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6篇 石器时代考古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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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台湾在内陆展出的红山文化玉器。
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中只有中国文明传承至今，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赋予了她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以长盛不衰的中华古文明而骄傲，但中华文明的起源到底是怎样的呢？
过去习惯于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文化的摇篮。此说固然不错，但中华文化的渊源地又决不限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不止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
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间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 中华文明的诞生，未免叫人难以置信。于是，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的文明是西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可是考古学的证据与这一论点大相径庭：以青铜器制作方法为例，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大都是用复合范，与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采用的失蜡法完全是不同的传统。而且商周文明还有个独有特点，即殷代玉石雕刻，是别处所没有的。可见，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和能支持的更早的考古证据。
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沿袭已久，即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这种观点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墨迹发散式”的一元的文化发生学模式：中华文化首先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萌生，然后向四方扩散，在它的影响带动之下，其他地区的文化才得以生长起来。在田野考古发掘集中于中原地区的20世纪上半叶，这种模式似乎是有根据的。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模式的立论基础。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山东吕县陵阳河出土的带刻文陶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辽宁朝阳噶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等等。这些遗址遗物的时代不限于夏商，分布地域不限于中原，而是北至长城地带，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其中不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带的原始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在同时期黄河流域文化发展水平之下。于是有学者又提出“长江流域——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又一摇篮”的论断。这些文化遗址遗物的发现，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华文化仅仅起源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一元论模式。
特别是在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的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并且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小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含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提前了一千年。
基于新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