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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仝的《月蚀诗》在创作模式上挣脱是时唐代格律诗词严谨的羁绊，冲破是时唐代诗词盛极难继的尴尬局面，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开山立派。在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中脱颖而出，与诸多鸿儒大家争奇斗艳。使卢仝伫立中国的浩瀚诗坛，史称“卢仝体”。《月蚀诗》并非单纯对“月蚀”这一天文自然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用比拟的形式托物言志、借题发挥的一首政治讽刺诗。《月蚀诗》寓景抒情、射影抨击时政朝弊，借此展示自己忧国爱民的思想情怀和理想抱负。《月蚀诗》的创作背景及其意图，应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卢仝的坎坷人生及出现的月蚀现象去探索。《月蚀诗》写作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新唐书·卢仝传》曾有“讥切元和逆党”的说法。史称的“元和逆党”，是指公元820年（元和十五年）宦官陈弘志弑宪宗之乱。但从诗中“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调黄钟”，及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斗插子指冬至，黄钟指十一月）看，可知卢仝《月蚀诗》为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一月十四日月食而发，与陈弘志之乱相距尚十年，不可能预卜而“讥切”之。况且自古有“日君象，月臣象”，“一主德，一主刑”的说法，把“月蚀”同弑君拉扯在一起，牵强附会。因此要考察《月蚀诗》的政治背景须得回溯到公元810年（元和五年）前后。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领恒、冀、深、赵四州）王士真死，长子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待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准备用兵革除藩镇世袭制，这当然是合理的。但他不顾群臣“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旧唐书·宦官传》）”的反对，任用自己最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结果威令不振，士无斗志。各道统兵将校受宦官指挥深以为羞耻，不肯齐心竭力，战势完全陷于被动。号为“骁将”的神策大将郦定进被叛军杀死（《月蚀诗》中云“恒州阵斩郦定进”即指此），整个战事损失惨重，期年无功第二年，唐宪宗迫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吐突班师而返，仍为禁军中尉。段平仲等极论吐突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只降其为军器使，旋又因罪出令监淮南军，但不久又诏回京师，官复原职。唐朝自玄宗后期始，宦官的势力慢慢滋长，元和之际达到登峰造极。唐宪宗在位十五年，始终宠信宦官，本来脆弱的政治生态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当时白居易、独孤郁、李绛等朝臣，对宦官弄权的危害，都看得清楚，屡有书谏。因古人有“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位，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之说。所以诗人卢仝则以独特的艺术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忧惧和警告，并且不幸而言中——“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月蚀诗》可以说因月食而发，联及“恒州兵事”，驰骋想象。但是，正像能用“月食”的天文现象来包容此诗的全部内容一样，也不能用“恒州兵事”的历史事实来直解此诗的丰富内蕴。即不能囿于“本事”。