，但每次有新情况出现，都会引起社会关注，重新将人们拉回到那艘漂浮在太平洋的渔船上。案件尘埃落定，而人们心中的巨大疑问仍在——到底是什么，让彼此熟悉的人互相杀戮？极端境遇下，人类的伦理与良知如何延续闪光？带着诸多疑问，记者深入多地，与案件不同相关者接触、深谈，并且拿到了详细的案件卷宗，试图复盘整个悲剧，继续追问。中国人讲善恶相生，西方人说“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金边”。但人类应该有品质与能力给出自己的选择，不让人性之恶如脱缰野马，奔向毁灭。乘坐唯一一趟公交车到达终点站，从写着“鑫发集团”四个大字、有保安值守的路口往里走，便是鑫发公司的专用码头。初春时节，海边无遮无拦，凛冽的寒风从海面上扑过来，针尖一样扎在脸上，睁不开眼睛。一眼看过去，码头上停靠的渔船，以“鲁”字开头的最多。我在港内拥挤不堪的渔船中寻找“鲁荣渔2682”号，最后只找到了它的姊妹船“鲁荣渔2681”号。“鲁荣渔2682”号去了哪里？莫非它带着22条冤魂又出海了？10年前的一个冬日，“鲁荣渔2682”号从这里启航，驶向遥远的南太平洋。33名船员带着淘金梦，踏上血腥的航程。2010年12月28日，长36.98米、宽7米的“鲁荣渔2682”号，停在刘贵夺和其他船员面前。此时，位于山东半岛东北的荣成已在零度以下，随时可能被大雪覆盖，“鲁荣渔2682号”必须赶在这之前出发。出发前一天，边防人员登船检查，但直到此时，“鲁荣渔2682”号还有19名船员没有办理海员证。鑫发公司先让他们下船，从其他船上“借来”19名有海员证的船员顶替。欺骗过关后，“鲁荣渔2682”号驶出鑫发码头，停在不远的海面上，公司派船把没有海员证的19人送到船上，再把借来的船员换走。随后，“鲁荣渔2682”号与本公司另外三艘渔船启航。在韩国釜山加油后，四艘渔船从日本南部的大隅海峡驶入茫茫太平洋。远离陆地，船被海水紧紧围住，成了一个密封的小社会。船长李承权，大连人，船上的职务船员多是他找来的，加上普通船员，共有17名辽宁人。刘贵夺也遇到了老乡，连他在内，共有5名黑龙江人。其他船员中，5人来自内蒙古，4人来自吉林，还有贵州和安徽籍各1人。25名普通船员大部分没有出过海，有些甚至不会游泳。他们对大海乃至海上生活一无所知，唯一在乎的是公司承诺的每年4.5万元的保底收入。船员们与公司签订了期限两年的合同。两年内，船一直在海上作业，中途不靠岸。两年后回到出发地，每个船员将得到最少9万元的报酬，对于这些穷苦的农民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鑫发公司也期待这趟远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远洋“鱿钓”竞争越来越激烈，鱿钓渔船由最初的2艘猛增为近500艘。一开始，捕捞还集中在距中国较近的北太平洋鱿鱼渔场。但随着渔船增加，加之中日渔业协定生效等因素，产量难保，渔业公司便将船头指向更遥远的东南太平洋与西南大西洋，甚至远到位于南半球的秘鲁渔场一带。鱿鱼被船员捕捞上来，带回国制成鱿鱼丝、鱿鱼串，尝鲜的国人越来越多。据测算，一艘鱿钓渔船年捕捞量可达2000吨，扣除所有成本后，年利税将超过500万元，这还是几年前的数字。鱿钓船，就是海上黄金船。
美国船员展示在秘鲁海域钓上的鱿鱼，这些鱿鱼最小的为1.8米，最大可达2.7米，平均重量超过54公斤
在经历了好奇、晕船、剧烈呕吐到逐渐适应的整个过程后，“鲁荣渔2682”号上的生活渐渐平静下来。2011年3月1日，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漫长航程，“鲁荣渔2682”号到达秘鲁附近的东南太平洋。作为全球四大渔场之一的秘鲁渔场，鱿鱼比成年人的个头还大，动辄上百公斤。鱿鱼喜光，夜晚，鱿钓船四周挂起数盏2000瓦的强光灯，50米的水下照得通体透明，鱿鱼趋光而来。之所以称作“鱿钓船”，真是钓鱼，不是张网捕鱼；钓鱼时不用鱼饵，直接把带着钩子的鱼线投入几十米深的海里，鱿鱼愿者上钩。但这一趟，渔船的捕捞量并不理想。在秘鲁沿海作业一个半月后，经公司同意，“鲁荣渔2682”号与“鑫发9”号等渔船转向智利海域。平静的日子没维持多久，船员黄金波、岳朋先后闹情绪，提出回国。“黄金波曾向我提出过回国的想法，我问他原因，他说自己钓不到鱼，很上火。”船长李承权说，“我劝过他，让他安心钓鱼，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又开始钓鱼了，从此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回国的想法。”但刘贵夺却是另一种说法：“钓鱼我总是排在前五名，后来算了算，一共五个月，我能挣五千元左右。每天最少工作十八个小时，感觉非常累，船员都有意见，黄金波和刘成建身体有病，要回去。公司说可以回去，但最少要在船上呆一年多，船长还说，不死不能回去……”不久，黄金波在钓鱼时晕倒，他和岳朋两人躺进宿舍，每天只吃一顿饭。李承权打电话给公司，停发了两人每月1000元的工资。不满情绪开始在船员中发酵，焦点是保底4.5万元究竟有没有保障。直到此时，这些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船员才想起上船前签的那份合同。