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芳：辽代佛教造像的民族风格研究

辽代留存至近代的佛教造像主要分布在晋北、辽宁、河北、天津几个地区，其中造像水平最高的莫过于大型佛寺中的雕塑群和壁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辽统和二年（984年）重建的天津独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年，636年）观音阁内十一面观音及二胁侍塑像；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及塑像（毁于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曾在20世纪上半叶调查过此殿）；辽圣宗耶律隆绪开泰九年（1020年）所建辽宁奉国寺大雄宝殿内佛坛上的高约8米的过去七佛塑像；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七年（1038年）西京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29尊彩塑；辽重熙七年（1038年）重修的始建于北魏太和七年（483年）的灵丘觉山寺舍利塔内一层八角墙与中心柱面上92.16平方米的壁画；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所建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内绘制天王、鬼王、鬼众、夜叉、天人等壁画；辽清宁二年（1056年）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各层均有彩塑，共计24尊，塔内一层周围绘制壁画达304.65平方米，内容为主佛坐像6尊，胁侍菩萨12身，天王4尊，门道横披板上供养人三尊，胁侍金明昌六年（1195年）有所增修补绘；辽乾统三年（1103年）内蒙古赤峰灵峰院千佛洞开凿，残存小佛及飞天，巴林左旗后昭庙凿窟三个，分别刻佛、弟子、文殊、普贤、力士及契丹供养人像。北京房山居云寺有辽天庆七年（1117年）雕刻。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彩塑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单体佛像包括举行佛事活动所用行相和供养人供奉的佛像两种，其数量大概不在少数，但是由于不便于携带和挪动，因而十分分散，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战乱，大多损毁或流散于民间。现藏于海外的有波士顿美术馆的自在观音像和美国彭省大学美术馆的自在观音像。朔州马邑博物馆藏两尊辽代石雕，一尊为坐像，高95厘米，座宽60厘米。一尊辽代观世音菩萨站像，通高185厘米，座宽50厘米，像后刻有题记“大辽国天庆二年（1112年）五月二十八日朔州十方院管内都僧政运擢与大众为主僧云济敬造，石匠周时彦、师让、刘公正”。另，崇佛寺内和马邑博物馆内还藏有多件辽代的经幢，上面刻有佛像和佛教装饰纹样。

辽金经变画以山西应县木塔1974年7月28日四层塑像内发现的辽代秘藏最具代表性。7幅卷轴画里有六幅彩印版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彩印版画作品，另有13幅黑白木刻经卷扉画，内容皆是与刻经内容一致的变相画。

辽代佛教造像的造像风格分析

从遗存至今的辽代佛教造像来看，晋北的颇为集中，西京大同是辽代的佛教中心，也是中国当时北方黄河流域的佛教圣地，其佛教艺术沿袭唐代风格并结合游牧民族尚武的精神创造出一种健美匀称的佛教造像样式，可以称之为“辽金样”。

辽金样的佛教造像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性格，是佛教造像汉化之后的胡化，也可称之为游牧化。从已出土的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的辽代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大同以北的墓室壁画多保存着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大同以南的墓室壁画则多是汉族贵族，仍保持着汉民族的诸多生活习惯和服饰特点；只有在西安的佛教艺术中，兼具两种特点，成为胡汉民族融合的交汇地。

1.造像体例

辽代的所有寺庙中的佛像体例都较大，主尊突出，空间布局以佛为中心，依次为胁侍弟子、菩萨、护法力士、供养人等；这种体例与现存五台山南禅寺东大殿唐代造像一致，辽代对唐代佛像体例的继承特点鲜明，体现出一种“浩大”的气象。

2. 造像的体态

辽代佛教造像不但体例大，而且体貌浑厚端庄，极具体积感。造像庄严挺拔，面相丰圆结实，弯眉细目，眉间白毫硕大。其中，菩萨体形结实高大，天王威猛神武，供养人则体型较小，服饰朴素。辽代佛教造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同华严寺合掌露齿菩萨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其身体前倾微微侧转，身形健美的体态与希腊断臂的维纳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展示了契丹民族骑马涉猎、崇尚运动的时代特征。

▲大同华严寺合掌露齿菩萨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3.造像的服饰

造像服饰延续魏晋隋唐又有所变化。

佛像的服饰依然是褒衣博带式，虽施彩贴金，但整体还是比较庄严朴素的。

菩萨的服饰却有较大变化：一方面保持着印度斜披络腋的传统贵族服饰；另一方面又有魏晋以来受南朝士大夫服饰和玄学影响下的仙道风格的飘带，但耳轮低垂镂空贴塑花饰，是辽代彩塑特有的一点。

