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梁思成
我们依然时常想起梁思成。
梁思成，是一个如此熟悉的名字，又似乎是一个不那般清晰的人。时光在不断淘洗，历史在反复冲刷，可能模糊了一个人的面孔，却也可能让他身上的传奇色彩愈发斑斓。
人们会时时谈起梁思成。当我们夹在古与今之间、东与西之间、传统与未来之间，去做一场关于建筑、关于美学、关于设计的当代化论述，我们会频繁地想起梁思成，想起他在那个时代里的努力，想起他执着的苦心，想起他未完待续的事业，发现我们走在前人开拓的道路上，依旧面对着似曾相识的命题，却仍难以完成令人欣慰的解答。
关于梁思成的话题，无论专业人士，还是平民百姓，无论他的学术成就，还是风月浮沉，似乎总是讲不完。梁思成写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可能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一部。他昔日风尘仆仆，考察触摸过的那些古建筑，今天似乎仍留存着他的温度。当我们思考中国建筑的传承，困惑于新城与老城的难题，总会试图回到他那里去寻找答案。连在旅游景点，导览介绍某个建筑时，也总也不忘提一句：“当年，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岁月已经走出了很远，但从未有第二位建筑师，在中国建筑界有梁思成这样的影响。时光易老，世事无常，无论身边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梁思成对我们来说，总像是一个遥不可及、却言犹在耳的人。
梁思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历史，是现实，是浪漫，是理想，是彷徨，是担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梁思成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梁思成
来源 | 誰最中國
在梁思成之前，中国人没有写过建筑史。
写出第一本中国建筑史的，是一个日本人，名叫伊东忠太。在伊东忠太用日语完成这本书的那一年，24岁的梁思成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也是在那一年的冬天，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远隔重洋寄来的一本《营造法式》，他拿在手里，却如看天书般茫然。
《营造法式》，记录了北宋时期宫室、坛庙、府第的建筑设计和施工规范，由李诫奉敕修编于北宋崇宁年间，后来长期失传。直到1912年，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一版手抄本，令这部书重见天日。年轻的梁思成对它非常好奇，然而，尽管他有很深的古文功底，却还是发现，这部书中的每一个字句都令他费解。
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在建筑史领域一片空白，哪怕在已有材料的整理和认知上，似乎也力不从心。
《营造法式》朱启钤旧藏
那时候的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我们的文化传统又何尝不是？
越是特殊的时代，越是需要不凡的人物，能够凭一己之力，在文化的血脉中承担起一份使命：他要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既能存续传统，又能首开先河……
幸好，那时候我们有梁思成。
时至今日，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出现一个梁思成般的人物，是多么难得：他生长于一个家学深厚的名门望族、长期受到家国情怀的熏陶，从小积淀了深厚的古典文化根底，长大后又有留学美国、游历欧洲的经历，他可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有强大的信念和毅力，支撑他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矢志不渝地坚持理想……
当年的梁思成，看着欧洲各国对古建筑都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感于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充满了失落与不甘。从宾大硕士毕业之后，立志写出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却在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发现中国建筑结构造型和布局，在世界学术中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于是有了回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打算。
于是，一段永远无法再重现的故事，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中上演了。
1932年，梁思成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此后的十年，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十年，也是梁思成艰苦考察的十年。
在这十年间，梁思成的足迹踏遍了中国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唐、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古建筑遗存，包括蓟县独乐寺、宝坻广济寺、正定隆兴寺、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赵县安济桥等等。
在我们今天的想象里，梁思成的古建筑考察之路，是一段段浪漫的奇侠故事：梁思成与他的爱侣、同仁，翻越于山川田野之间，穿越着历史的迷雾烟尘，去寻找那些了无踪迹的古寺古塔，勘察它们的前生今世，与千千万万尘封的过往重新相遇……
然而，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却可能是另一番惊心动魄的场景：他们有时坐车在泥路上颠簸，有时要乘坐驴车找路，路再不好走一些，就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在山路上步行……他们常常找不到一家干净的旅店，时常与臭虫、跳蚤、蝙蝠为伴，甚至还要担心路上是否有土匪……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天坛
考察山西佛光寺时，梁思成记录道：“上千蝙蝠丛生于脊桁四周，如同厚敷其上的一层鱼子酱……蝙蝠身上寄生的臭虫数以百万计，于木料上大量孳生着……我们的口鼻上蒙着厚面罩，几乎透不过气来。在一片漆黑和恶臭之间，借手电光进行着测绘和拍摄。几个小时以后，当我们钻出檐下呼吸新鲜空气时，发现无数臭虫钻进了留置平暗上的睡袋及睡袋内的笔记本里。”
考察应县木塔时，据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回忆，人在上到木塔塔顶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身体要被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东西。梁思成的腿不好，但硬是握着冰冷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
900多年前的木塔，年久失修，谁也不知道哪根铁索已经锈蚀，哪块木板已经蛀空。一个晴朗的午后，专心工作的梁思成不曾注意到头顶的云层正在迅速合拢。突然间，身边炸起一声惊雷，他险些松开手中的铁链，而当时，他正距离地面60多米……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山西考察古建筑
梁思成的学生、建筑史学家杨鸿勋教授，很多年以后在讲述这些往事时，仍掩饰不住激动：“现在，有多少建筑师会去做乡野调查？很多人都坐在空调房里，埋头造'空中之城’……但是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
“今天，我们翻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的照片，大都是工作照，不是攀在房顶上，就是坐在牛车上赶路，花前月下的很少。”念及此，杨鸿勋唏嘘不已。