奇怪的是，他们与鑫发公司签订的合同有两份，一份的开头很详细，包括甲方全称“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所在地址、乙方姓名、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等。落款盖有甲方的公章，有甲方代表、副总经理王智勇的签名以及乙方的签名，时间是2010年12月6日。另一份合同的开头只有乙方的名字，其他全部空白；落款处的公章内容为“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和甲方代表王智勇以及乙方的签名，时间同样是12月6日。一部分合同上居然还盖着“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和“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两个公章。让船员们耿耿于怀的保底收入4.5万元在合同的第二条：“乙方自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的保底收入人民币45000元/年（包括附件所示年工资、奖金、社保等）。月工资在月末由公司汇入乙方提供的指定账户或乙方指定的个人领取，收款费用由个人承担，余下奖金、社保等合同期满一次性付清……”何为保底收入？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拿到保底收入？合同上并没有约定。“我们问船长，能不能拿到保底收入，船长说不是保底收入，是按产量发工资的。每斤给我们提两毛钱，每吨就是400元。”船员黄金波说，“大家按照自己的产量算了一下，发现根本完不成，每年就到不了45000元，船员都感觉被骗了。”按这个解释，船员的收入只有每月底薪1000元，外加钓鱼提成，根本不存在保底收入。钓不到鱼还有4.5万元，钓到鱼了可能拿不到4.5万元，这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逻辑激怒了船员。不满情绪开始在“鲁荣渔2682”号上蔓延。“船员16时许起床，先把冷冻的鱼装袋入库，17时许吃完饭后开始干活，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8、9点钟收工吃饭，10点钟左右睡觉。”船长李承权说，“钓鱿鱼的活挺累的，我们的船作业三个半月左右，共钓鱿鱼400吨，平均每名船员钓了13吨左右，人均提成5000多元，加上基本工资，船员每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刘贵夺后来承认，在动手劫船前一个月，他们就在悄悄筹划，私下联络船员，确认哪些人能够跟他们一起干。“我们商量控制船长，当时想大副付义忠，大车（轮机长）温斗他们可能反抗。”后来的行动总指挥刘贵夺说，“我们想把船长挟持，刀架他脖子上，他们肯定就不敢反抗了。”按刘贵夺的说法，劫船回国的想法是内蒙古籍船员包德格吉日胡最先提出的。“内蒙古的5名船员，除了黄金波，其他人都听我的。”包德说。经过秘密联络，刘贵夺和包德算了一下，支持他们行动的船员有13人，胜算较大。2011年6月16日（智利时间）下午，公司联络的一艘油船给“鲁荣渔2682”号加油45吨，船上的总油量达70吨，足够回国。两人分头做“战前紧急动员”，将行动计划通知到每个参与者。刘贵夺给黄金波布置的任务包括：动手前把厨房的菜刀藏起来；准备辣椒水和面粉对付反抗的人；关掉驾驶室窗子，防止其他人听到。当晚11点半，刘贵夺和包德率领黄金波、戴福顺、刘成建、双喜、王鹏，持刀进入最上层的舵楼——驾驶室，包宝成、丁玉民、姜晓龙、梅林盛把守通向舵楼的楼梯，担负狙击任务，确保刘贵夺他们能顺利控制船长。此刻，李承权正在船长室休息。船长室与驾驶室相通，是船长和大副付义忠的宿舍。刘贵夺、包德、刘成建三人持刀闯进船长室，刘贵夺把李承权从床上拽起来，让他起锚回国。李不同意，刘贵夺朝他左大腿捅了一刀，接着包德用铁棍朝他左太阳穴打去，李承权倒在床上，刘贵夺让船员双喜和戴福顺把船长绑上。大副付义忠进入船长室，也被七手八脚绑了起来。伙食长夏琦勇发现舵楼出事了，想上去，被姜晓龙、刘成建和黄金波拦住。“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刘成建比划着刀说。“夏琦勇不听，用手把我拿刀的手拨开，我们就撕扯开了，”姜晓龙说，“我用刀捅夏琦勇。他就往舵楼左后边油桶方向跑，跑到油桶跟前摔倒了。”姜晓龙跑过去，继续下手。“第一刀没扎进去，夏琦勇用双手抓住刀刃，我们两人就在这里抢刀。”这时，刘贵夺跑过来。“我上去捅夏琦勇左腿一刀，捅雨裤上了，又捅屁股下边，他受伤了。姜晓龙拿刀朝夏琦勇胸前捅。”刘贵夺说，“我大喊刘成建把他腿打折了，也是为了吓唬大家，刘成建就打了他一棍”。身受重伤的夏琦勇躺在走廊上呻吟，他看着姜晓龙说：“我对你不错。”过了一会，姜晓龙感觉夏琦勇死了，叫双喜过来，“和我把老夏扔下去”——姜晓龙后来回忆这个场景时，称夏琦勇为老夏。“第一次还没有扔下去，老夏掉到一层甲板走廊上，然后我和双喜，刘成建三人下去把老夏扔到海里。”夏琦勇死后，大车温斗用绷带给船长李承权的伤口做了简单包扎，刘贵夺让包德和姜晓龙把他抬到驾驶室，设定回国的卫星导航路线。