卢仝《月蚀诗》诗云：“岁星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董者董贤，西汉哀帝幸臣；秦者秦宫，东汉将军梁冀之嬖奴，皆以善媚取宠，显赫一时。黔娄生者，春秋时齐国高士，因为不求仕进，死时穷得连遮体的衾被都没有。诗人把董秦和黔娄生的际遇作鲜明的对比，用意是深远的，使人想到诸葛亮《出师表》上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升至监察御史，可谓才华横溢、年富力强，然而却因得罪李实被贬。《常州孟谏仪座上闻韩员外职上贬国子博士有感五首》对韩愈的遭遇发出感慨：“烈火先焼玉，庭芜不养兰”、“孤臣心耿直，天王苦死嗔”。为此卢仝在《叹昨日三首》亦云：“贤明圣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在当时君不明、臣不忠的情况下，“忠良伏草莽，无因使羽翼”。贤臣不能善终，他们“竭节遇刀割，输忠遭祸缠”的悲惨结局，让卢仝慨叹“镜明不自照，膏润徒自煎。”总之，不难看出卢仝的这首诗，乃是借虾蟆食月的神话讽刺宦官弄权，“讥切”所至，切中中唐政治之弊。卢仝《月蚀诗》的创作意图，除了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外，还需要着墨卢仝，读懂卢仝。忧患意识是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的一种传统意识，主要表现在对天下兴亡、国家盛衰的密切关注，纵观中外，概莫能外。这种意识的本质是人文精神最集中的表现。一个对于社会前途、人民命运常怀忧患意识的人，必然对社会弊端的革故鼎新强烈关注、大声疾呼，发出自己内心的“不平之鸣。鲁迅先生讲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个生命主体遭受现实的压抑摧残而使其情志不能伸张，形成的屈辱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发出“不平之鸣”。象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唱，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低吟，屈原《楚辞·渔父》：“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悲歌……。读来令人动容，自然引发卢仝的共鸣，致使卢仝不愿与官宦同伍，远离仕途，在封建社会残酷的高压统治下，卢仝只能以隐晦的形式，以犀利之笔借景言志，抨击朝政时弊，祈望政治清明。唐代，对于选士授官，一要阀阅高，门第显；二要擢高科，受知遇；否则就不会有多少出路。卢仝天资聪明睿智，博览群书，长于写诗，抱负很大，对自己期许极高。他弱冠之年，便离乡背井，从故乡济源出外游学，往来扬州、嵩山、洛阳、西安、塞外等地融入社会，为生计奔波拼搏，展示自己的胆识和才华，阅历可谓丰富。他曾在《送王储詹事西游献兵书》诗中云：“玉匣百炼剑，龟文又龙吼。抽赠王将军，勿使虚白首。”这是卢仝为求用仕，赴长安以所著兵书干谒王储之作。联系刘叉《塞上逢卢仝》：“直到桑干北，逢君夜不眠。上楼腰脚健，怀土眼睛穿。斗柄寒垂地，河流冻彻天。羁魂泣相向，何事有诗篇。”可知卢仝或有留意于烽火之事，意欲以武事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卢仝“入仕则良相，匡扶社稷；为民则良医，救世活人”的用世情怀也在其故里民间广为流传。意思是要做官就做象宰相那样大的官，因为宰相可以制定国策、左右朝政、济世黎民；做大官不成，就做一位名医，解民痛苦、救世活人。难怪韩愈在《寄卢仝》中发出：“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和“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的慨叹。韩愈又说：“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亦足恃”。意思是说，即便做不了官，凭着他出众的才华，去著书立说，也会得到垂范后世的效果。总之，韩愈对卢仝作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卢仝定居洛阳，韩愈“厚礼之”。然而韩愈毕竟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小县令，并非强有力者。因而处于“名声荷朋友，援引乏姻娅”具体情况之下的卢仝，由于一不会投机钻营，二不会阿谀奉承，所以直到三十岁仍然徘徊傍徨于仕途之外。他的《直钩吟》：“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很显然表明他徒唤叹息的无奈心情。