项饰要比前代华丽丰富，最为典型的是菩萨头上的花冠在辽代转变成满贴金箔的高筒金冠。

菩萨的裙式出现了游牧民族打仗骑猎的护胯裙和皮革腰带，护法的兽吞革带，缚裤高腰靴，与现实生活中的唐辽之际的武将服式如出一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印度佛教造像北魏本土化、隋唐中国化、世俗化之后的胡化风格。这种多民族风格的融合是辽代对印度佛教造像的又一次改造。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文殊菩萨头冠

▲文殊菩萨贴金高宝冠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普贤菩萨头部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4.造像的色彩与装饰

辽代佛教造像，设色华丽沉着，艳而不浮，塑绘融合，沥粉贴金。造像的服饰上多为沥粉贴金纹样。纹饰装饰于佛背光、宝冠、项链、胸衣、衣缘、裙裳、佛座上。佛背光、金冠、法座上有化生佛、化生童子、小型飞天，衣服上装饰龙纹、凤纹及飞禽走兽，植物纹有牡丹、宝相花、缠枝忍冬、葡萄纹、卷草纹等，天象纹有火焰纹、网目纹等。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菩萨

羊肠裙上沥粉贴金的龙纹、凤纹

辽代佛教造像的民族审美

1.尚武

辽代佛教造像中以菩萨和护法天王的造像最具代表性，体现出一种威武健美、尚武的民族审美特点，与唐代早期的佛教造像渊源较深，承继关系明显。与宋地婉约秀丽，注重世俗生活的造像样式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是契丹游牧民族上升时期崇尚武力的真实写照。

菩萨造像以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最具代表性。作为皇家寺庙的薄伽教藏殿，储存着皇家刊刻的国藏《契丹藏》，殿内的塑像体现的是辽代最高的皇家风貌和国家意志，华丽典雅，匀称健美。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彩塑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辽代佛教造像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天王力士的情有独钟，当宋地热衷于世俗化的佛传故事和佛教经变故事时，辽地寺庙中却以威风凛凛、虎虎生威的护法、金刚、力士、天王、明王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彰显游牧民族的武力优势。这种以宣扬武威的天王造像居中占据整面墙壁，还是辽代首创。

以辽宁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的四大天王和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四尊护法、应县木塔一层门洞两壁上的天王造像最具契丹民族的武将特点，天王双目圆睁、风驰电掣， 飘带翻飞，甲胄森森，威武庄严，典型的唐辽之际的武将装束，是游牧民族尚武审美特点的典型表现，创造出一种“洒脱、健美、庄严、威武”的佛教造像样式。

▲辽宁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四大天王之一

（罗春政《辽代绘画与壁画》32-33 页）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护法立像

▲应县佛宫寺四大天王之南方增长天王

2.尚金

从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三铺说法像的主尊、坐着的四大菩萨全身贴金，其他造像面部、裸露的肌肤和颈项、衣纹、服饰上遍施金箔以及十四尊菩萨高耸的金冠，可以看出黄金作为财富和权力象征，在契丹民族心目中深受崇尚。可以随身携带的黄金对于以游牧迁徙为生存方式的契丹民族来说，比汉民族崇尚的不可移动的雕梁画栋建筑更具有吸引力。辽代墓葬出土大量金饰，以及中原不多见的金冠，也可充分说明契丹民族对黄金的崇尚比汉民族更胜。

3.男女平等

晚唐时立国称霸北部的辽代契丹民族，女性声威显赫，是辽代统治集团中的主角。如辽景宗的皇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期（984—1031年）的萧太后，就是亲御戎车、指挥三军的辽代女中豪杰。辽朝历代皇后多为萧氏，许多女性在江山社稷、行军打仗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薄伽教藏殿是皇家寺庙，殿内29尊彩塑，最为出彩的无疑是女汉子形象的14尊戴金冠的彩塑菩萨。这与辽代萧氏在皇族中的地位以及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无关系，既体现出一种男女平等的游牧民族社会关系，又体现出女性在辽代契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彩塑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大同以北辽代佛教造像遗存丰富，是我们了解辽代信仰和社会风貌的重要实物资料。佛教造像虽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辽代民族，从精神层面的角度却可以反映出辽代契丹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通过对辽代佛教遗存的整体梳理，通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皇家寺庙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29尊彩塑进行具体分析，并与应县木塔辽代造像、辽宁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辽代壁画和天津独乐寺彩塑的比较，笔者认为辽代佛教造像有着不同于汉民族佛教造像的鲜明特点，契丹民族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社会风貌都在这些造像中有所体现，反映了佛教在辽地的盛行和契丹民族崇尚武力和黄金、男女平等的民族风格。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彩塑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编辑：牧弘君

作者：杨俊芳，山西大同大学

图文来源于文博山西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