这时，李承权才发现，船上的对讲机和卫星电话都被关闭，用于远程通讯的单频对讲机话筒被拆掉。“鲁荣渔2682”号成了一座在太平洋上移动的孤岛。包德从驾驶室窗子探出头来，对楼下钓鱼的船员大喊：“收线！收线！”双喜拿着刀子下到一层，“鱼线赶快收，没收的用刀割！”此时的刘贵夺俨然一个指挥官，他发出命令：“起锚！”“鲁荣渔2682”号的引擎被启动，由船员王鹏驾驶，踏上归途。王鹏双手操舵，包德站在驾驶室。“有必要这么做吗？”王鹏问道。渔船起航后，黄金波回到他住的六人间，本来住在机舱旁边四人间的大车温斗也躺在六人间的铺上。“没事，船长回去报失踪掉海里就没事，以前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温斗对刚刚发生的命案似乎并不在意。黄金波心里不踏实，他出去，到12人间门口坐下。刘成建走过来说：“我们都要注意点，防止有人造反。”王鹏操舵一个多小时后，包宝成上去接班。王鹏看到姜晓龙和黄金波在二层甲板，就过去和他们聊天。“动夏琦勇有必要吗？”同样的问题，王鹏又问了一次。这时刘贵夺和刘成建过来，王鹏说：“杀人了，事情闹大了。”“这是公海，没人说出来就没事。”刘贵夺说完就上了舵楼。王鹏回到宿舍。“当晚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也没睡。”王鹏说，“黄金波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天没亮的时候才回来，上床躺着也没说话。”夺船后第二天，包宝成提醒刘贵夺，要把救生衣和刀收起来，还有救生筏，要防止有别的船靠近时船员跳下去。刘贵安排几个人分头把船上的刀子全部收起来，放到驾驶室，统一保管。包德觉得，既然动刀子杀了人，鱿鱼刀不行，手上得有把好刀。他和几个内蒙古籍船员从船上拆下几条角钢，在砂轮上打磨了9把刀刃锋利、长约30至40厘米的刀。“我们的人”每人一把。船上的救生衣原本都发给了船员。根据刘贵夺的命令，30多件救生衣被集中保管。一个救生筏也被用钢筋专门加固。“我们的人”成了船上的新管理层，他们被分成两批，包德带着姜晓龙、戴福顺负责白天值班，刘贵夺和黄金波、双喜、刘成建值夜班。王鹏因为需要驾船，他跟丁玉民两人机动。“鲁荣渔2682”号渔船有两层甲板。一层甲板靠前部是11人间，机舱上方有两个小房间，分别是四人间和六人间，其中，四人间住着大车温斗、大管王延龙和三车温密。二层甲板最前面是驾驶室，中间是船长室，后边是12人间。船上的铺位被重新调整，除了四人间，其他几个房间都被安插了“我们的人”，以监控船员动向。普通船员两人一班，每天到驾驶室值班，白班四小时，夜班三小时。一人掌舵，一人负责瞭望，确保渔船按照设定的卫星导航线路航行。刘贵夺成为全船的最高指挥官。刘搬进船长室，那里有两张上下铺，他睡其中一个上铺，下铺是一度被他们捆绑、后来恢复自由的大副付义忠，船长李承权睡在原位。但刘贵夺的神经依然紧绷着，“我们的人”向他报告任何信息，他都记在本子上。过了大约两三天，包德跟刘贵夺建议，让梅林盛在“底下”埋伏着。刘贵夺果然得到了梅林盛提供的情报，“有一天，梅林盛告诉我说，岳朋和薄福军、陈国军经常在一起说话，单国喜说过，如果我们弄他们，他们就反抗。”一个月后，“鲁荣渔2682”号穿过夏威夷近海，进入西太平洋。7月20日，“鲁荣渔2682”号位于日本以东约1500海里的太平洋上。按照9节/小时的速度，一周左右即可穿过日本南部的大隅海峡，进入东海。在此之前几天，船上的一台小型发电机突然被烧毁了。船上本来配备了两台大型发电机和一台被称为“小副机”的小型发电机，油料不足时只开一大一小。现在，小发电机被烧，只能开两台大功率发电机，耗油量大增，可能导致中途无油而抛锚。结合各种情报，刘贵夺断定，这是负责船上设备运行的温斗和温密兄弟在搞鬼。“我看见温斗经常和别人串，经常说悄悄话，我感觉有人要造反。包德格吉日胡也发现二副王永波、岳朋、刘刚、单国喜、吴国志和大车温斗关系挺好，岳朋和单国喜、薄福军说要造反。”本来就高度警惕的刘贵夺草木皆兵。7月20傍晚，刘贵夺和包德等人在舵楼开会。“温斗和温密是兄弟俩，不管留下哪一个，另一个都会反抗，只能留下大管王延龙，把温斗和温密都干掉。”刘贵夺说。之所以留下大管轮王延龙，是因为杀了温氏兄弟后，船上懂技术的就只有王延龙一个人。刘贵夺列了一个“六人名单”：温斗、温密、王永波、岳朋、刘刚、姜树涛。包德又补充了三个人，“造反的还有吴国志、陈国军、薄福军。”“不行，今晚不动他们三个。”刘贵夺否了包德的人选。7月20日深夜，按照分工，包德率领戴福顺、双喜、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一共六人实施行动，刘贵夺带着几个人坐镇舵楼指挥和策应，并看住船长和大副。一切安排到位，刘贵夺让船员宫学军煮面条，又拿来酒壮胆。刘贵夺先打开船上的广播，放音乐制造噪音。然后以修舵为由，让黄金波将温斗从四人间骗到驾驶室。四人间平时只有温氏兄弟和王延龙三个人。黄金波、双喜、戴福顺三人持刀控制住大管轮王延龙，姜晓龙、刘成建杀了温密。温斗检查了一遍，发现舵没有问题。正往回走，迎面被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三人截住。“温斗从舵楼往左侧楼梯下了一半，包德捅了温斗一刀。”刘贵夺从舵楼窗户里看到。温斗猝不及防，大叫一声。船长李承权透过嘈杂的音乐听到了大车的叫声。“大车叫什么？”