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一个很酷的人，难呀

上周写了一篇文章《李银河大概是中国最酷的人了吧》，一位刚从德国打工旅行回来的朋友，看完之后跟我说，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很酷的人，真难呀。

今天分享一下她的感受。

梁代任昉《述异记》中记载了一个观棋童子，回到原处，发现斧头枯烂，形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

在德国生活一年，回国后，我就像那个持着烂斧子的童子。

看了欧洲人下了一盘棋，回来对原本熟悉的一切，又有了如隔了一层磨砂纸般的陌生，人们觉得习以为常的日常小事，在我这里，都是值得思考讨论的辩题。

最新的感触是，在国内，做一个“酷”的人，真的很难。

舆论压力，让“做自己”成了一种空想

李银河很多的观点被国内人视为异类，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丁克家族，性自由，然而这些话题，归根其实是“做自己”。这类话题，已不再德国人饭桌认为是值得讨论的事。

他们普遍持一种态度：这些是别人的私事，别人选择的自由，我无权干涉。

在国内，先不说做自己，做一个性自由的人，就从着装打扮自由，做一个“酷”的人，都不易啊。

我回国一周后，去朋友家聚餐。高中同学聚会，表示礼貌，秉着“输人不输阵”的原则，我画了一个妆，戴了一对耳环，一件皮夹克，穿着一身黑，最后出门前又抹了一道口红。

快下车时，我走到公交车后门，坐在右手边有一对母女。女孩非常生气的在嘀咕：自然美是最美的。

我好奇的扭过头，眼前一个约莫一年级的女孩，正在瞪着我，一旁短发的妈妈赶紧拉了拉孩子的衣服。

女孩依旧倔强，加重语气，怒视我：“我不管，自然就是最！美！的！”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差评我的妆容，我可以恶狠狠的瞪回去，但是一个面对一个孩子，我只能忍气的把愤怒咽回去。

下车后，我开始回忆起大学的礼仪课，工作面试时要求化妆的那行字。

脑海中闪过巴黎街头抹着红唇，抽着烟的70多岁的白发的精致老太太，以及在维也纳看剧院，因为衣着随意，在一帮打扮精致的观众里，显得局促不安的自己。

德国破旧的地铁车里，奇装异服的戴着假头套的男子，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女人、不省人事的酒鬼，相安无事的坐在一排。

有人打扮得千奇百怪，也有人不施粉黛，不管是哪一种，都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我曾带着一个三岁的德国小孩坐地铁，她看着周围奇怪的一切，盯着一个鼻子和嘴上，耳朵上挂满了耳钉的女人，我拉着她说：直视别人是不礼貌的。

她笑容灿烂，对那女人直说：你的耳钉好漂亮，我长大也想要。

半个车厢的人，都用笑容夸这孩子可爱。

回忆戛然而止，耳边响起，父母常说的一句话：你小心，街坊领居的唾沫星子淹死你。

当然，一个酷的人，自然是会自动忽略这些反对的声音，但是这个反对的声音，那么稚嫩，让人不得不心生疑惑。

孩子否是受了一旁的母亲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我常看到家长在孩子耳边有窃窃私语，对他人评头论足的小动作。

公交车上的孩子是无心的，她才大约一年级的年纪，提倡自然美，无可厚非。

但是孩子极端地认为，人如果“不自然美”就是丑的，这种逻辑是可怕的。

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个孩子看到一对同性恋手拉手，甚至更亲密的场景，她是否又会说出什么 “极端正确”的话。

我们对多元化的接受程度，始终偏低。从小受应试教育的我们，似乎把考试那套东西也搬到了生活中。

但是，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显然，国内无形的舆论压力，让“做自己”成了一个空想。