至于再游扬州《送伯龄过江》云：“伯龄不厌山，山不养伯龄，松巅有樵堕，石上无禾生，不忍六尺躯，遂作东南行。诸候尽食肉，壮气吞八紘。不唧溜钝汉，何由通姓名。夷齐饿死日，武王称圣明。节义士枉死，何异鸿毛轻。努力事干谒，我心终不平？”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不平之鸣了。“学而优则仕”、“仕能润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有史以来，妇孺皆知，自然成为读书人的梦寐追求的终极目标，卢仝亦然。他在《感古四首》中感慨“读书书史未润身”，实质是读书致用不得而心中苦闷的反语。这种情愫在卢仝内心挥之不去、耿耿于怀，强烈地刺痛卢仝的思绪感情。偌大的理想抱负不得实现，荒诞、冷酷的“一介布衣”现实，无情地嘲弄、羞辱了卢仝，愤世嫉俗的頽放怒气深藏于胸。总之，尽管卢仝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理想恢宏、抱负远大，但他出身卑微、家境贫寒。虽有幸受到韩愈厚爱，施以援手，但无奈韩愈官小势薄，无权揠苗。外加卢仝生性耿直、孤僻，不善谋事，致使其一生布衣，似乎见怪不怪了。事实对前面所述我国唐代对于选士授官“一要阀阅高，门第显；二要擢高科，受知遇”作了最好的诠释。卢仝虽一生布衣，但他不甘沉沦，做隐居山野、不闻世事的野夫山人。他对二次皇封“谏议大夫”不屑一顾，哀叹自己“万卷堆胸朽”的无奈。他虽未能实现“入仕则良相，匡扶社稷”的宏图大志，然他以“神农尝百草”，敢于第一次“吃狼桃”、“吃螃蟹”的大无畏精神，矢志躬耕田园，精研茶道，大胆尝试、勇于实践，总结创新，成就了其“为民则良医，救世活人”的平民夙愿。卢仝的“不平之鸣”，源自对是时社会政治生态的愤懑。卢仝在《自咏三首》其一中云：“为报玉川子，知君未是贤。低头虽有地，仰面辄无天”。又云：“万卷堆胸朽，三光撮眼明。翻悲广成子，闲气说长生。”贤者，德才兼备者也。纵贯历史，贤者若能得以重用被视为当权者政治清明。卢仝自认为因自己非贤者，故前途暗淡，如无天照之日，这实质也是其愤激的反语。韩愈、贾岛都曾在诗中对卢仝德才兼备予以极高的评价，对其“贤者无官”表示不平和惋惜。卢仝自称“愚公”寓意有二：一是讲自己精神状态的颓废；二是讲做事不会为己谋利。其实是其愤世情怀的极端宣泄和表白，是悲愤郁闷至极的反击。他在《自咏三首.三》中写道“物外无知己，人间一癖王。生涯身是梦，耽乐酒为乡。日月粘髭须，云山锁肺肠。愚公只公是，不用谩惊张”。他又借姜子牙渭水岸边钓鱼的故事而感叹人生，在《直钩吟》诗云：“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冬日》诗又言：“上不事天子，下不识王侯。”综述这些诗的意涵为自己生性耿直，处事不会圆滑，忌讳世俗的逢迎、拍马溜屁。既然“文王已没”，即便德才融身，不遇明君，也只能明珠投暗、老死草野。卢仝怀才不遇、仕途不畅，在复杂的社会中茫然生存，心无定力、无所适从。青少年时期，诸多客观条件和社会因素促成他的佛教思想。二十岁左右游学洛阳，开始接触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大儒韩愈，聆听了他关于辟佛老、崇儒术，尊孔读经、经世致用的学说，思想观念立刻为之一变。他的《人日·立春》：“春度春归无限春，今朝方始觉成人。今日克己应由及，愿与梅花俱自新！”绝句表明了以后自己弃旧图新的意向。他慨叹：“利命子罕言，我诚孔门丑。”虽然穷困到如此地步，但却时刻不忘钻研儒术。他又在《冬日行》之三中道：“夜半睡独觉，爽气盈心堂。颜子甚年少，孔圣行同藏。我年过颜子，敢道不自强。船人虽奴兵，亦有意智长。问我何所得，乐色填清肠。我报果有为，孔经在衣裳。”表明了他坚信只要学有所成，就一定能够得到经世致用，施展抱负，从而报效国家的出仕机会。卢仝在弃道从儒，而且学有所得之后，便立即觉察到青年时期，一贯笃信并追求的佛老之学，是虚幻诞妄，自欺欺人的。他在《忆金鹅山沈山人》里，坦率地告诉他早年结识的沈道士说：“君家山头松树风，适来入我竹林里。一片新茶破鼻香，请君速来助我喜！”表示自己已经开始嗅觉到儒学这片“新茶”的馨香之气了，请沈道士速来给他祝贺道喜。接着便又告诫沈道士：“莫合九转大还丹，莫读三十六部大洞经，闲来共我说真意，齿下领取真生长。”表明儒家学说是一部大道理，凭书面很难讲清，只有用口头才能告诉他的真谛。进而他又提醒沈道士：“不须服药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自古圣贤放入土，淮南鸡犬驱上天。白日上升应不恶，药成且辄一丸药。”指出道家一贯宣扬的“一人得道，鸡犬升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话。