李承权问。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冲过去一阵乱刺。温斗身中数刀，被扔进海里。杀了温氏兄弟，姜晓龙、黄金波、刘成建提着刀子上了二层，包德、梅林盛、王鹏、冯兴艳已在那里等候。刘贵夺从舵楼走过来说：“刘刚、王永波、岳朋三个人不能留。”刘成建进入12人间，让岳朋出来。岳刚到门口，包德对着他的腹部就是一刀。上了“黑名单”的船员刘刚也住在12人间。刘成建站在走廊大喊：“刘刚，你出来！”刘刚从12人间出来，黄金波、姜晓龙、冯兴艳、王鹏四个人挥刀刺了过去，刘刚随后被抛入大海。到底谁刺了几刀，刺在身体何处，没人说得清。“那时候人就懵了。”姜晓龙说。包德、姜晓龙、刘成建、冯兴艳、黄金波五个人进了12人间。二副王永波在上铺睡觉，包德朝他的腹部连刺两刀，其他人也跟着乱刺。王永波从上铺掉到地上。“杀王永波的时候，屋里的人都看到了，但没有人敢动。”刘成建说。刘贵夺见段志芳和宋国春都在床上躺着，便对他们说：“没事，不动你们。”另一边，姜树涛从房间里出来，被双喜和戴福顺拦住。“你干啥？”双喜问。“几点了？你半夜去做饭？”双喜持刀逼着他，姜树涛往后退，两人上前连着两刀，刘贵夺刚好走过来，上去又是一刀。第二天早晨，包德跟刘贵夺提出，要杀吴国志、陈国军、薄福军。“包德说，梅林盛、冯兴艳、王鹏、丁玉民四人没有杀过人，必须让他们手上沾血。”刘贵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直接告诉他们四个，把吴国志他们叫到船尾杀了。”为什么要杀他们三个人？不管是刘贵夺还是包德，始终没有给出让人能够接受的理由。一群怀着海上淘金梦想的船员，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刘贵夺是这个团伙说一不二的领头人物。1980年9月出生的刘贵夺，家住黑龙江省龙江县杏山乡。正是初春时节，刘贵夺的父母对我的突然到访甚为惊讶。问起刘贵夺的情况，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刘贵夺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成家。刘贵夺在乌兰浩特打工时认识前妻，结婚后住在岳父母家，有一个孩子。两人结婚四五年后离婚，孩子跟母亲生活。“为啥离婚，也不知道，我想还不是因为钱，他们在城里，哪里买得起楼？”刘贵夺的母亲冯国兰一边抽着自己做的旱烟，一边说，“儿子回来不说，他知道家里没钱，也没开口要。他们闹离婚的时候，老大还没对象。”刘贵夺的家乡地处大兴安岭与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明显的丘陵地区特征。当初全家五口人共有近60亩土地，1998年遭遇洪涝，次年大旱，一半的土地被退耕还林，最后剩下26亩耕地。也是从那时起，刘贵夺跟村里很多人一起，出去打工。说起刘贵夺这个人，冯国兰说，“他这人虽然野点吧，也不是那么坏，整急眼了吧……”“整急眼谁都不好办。”刘贵夺的父亲打断妻子的话说。“他会说话，会来事，搁哪干活人家都得意，不懒，有眼睛，看着活就干。”冯国兰对儿子刘贵夺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到印证——在船上钓鱼时，刘贵夺的产量最高，几乎超过黄金波等船员的一倍。或许就因为刘贵夺“会说话，会来事”，他成了“鲁荣渔2682”号船的新领头人。连续的杀戮，使得船上陷入恐慌。在温氏兄弟等六人被杀的第二天，船员马玉超不见了。马玉超是船上唯一的大学生，老家在黑龙江海伦，考上了山东工业学院，大专。1986年出生的马玉超是家里独子，毕业时已24岁，没找到好工作，也被4.5万元的保底收入吸引，上了这艘死亡之船。没有人发现马玉超是如何离开渔船的。翻看他留下的日记本，只是写着自己“很害怕，想平安无事回家”。刘贵夺好像有一种挫败感。他站在船舱自言自语，“没想处理马玉超，难道他自己跳海了？”“跑就跑了，我都扔海里好几个了，还差这一个？”刘贵夺这一说，船员崔勇顿时紧张起来。“我当时很害怕，当天就跟段志芳商量，不行，我们两个加入刘贵夺一伙。”崔勇说，“段志芳怕他们不要人”。过了几天，崔勇又去找段志芳，急切地希望入伙。“我和段志芳到舵楼里找刘贵夺，跟他说，想加入他们。”崔勇说。亲眼目睹王永波被杀，段志芳同样惶恐不安。他虽然被安排顶替夏琦勇做饭，但总有种不祥的预感。“崔勇找我商量，说刘贵夺在船上总杀人，害怕被杀。”段志芳说，“他让我跟他一起去找刘贵夺，表示愿意跟他，防止被刘贵夺杀了，我同意了”。刘贵夺没有直接表态，不冷不热地说：“我考虑一下，有事会叫上你们。”面对刘贵夺模棱两可的态度，崔勇不放心，他干脆说：“刘哥，再扔人的时候，叫上我们俩”。从舵楼出来，崔勇和段志芳又去找姜晓龙。“姜哥，你帮我们说说，求刘贵夺别杀我们俩，让我们做什么都行。”崔勇说，姜晓龙答应帮他们找刘贵夺。怀着这种心情的还有船员冯兴艳。下面这段对话真实地反映了冯兴艳当时的心理——问：“杀吴国志的时候，你问吴国志是否有钱是什么意思？”冯兴艳：“想让他把随身的钱交出来，再杀他。黄金波先问他是否有钱，我跟着问了一句，吴国志没说话，我就第一个上前捅他。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做给包德、刘贵夺那伙人看，我当时想再不积极主动杀人的话，怕被他们杀了。”