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在云冈石窟考察
十年的考察，让梁思成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42年他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然而，这样一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著作，却是梁思成在战乱时期的不断流亡、严重患病的状态下完成的。
因为时局极不安定，梁思成带领中国营造学社辗转各地，期间他也不幸罹患脊椎软骨硬化症，需要穿戴特别的钢背心，才能工作。这一阶段，林徽因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
战乱四起，行动不便，贫病交加……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与林徽因相互扶持，仍不顾一切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梁思成用两年时间努力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在此后几年时间里，又以惊人的毅力持续工作，撰写了英文版《图解中国建筑史》，书中附有210余帧图例和照片，以近代建筑的表现方式，科学分析了中国建筑结构的基本体系和时代演化，可谓是对中外建筑史学的一大贡献。
梁思成手绘图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自己也说：“研究中国建筑是逆时代的工作。”
除了抢救岌岌可危的国家遗产之外，研究中国古建筑，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梁思成说：“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在一个文明古国中，面对传统与现代不可避免的碰撞，那个时代的一批建筑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探索和实践。以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理想，即是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通过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思成在世界和现代建筑的语境里，寻找着中国建筑的“语法”。他后来参与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院，可以看作是在整理中国建筑之“故”的基础上，运用新学新知，“再造”出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这栋建筑，体现出一名民族主义知识精英对现代中国文化复兴所持的一种理想：它以中国辽宋豪劲时代的文化为再生的起点，又经过了西方建筑美学标准的提炼和修正，它是中国的，同时又是世界的、现代的。
梁思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时，与世界各国建筑师讨论设计方案
我们今天为何如此看重建筑？建筑意味着什么？
梁思成说，“建筑是一切人类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最耐久的一类，而且也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的，有传统、有活力，最珍贵、最特殊的艺术。”
这些“最”，就是建筑在梁思成心中的分量。而回顾梁思成一生的研究，我们发现，建筑不只是建筑而已。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沈阳北陵测绘石兽
梁思成不仅考察古建筑遗存、整理古建筑典籍，还树立了一种“视建筑为文化”建筑史学观。
梁思成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将建筑称为“石头写成的史书”，而是用英文表述为“历史的界标”（Historical Landmark）。他将建筑置于文化的视野中，认为建筑是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历史的表征。
梁思成不仅将这种文化观，应用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而且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也同样如此。他从社会的问题中，选择了自己关注的焦点，注重对“建筑与社会文化”的关心。
建国后，对于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梁思成认为必须在全盘城市的处理上，才能表现出我们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都市规划的智慧与气魄，不应为了现代化的建设，而损害旧城的价值。时至今日，梁思成当年许多痛心疾首的话，也分明像是在说我们的当下。
梁思成与周总理讨论科学规划
梁思成构想的北京立体环城公园
我们今天看梁思成，永远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气息的人，放在如今的社会，似乎更加弥足珍贵。
梁思成的个性，的确是充满艺术气质的。从某种意义上，他不只是一个建筑学家。早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就显现出了在音乐、美术、文史等方面的才华，而在中国人并不把建筑当成主流课题的时代，在梁思成的学术观念当中，建筑已经是一种体现民族性格的特殊艺术。
甚至，梁思成的建筑学著作本身，都成为艺术化的文本。今年秋天，梁思成文献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我们看他当年留下的手稿，或是翻看一下《图解中国建筑史》，我们都不难发现，除了富有美感的文字叙述以外，一张一张建筑制图和摄制作品也分明就是艺术品，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
在梁思成的建筑学专业课程中，艺术所占的比重很大。他也曾经呼吁，中国建筑教育要注重“理工与人文的结合”，以免使建筑人才成为“半个人”的世界。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交叉学科之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就能以身作则，在多维的文化视野中对中国古代建筑予以观照，实在是有先见之明。在他们的身心里，既灌注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激扬文字的人文气息，又洋溢着浓郁的现代科学精神——这对我们今天诸多偏科偏食的后学来说，其精神也是值得景仰的。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历史创见的价值，就在于开拓了前所未有的业绩。然而受于时代的局限，哪怕是梁思成的研究，也有可商榷和补足之处。
对于学术思想何以传承的问题，冯友兰曾有一个很有意思提法：是“照着讲” ，还是“接着讲”？冯友兰的意思是说，哲学史家是“照着讲”，例如康德是怎样讲的，朱熹是怎样讲的，你就照着讲，把康德、朱熹介绍给大家；但是哲学家不同，哲学家不能限于“照着讲”，他要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要有所发展，所以要“接着讲”，例如康德讲到哪里，后面的人就要接下去讲，朱熹讲到哪里，后面的人也要接着下去讲……
或许，我们之所以对梁思成念念不忘，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懂得了珍视，当年梁思成费劲心力才做成的事情，一定好好地“照着讲”；另一方面，我们也深知推陈出新的必要，在继承优良遗产的同时，也希望找出我们自己的道路，把梁思成没有讲完的东西“接着讲”下去……
“一切文化历史都是当代史。”一种文化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能事，惟有本着追求科学的精神、历劫磨难的意志，以及众心所向，方可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