做自己，已不易，如果在一个舆论还不够包容的大环境下，只会更加艰难。

大家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听我的故事

回国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所有人，都很忙。

北京的高中同学，铁蛋，他比高中胖了40斤。当年的背影杀手，已经成了摔跤手。

我们在火车站里，靠着玻璃，看着北京火车站里穿梭的人群，吃了90块的油腻早饭。

当我兴冲冲的讲述，我的欧洲穷游，他却一直忧心忡忡的担心下午的工作面试。

中间几度冷场，我们显然已经不再一个频道。

多年好友，无论身在何处，都一直保持手机联系的好友，真正面对面时，却用了一个早饭的时间，就把寒暄用完，剩下的就只剩下沉默。

他冷漠的听完我兴奋的讲述，沉默了许久，说：“你再不工作，我们就脱节了，我们可能就会越来越没话题聊。”

柏林到北京14个小时的飞机，才刚落地2个小时，我挚友，已经在早饭的时间里，催我赶紧工作了。

我像是那个看欧洲人下了一盘棋的童子，回到原地，发现当初的斧子已经枯烂了。

没人在乎我经历了什么，他们更关注：

接下来，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你的工资，是否会比你出国之前一样？

是否，你照样拿着不如我的工资？

我对他的催促，表示不满，但是我放眼望去，这可是北京，所有人的步伐，都是加了特效的如有轻功般。

他很忙，跟我吃完早饭，他要赶去面试。面试完，就豪气地叫了一辆车，接我到北京的一家吃串串的地方，吃了顿晚饭。

他说，今晚又要赶去天津参加好朋友的婚礼，那朋友，其实我也认识。我问了一下多少份子钱。

他拿着10个串串一口吞下，吐出一个数字：2000。

于是，我只好摊开双手说：算了，祝你们玩的开心。

在国内，你如果没钱，连去婚礼这种社交都没资格去。

我想起德国的婚礼，30欧的份子钱，240块人民币，回礼是一小袋子糖果或者一包卫生纸加牙膏等小日用品。

有人说，中国是人情社会。现在，我才深有体会。

在异国，怀念国内浓浓的人情味时，我还忘了这礼尚往来的份子钱。

铁蛋在饭桌上一直急急忙忙，我问他，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急什么？你爸妈都帮你把房子和车子买好了，你工资也两三万，你到底有什么压力？

他给我举一个例子，说：“我女朋友前一阵说我们同事买了一个名牌包，女友说，她不要这些的。但是，我作为男友，你觉得我不应该给她买吗？”

我总结一下：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周围的攀比吗？

话语间，朋友反复说了一件事，想送她女友出国留学，他也想出国，但是要再待一段时间，自己的英语又不给力。

我很纳闷，这还只是女友阶段，还没有结婚，人难道不应该先为自己而活吗？

铁蛋做律师，这一年的工资，是我在欧洲打工旅行挣得10倍。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他和女友工资很高，又不用交房租，没有车贷房贷，但是两个人现在还欠信用卡3万块。

我问他钱都花哪里去了，他说：每天下班都10点多了，每天都下馆子。

一个人挣了一年钱，下了一年的馆子，一个人穷了一年，把欧洲游遍。

一个人挣着一个月三四万，没有坐过一次飞机，却一心想着送女友名牌包。

一个人兜里就三四千，还打算用这最后的钱，去申请留学。

一个人被五家律所争着要，手下的徒弟是英国伯明翰毕业的硕士。

我不敢评论哪一种人生是更牛的，我只想说，没有高低，不同选择的我们，才让生活更有趣啊。

吃完饭，下午6点，朋友说打的肯定要堵车的。

一进地铁站，我瞬间明白了这一天，从早餐到晚餐，为什么我和朋友会有如此不同的观点。

下班时间段的北京地铁里，一圈一圈又一圈面无表情的人，如一场盛大的游行，向一个方向涌去。

我们被人群带到了地铁出发层，眼睁睁看着三班车驶过，才坐进了一趟略微不是那么拥挤的地铁。

车厢里，90%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气氛压抑到，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想呐喊。

我环顾四周，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铁蛋，他耸了耸肩，狡黠一笑：欢迎来到我忙碌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