问：“你为什么加入刘贵夺他们一伙？是何时加入的？”冯兴艳：“包德找到我，要我入伙，说要是不入伙，就把我扔海里，我怕死，入伙是为了活命，我不杀人，刘贵夺、包德就要杀我。当时我心里也明白，入伙了就得杀人，手上必须沾血。为了活命，我就豁出去了。”“鲁荣渔2682”号继续向西太平洋海域航行，逐渐靠近日本海。7月24日，受伤后一直被控制在船长室的李承权，被刘贵夺和包德驱赶到12人间。与外界隔绝了一个多月后，李承权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了大管轮王延龙、船员宋国春、段志芳、宫学军。包德在房间里看着他们。趁着包德中途出去的机会，李承权问王延龙：“温斗和温密他们怎么样了？”他受伤后，每天都是温斗提着药箱上去给他换药，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温斗。自始至终，没人提到过反抗——即便在第二轮大屠杀之前的一个来月，船员们行动自由的时刻。“我们在宿舍里也议论了，都挺害怕的，心想我们也没干什么，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王鹏说，“我想到了反抗，但是没有人提出，我也不敢提出，怕遭到包德那伙人报复。”此时，刘贵夺已决定放弃回国，偷渡日本。他第一步要做的是筹集经费，船员们被动员交出手中的钱，段志芳将700块钱塞到厨房的一个柜子缝隙，只拿了20块钱上交。崔勇只有30块钱，他向段志芳借了20块，一起交给刘贵夺。“我怕我不交钱，刘贵夺把我害了。”崔勇说。刘贵夺下令打开卫星电话，威逼船员们给家里打电话，编造生病等理由，让家人将钱汇到一个叫韩俐的账户上。后来证实，韩俐是刘贵夺打工时认识的女人，两人交往并不深。一部分船员家人接到了电话，但普遍怀疑电话的真实性，大多没有汇款，这个账户最后只收到一万元。打完电话，刘贵夺到12人间找李承权。“回国是不可能了，我们打算偷渡日本。”刘贵夺嘴里叼着烟，眼睛盯着李承权问，“你是什么态度？”“我不明白你是啥意思，有什么事情直说吧。”李承权谨慎地说。“事情你都知道了，我手上有六七条人命……”刘贵夺把话说了一半，李承权听出了他的意思。当时还有船员宋国春在场，李承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明白刘贵夺的想法，“就是说也让我沾点血，不然我也不能活命。”“你们要去日本，我是船长，别人都死了，我没死，回去也说不过去。”李承权说，“我在日本有亲戚，愿意跟你们去日本。”“船长加入我们有好处，因为船长懂的事多，日本还有亲戚。”刘贵夺把李承权入伙的利与弊摆出来，“坏处是船在日本靠岸后，他会把我们都供出去。”七嘴八舌，谁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大家让刘贵夺决定。考虑到李承权已表态，入伙后愿意手上沾血，刘贵夺决定接纳“老船长”为新成员。在刘贵夺决定偷渡日本的时候，船上已经有10人被杀，1人失踪，尚有22人。背着10条人命，20多人浩浩荡荡地偷渡日本，似乎不大现实。于是，大家在私下猜测，刘贵夺可能还要杀人。“船长入伙后，我当时并不想再杀人，打算跟船长和手上沾血的人去日本，让大副带着其余的人把船开回国。”刘贵夺说。尽管偷渡日本成了唯一的选择，但谁也拿不出具体的方案，即使是全船最高决策者刘贵夺。不久，包德将原本住在12人间的姜晓龙安排到之前温氏兄弟所住、如今形同“鬼屋”的四人间，说是让他看着机舱。无从知晓，包德是出于何种考虑这样做。姜晓龙是刘贵夺的干将，深得其信任。在决定偷渡日本、船长入伙、船上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包德此举显得很莫名。“我们的人”本来就分为刘贵夺的黑龙江帮和包德的内蒙古帮，彼此存在戒心。“我感觉包德格吉日胡不对劲，好像和我不一条心，跟我说话也少了。”刘贵夺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包德以前总说整这个，整那个，现在感觉他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可能想把我杀了，他当老大。”游走于刘贵夺和包德两股势力之间的黄金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船上后来的局势。大约在夏威夷西部海域杀人后第三天，包德带着黄金波等人值班，包德对黄金波说：“刘贵夺不会带这么多人去日本，他想把我们都杀了，把船弄沉，跟姜晓龙几个人去日本。”一番煽动和试探后，包德直接告诉黄金波，他准备反了刘贵夺，夺取船上的控制权，要求黄金波跟他一起干。黄金波当场表示同意。没想到，到了晚上，黄金波立即将包德谋反的计划密报刘贵夺。黄金波是内蒙古籍，但他并不属于包德一伙，而是刘贵夺的铁杆跟班。“我挺罩着黄金波，船上就他年龄最小，我让他跟着，干点轻快活，喊个人什么的，动手杀人时在后面。”刘贵夺说，“后来黄金波跟我说他动手杀人了，我问他怎么样感觉，黄金波说挺爽。”得到黄金波的秘报后，惊恐与愤怒之下，刘贵夺决定先下手为强，当晚就制定了诛杀包德团伙的方案。刘贵夺将包德、双喜、包宝成、戴福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后面打了X，其中，包德名字打了两个X，然后把名单交给姜晓龙、黄金波、刘成建。