自古及今又有谁真的看到过白日升仙的人呢？至此，卢仝意犹未尽，他以迷觉者的身份，再次去觉沈道士之迷。“君爱炼药药欲成，我爱炼骨骨已清，试自比较得仙者，也应合得天上行。（《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其二）”不过你我都应该知道，天上的事儿也是和人间一样的难办。“天门九重高崔嵬，晴空凿出黄金堆。夜叉守门昼不启，夜半醮祭夜半开。夜叉喜欢动关镇，镇声爆地生风雷。”即便是侥幸登上了天，如果不对夜叉们加以“醮祭”，那就会被夜叉们暗做手脚，挡拒在天门之外，使你见不到太上道君。“太上道君莲花台，九门隔阔安在哉？呜呼！沈君大药成，兼须巧会鬼物情，无求长生丧厥生！”这对信奉白日飞升的道教信奉者来说，确是一个打击，同时也表明了卢仝自己迷途知返的觉醒。卢仝的“不平之鸣”，源自对世风俱下人心叵测的愤懑。“安史之乱”的唐王朝，政局江河日下。政治衰颓直接导致世风人心的浅薄萎靡，时局的混乱使黎民百姓对国家前途的忧心忡忡，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精神颓废、心理信任危机。这些世风颓变的危机早在玄宗天宝年间已露苗头，人们不再以原有的勤奋努力方式求取功名，而寄希望于侥幸或歪门邪道攫取荣华富贵。反映在行为方式上，便是趋利避害、明哲保身、重利轻义。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抨击当时虚伪的人情世故：“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皇甫湜在《送王胶序》中痛斥重利轻义：“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利迁”。孟郊在《择友》中对浅薄的社会风气亦表示愤慨：“兽中有人形，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卢仝则在《观放鱼歌》一针见血指出：“苦痛如今人，尽是鱼食鱼。族类恣饮啖，强力无亲戚”。这些六亲不认、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正是基于对虚伪人情世风的憎恶。卢仝还在《门箴》一诗中，劝诫人们不要交有“八杀四孽”之弊病的人，告诫自己：“贪残奸酗，狡佞讦愎，身之八杀。背惠，特己，狎不肖，妒贤能，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予敢辞，无是无此予之师，一日不见于心思。思其人，惧其人，其交其难，敢告于门。”故卢仝不愿多结交世人，囿于一种“物外无知己，人间一癖王”的安静生活。看破红尘、退避三舍、洁身自好。常此以往，形成了卢仝性情的古怪和诗风的奇异 。 卢仝的“不平之鸣”，源自对自己家境贫困的愤满。《唐才子传》载：卢仝“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卢仝好友韩愈对其贫困家境曾在《寄卢仝》一诗中描写的淋漓尽致：“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卢仝《苦雪寄退之》诗云：“冷絮刀生削峭骨，冷齑斧破慰老牙。病妻烟眼泪滴滴，饥婴哭乳声呶呶。市头博米不用物，酒店买酒不肯赊”；《自咏》诗中亦云：“蚊芒当家口，草石是亲情”；《客淮南病》一诗又云：“且喜闭门无俗物，四肢安稳一张床”。这些诗句更是把自己的生活窘境书写的穷形尽相。对于穷困潦倒的卢仝来说，与其呆在充满物欲横流的繁华都市洛阳，真不如回到山中隐居，虽然穷困，但好赖没有富人比着，眼不见心不恼，自得其乐，因而其《山中》诗云：“饥食松花渴饮泉，偶从山后到山前，阳坡软草厚如织，悃与鹿粗相伴眠。”卢仝在《夏夜闻蚯蚓吟》诗中言说自己的命运更为悲观：“汝无亲朋累，汝无名利侵。”甚至觉得自己连一条小小的蚯蚓都不如。卢仝后因“赊买”里仁坊，使其陷入“宅钱都未还，债利日日厚（《寄男抱孙》）”、“债家征利心，饿虎血染口”、“通运隔南溟，债利筑北斗”（《冬行三首》其二）的困境。无奈，卢仝在寒冬腊月，南下扬州卖宅，但又为“旧业苦不厚”、“扬州屋舍贱，还债堪了不”（《冬行三首》其二）而担忧发愁。韩愈看到卢仝生计艰难，便给他出主意“劝参留守谒大尹（《寄卢仝》）”，而卢仝的反映则是“言语才及辄掩耳”。卢仝如此高洁修身之举，并未受到社会的尊崇。相反他矢志坚持儒家信条，成为其谋生的最大障碍。“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韩愈《寄卢仝》）”的生活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于是，卢仝因贫困产生的内心不平“利命子罕言，我诚孔门丑”跃然《冬行三首》其二中。