此时，两伙人在船上势均力敌，包德一伙有4人，刘贵夺一伙算上王鹏共有5人，但战斗力不如包德。所以，刘贵夺设计的方案是“智取”。刘贵夺对李承权说，他的几个兄弟温斗、温密、王永波都是被包德一伙所杀，现在准备让李承权亲手杀了包德。“我想这是给兄弟报仇的时机，又可以沾血，就同意了。”李承权说。说服了船长李承权，刘贵夺又去找入伙心切的崔勇，告诉他要杀包德。7月24日晚，刘贵夺做了周密布置，然后给崔勇一把刀，让他藏在身上，先回宿舍，充当诱饵。为迷惑包德，刘贵夺把包德叫到驾驶室，说当晚准备杀掉崔勇。“你就别动了，你把刀给船长，让他手沾血。”行动开始后，刘贵夺让包德到宿舍叫崔勇到舵楼，计划在那里将他杀了。包德走到二层甲板，看到李承权站在那里，就把自己的刀递给李承权。刘贵夺同时安排姜晓龙、刘成建、王鹏守在甲板两侧，监督李承权杀人。包德浑然不觉是计。不一会，崔勇跟着包德上了二层甲板。说时迟，那时快，崔勇抽出藏在身后的利刃，从背后刺向包德；李承权上前一刀刺中包德腹部。崔勇看到刀刃前端没有血迹，用左手把整个刀刃都涂满了血，又往他没穿衣服的胸前涂上血，“目的是让刘贵夺看到我沾血了”。突然遭到前后夹击，身受重伤的包德跳进海里，高喊：“他们要杀我，都出来！”李承权冲着驾驶室大喊：“停车！右满舵！”船头缓缓转过来。刘贵夺打开船上的探照灯和广播，对着在海里挣扎的包德问道：“造反的还有谁？说了就拉你上来。”“你以为我会相信吗？黄金波是我的人！”刘贵夺以嘲讽的口气说。包德被杀后，刘贵夺从驾驶室下来，指挥李承权、姜晓龙、黄金波、崔勇等人劫杀“包德的人”——戴福顺、双喜、包宝成，却发现戴福顺、双喜已经跳海。刘贵夺问在海中沉浮的戴福顺是否参与包德的造反，戴否认，只是说双喜让他跳海。紧接着，李承权、崔勇等将包宝成拖出来，送到刘贵夺面前。“真没我的事。”包宝成辩解说，“如果不信，你就把我杀了吧。”刘贵夺不想听包宝成的解释，冷冷地说，“老包，你自己下去吧。”自知难逃一死的包宝成，手抓着船边缘的栏杆，李承权上去踹了他一脚，包宝成落入海中。众人回到舵楼，刘贵夺下令把刀子全部收起来，又把所有人都叫上舵楼，说开个会。“手上沾过血的跟我去日本，没沾过血的别害怕，以后不会再动你们了。到日本后，我们沾过血的就走了，其他人把船开回去。”刘贵夺说。但是，杯弓蛇影、一时杀得眼红的刘贵夺转眼就忘了这个承诺。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想造反的还有人。”刘从驾驶室拿过一把一米多长的渔枪交给李承权，让他去把船员单国喜叫来。在驾驶室前的甲板上，李承权、刘成建、崔勇等人围着单国喜。单国喜不承认。李承权用渔枪猛击单国喜，“当时场面挺乱的，单国喜被迫从左侧跳到了海里。”“造反的还有邱荣华。”刘贵夺的一句话，等于判了“放羊的”邱荣华死刑。邱荣华是安徽人，比刘贵夺大十来岁，家境比刘更穷。40多岁了，仍然打光棍，因为曾经到到甘肃给人放羊，被船员叫作“放羊的”。面对杀气腾腾的刘贵夺，邱荣华的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立功心切的船长李承权用渔枪刺向邱荣华的背部。他跳进海中，转眼被黑暗吞噬。大部分船员像邱荣华一样，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境贫寒。戴福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双亡，跟着叔叔戴宝全长大，同样是单身汉。戴宝全说，出事前，戴福顺已经四年没有跟家里联系。包德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顺着S203公路，从兴安盟首府乌兰浩特驱车向西北110公里左右，便是他的家乡阿力得尔苏木（苏木相当于乡镇）。这是一个蒙汉杂居、半牧半农的乡村，公路两侧的房子看起来还算整齐。包德家位于村子的最东头，两间红色的砖瓦平房，院子里停放着两台农机，门前不远处，有条小溪缓缓流过。包德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出事的时候，姐姐早已出嫁，哥哥包温都色和父亲在家种地，包温都色2016年时41岁，身材矮壮，皮肤黝黑，他跟弟弟包德都是文盲。如今，这个家只剩下他一人。出事第二年包德的父亲去世。“出了这事，他父亲愁死了。”包德的舅舅包正海说。房子刚盖好不久，64平方米。在此之前，一家人蜗居在10多个平方的一间土房子里，用包正海的话说，这个家庭在村里出了名的穷，兄弟俩都没找到对象。同刘贵夺一样，在船上接连杀人的包德，在本村人的眼里并不像异类。“这小子看家里穷，出去打工赚钱。”55岁的村民陈来宝说，包德是他看着长大的，“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很好，出这种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包正海虽然是包德的舅舅，但能感觉他对外甥的评价实在。“那孩子人没啥脾气，不识字，在屯子里人缘好，听说他死了，都可惜。”包正海说，“要说品德，那比他哥都好。老大喜欢喝酒，他也不喝酒，就是抽点烟。“他在外地打工，家里的地也要种，还有个父亲，生病。”包温都色坐在炕上，不断重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去海上打鱼，我不让他去，在家里种地，差不多就行了。他说咱俩都没成家，一旦要成家啥也没有，咋整。”如今，包德格吉日胡被杀，其他人每人得到50多万元的赔偿，只有包德和双喜没有赔偿。“给四万块钱，说是一年的工资。”包温都色说。连杀六人后，船长李承权从第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刘贵夺的“血盟”成员。刘贵夺在二层甲板上摆了酒菜，与李承权、崔勇碰杯，祝贺他们正式入伙。“恭喜你成为海盗船船长！”刘贵夺调侃李承权。后来被问及杀包德的动机，李承权这样回答：“首先是刘贵夺逼我杀人沾血，否则我怕刘贵夺把我杀了；再就是我知道包德杀了王永波，想给王永波报仇。”李承权完成了他的愿望。他拿来船上平时祭海用的黄纸，在船头上点着，又拆开一包烟投入火中，把酒洒在甲板上，跪下磕头。“波，杀你的人包德被我杀了，你一路走好。”见船长给二副烧纸磕头，崔勇、姜晓龙也跪下，对着大海磕头。站在一旁的刘贵夺自言自语地说：“给包德也烧点纸吧，毕竟兄弟一场。”7月25日，“鲁荣渔2682号”航行到西太平洋的日本海附近。姜晓龙出了驾驶室，赶紧往机舱跑。有人大喊：“机舱漏水了！”所有人都从舱里跑出来。刘贵夺和李承权下到机舱，发现海水已到脚踝，上面漂着一层油污。李承权让姜晓龙等人用盆和桶往外舀水，又用水泵抽水，但海水很快深及膝盖。刘贵夺下令所有的人穿上救生衣。简单商量后，李承权打开船上的通讯设施，发出紧急呼救。温斗、温密两兄弟遇害后，管机舱和设备运行的只有大管轮王延龙一个人。眼看着海水不断进入机舱，李承权说：“可能是船底的总阀门漏水，赶快把王延龙叫来！”船上的人从此再也没见到王延龙，他成了马玉超之后的第二个失踪者。李承权判断，头一天死了六个人，王延龙可能吓坏了，他打开船底的阀门，想让渔船进水后沉没。王延龙是船上唯一知道船底总阀门的人。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目睹一幕幕血腥的场景，他的内心是如何激烈的挣扎，以至于最后作出打开船底阀门的决定，与所有人同归于尽？求救信号发出后，李承权负责机舱抢险，刘贵夺则与众人放下救生筏，搬运淡水和食物。但是，船上只有一个救生筏，而且漏气，刘贵夺安排大副付义忠等人，利用床板再加工一个木筏。船底阀门被堵住。一阵忙乱后，渔船逐渐被控制，暂时没有下沉的危险。李承权在船上挥手，让两个救生筏上的人都上来。坐在木筏子上的付义忠、丁玉民、宋国春、宫学军四人并没有理会李承权，慢慢地划着木筏子离开了渔船。两人在船上对着木筏上的四个人喊叫，只有丁玉民挑衅地回了一句话：“你们在船上等死吧！”最先接到求救信号的是在朝鲜以东海域作业的鑫发公司“鲁荣渔1927”号和“鲁荣渔1928”号渔船，此时，距事发地约1500海里。随后，中国渔政指挥中心通知正在日本津轻海峡附近执行任务的中国渔政118号执法船前往救援，两船相距1050海里。就在救援船只火速赶往事发海面时，付义忠等四人逃命的木筏子竟然鬼使神差地被海流漂回渔船附近。他们拒绝上船，李承权和刘贵夺下令船上的人用铁坠子砸向木筏，四人落海后，付义忠、丁玉民和宫学军三人向远处游去，宋国春被拉到船上。刘贵夺喊来段志芳和项立山，有人把刀子递给他们。“不要搞得到处都是血，马上有船来了。”刘贵夺说，“拿绳子，给宋老五（船上平时对宋国春的称呼）绑起来，系上铁蛋子，扔海里。”黄金波找来绳子，段志芳和项立山将宋国春两手反绑，又用一根粗绳子绑住他的双腿，宋国春被抬起来，沉入海中。一场持续一个半月的血腥残杀结束了。20人被杀，两人失踪，剩下的11人结成了一个“血盟”。7月25日下午，距宋国春被杀不过几个小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飞临渔船上空，低空盘旋几圈，观察渔船并无沉没危险后离去。第二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到达现场。日本方面的人员登上“鲁荣渔2682”号，在做了必要的询问和检查后，送来一些食品和淡水。等待救援船只的四天时间里，刘贵夺和李承权在船上不断开会讨论攻守同盟，每次讨论的内容都让黄金波记录下来，让大家背熟。接着，又将被害船员的衣服扔到海里。这些衣物被不明就里的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捞起来，送还他们。“不要扔掉，晒干，可以防寒。”早在7月25日晚21时45分，渔政118号与“鲁荣渔2682”号联系时，船长李承权即告之：“25日早4点半渔船遇险后，船上22名船员自己穿上救生衣逃生。”后来的攻守同盟正是围绕这个说法。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7月26日早上6时，渔政118船与“鲁荣渔2682”号此前时断时续的通讯终于完全正常。“你们船上33个人的情况都很好吗？”渔政118船船长李玉文问道。李玉文清楚地记得，“对方船长沉默了一下。我心里一沉，就问他，另外的22人呢？”“情况很复杂，等回去和老板讲吧。”李承权欲言又止。7月29日上午8时20分，中国渔政118号执法船赶到“鲁荣渔2682”号渔船所在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的5名工作人员与中方执法人员宫照柱等人登上渔船。