“读书书史未润身（《感古四首》其四）”便成为卢仝激愤的自嘲，也为“万卷堆胸朽”不能实现自我社会价值而大鸣不平。《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天相夺伦，神人以合。”和《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变衰的分水岭，即使唐代上继开天盛世之后出现的“宪宗中兴”，也只是大唐衰落的回光返照。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平叛，使唐帝国元气大伤。国家虽暂时取得了表面上的统一，唐王朝进入相对安定的元和时代。但与此同时衍生的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两大政治痼疾，致使皇权旁落，中央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唐王朝从盛世之巅骤跌谷底。如何挽救皇权的衰颓，抑制宦官、藩镇的专横跋扈，恢复国家元气，自然成为待解的时代难题。朝野有识之士对唐宪宗宠信宦官、主宰朝政、养虎为患的危害，多有微词，时有书谏。当时发生的以王叔文为领袖的政治改革——“永贞革新”，凸显的改革朝政积弊、打击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举措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爱国诗人卢仝虽为一介布衣草民，但谨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不敢忘国忧。他与朝中忠臣良相一样，对大唐历史及现实梳理反思。以“人养虎，被虎啮”，“恩非类，自作孽”警示皇上整纲肃纪，剔除阉党，重振国运。朝中大臣尽管有权上疏指陈时弊，但上疏将面临杀头、流放、灭族的极度风险，这就是“伴君如伴虎”，胆小者自然退避三舍。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便是一例。作为庶民百姓位卑言轻，上疏即为犯上，谁能为之？谁敢为之?能否用一篇檄文震动皇上？却又不能直言其事，必须托物言志。那么，“物”从何来？“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月蚀发生了！月蚀现象为卢仝抒发思想情怀提供了“天机”，为创作《月蚀诗》做了自然铺垫。卢仝首先看到的是皓月渐升，玉宇澄澈。突然发现有黑暗开始吞噬月亮，月全食发生，月暗星明。此情此景，联系是时大唐形势，确有惊人相似之处。卢仝浮想联翩，激情迸发，诗思涌动，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蕴藏和艺术手段，采取传统的比拟手法把天、地之事融会贯通，利用神话传说和星人对应、星地对应的宇宙星相知识来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借天象言政事，于是一首《月蚀诗》蒙上神秘的政治色彩，以独特的诗歌艺术方式横空出世，情志交融、弹压百怪，表达诉求，警示朝野，同时也把自己的情志展现的酣畅淋漓、一览无遗。正如综上所述，卢仝作为一个一无官守、二无言责的旧知识分子，在是时唐朝腐败统治的社会里生存，能够这样肝胆烈火、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以诗歌作为武器去抨击威焰灼人、操生杀夷族之权的统治集团，而且“近乎狂妄”地明确表示自己要“代天谋其长”的政治诉求，实属难能可贵。《月蚀诗》洋溢着卢仝积极用世的满腔热情、弥漫着耿忠报国的强烈愿望，以及夙愿难酬后极度的郁闷激愤和难以启齿的无奈失望，我们深刻理解卢仝自我价值落空后内心所受的重伤。《月蚀诗》作为卢仝绝无仅有的一首长诗，把自己的情志展现的酣畅淋漓、一览无遗，也为日后罹难“甘露之变”埋下祸根。
作者简介： 卢广韶，中学高级教师，河南济源思礼村人。济源市卢仝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济源市作协会员，河南省民协会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多家国内教育学术核心期刋发表论文20余篇，获省级以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15项。编著《卢仝文化研究》《文脉思礼》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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