如孤岛一般的“鲁荣渔2682”号终于再次透进空气。靠暴力和“血盟”建立起来的组织则开始瓦解。宫照柱把船长李承权拉到一边，问他船上发生了什么事。李承权没有隐瞒，他把一份落款7月25日的书面材料交给宫照柱，如实报告了船上发生的杀人经过。“那10个人都没什么表情。”宫照柱说，“我跟他们说，'活着多好’。那10人笑了笑，也没说什么。”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号被拖回石岛码头，船上的11人随即被捕。在侦查人员登船进行现场勘验时，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情节——法医对全船做“鲁米诺喷显”（Luminol，用于鉴别经过擦洗、时间很久以前的血痕，常被用于刑侦取证），发现甲板和船舱内到处是大片的血迹，历历在目。最终，法院以劫持船只罪、故意杀人罪判处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黄金波、刘成建死刑；判处王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冯兴艳无期徒刑；判处梅林盛、崔勇有期徒刑15年；判处项立山有期徒刑5年，段志芳有期徒刑4年。我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黄金波的家。这个家庭可以用赤贫来形容，甚至远不如刘贵夺、包德这些家在农村的船员。黄金波的父亲黄明宝做了一辈子林业工人，现在是牙克石市库都尔林业局防火科护林员，每月工资2100元，妻子没工作，一家三口就靠这点工资。“这还是刚涨的工资，他走的时候我才拿七八百块钱。”黄明宝说。黄金波的家住在一片低矮破旧的棚户区，当地人管这房子叫“木克楞”。“房子是1958年盖的，木条子外边糊上泥巴，不保暖，冬天贼冷，屋里洗脸盆的水也结冰。”身体瘦弱的黄明宝满脸愁容，一吁三叹地说，“这里冬天零下四五十度，没有供暖，只能自己烧煤。”黄金波的母亲李凤兰说，“要不是穷，也不会出去打工。”黄金波初中毕业后，先到北京他叔叔所在的公司做导游，后来又去大连学日本料理。“这孩子在家里喜欢做饭，学日本料理挺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来电话说要上船。我们都不让他去，他说都上船了。”李凤兰边哭边说，“说得可好呢，跟公司签合约了，年薪45000，一个月还有1000生活费，钓鱼有提成，每年能挣5万块。”李凤兰翻出儿子的照片，一个文静腼腆的大男生。李凤兰说，“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咱也不了解船员，只能告诉他注意安全，别惹事。他说公司可正规了，是一家上市公司。我问啥叫上市公司，他说你不懂……”现在，唯一的儿子被判了死刑，两口子就像丢了魂似的，李凤兰一直在哭。2016年时40岁的姜晓龙，小学未毕业，是个半文盲，有一个姐姐和弟弟。在他五六岁的时候，邻近的黑龙江尚志“招户”（全家迁入户口），父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女儿留在老家读小学），从盛产香米的黑龙江五常，举家迁到尚志乌吉密乡。三月底，残雪消融，在村子的南边，一眼看过去，不远处就是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的大片原始森林，肥沃的黑土地像被泼了一层油，泛着光亮。当年，地方政府为了开发这些沉睡的黑土地，用“谁开荒土地归谁所有”的政策，吸引了一批外地农民。姜晓龙的父亲姜岩楼那时候也就30来岁，身强力壮，两口子风里来雨里去，居然开垦了150亩地。两个儿子长大结婚后，姜岩楼自己留下几亩地养老，其余的130多亩地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儿子。“外屯来人耍钱（赌博），把他找去，我把他们搅黄了，他们不高兴，就到外边去。”说起大儿子赌博的事情，姜岩楼一声长叹，“最后输了就借钱，把4垧地（每垧地15亩）押给人家，16万。”离婚后，近乎一无所有的姜晓龙，带着六岁的儿子生活，2010年10月，他把12岁的儿子送给前妻，出去打工。他跟人家说，要挣钱把土地赎回来。这原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在乡邻的眼中，大都还算是本分之人。他们带着最为朴素的挣钱改变生活的愿望，却陷入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噩梦。每个人都在探寻为什么。是因为封闭、枯燥的生活带来的精神压抑？还是高强度的工作和感觉被欺骗后爆发的愤怒？是因为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恶？还是因为人们面对暴力时过于怯懦？是因为如囚徒一般的环境中，彼此的猜疑、忌恨？还是因为在法外之地，远离了文明的束缚？在肆意妄为的暴行面前，些许的善良相形见绌，最终使得人性之恶像脱缰野马，无拘无束地走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