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玉芝【感情真挚】
作者简介：
马荣光：陕西银行学校原监审室主任、高级经济师
父亲去世二十二年了，也许是自己马上要步入花甲之年的原因，静下来的时候，与父亲共同生活过的那些往事，会不由自主的呈现在我脑海中。父亲一生耿直，勤俭，从不给组织添麻烦，从不要子女回报什么，总是用那军人特有的品质和一个父亲宽大的胸怀默默地悄然无声奉献着深深的父爱。
从一九八四年部队转业到学校已有四年了，迄今已有四年没回老家探望老父亲了，学校虽有寒暑假，但后勤工作往往是学生放假了才集中维修，加之车队一年365天均得有人值班，一直拖到今天。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我把假期值班工作安排好后，向学校请了几天假。并和爱人商量准备给老父亲买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的工资都比较低，买个黑白电视机就算奢侈品了，爱人很同情达理，说这事你就别管了我来办。那时候虽然西安本地就有生产电视机的厂家，但真正要买的时候还是很费周折，有时候要预约一个多月，在临走前我终于把电视机拿到了手，在电讯器材商店配齐了电视移动天线，又专门到回民街买了父亲已有三十七年再未吃过的腊羊肉。整理完毕搭车去了西安火车站。爱人一九八八年那段时间正忙于与化工部临潼化肥研究所商谈两家产科研项目联合生产的事走不开，于是我一个人启程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南来北往的火车一年四季给人的感觉都是人多，车厢内弥漫着各种气味，走道内都站满了短途人群，待我举着行李找到座位后已是满头大汗，行李放好后我脱去了外套及毛背心，征求对面的乘客后打开了列车的窗户，此时感觉到了一点爽意。
一九八八年的初冬虽已进入冬天的季节，但关中平原还感觉不到冬的寒意，列车鸣着汽笛吐着雾气缓缓地离开了西安车站，车轮压过铁轨的节奏越来越快，窗外的楼宇一闪而过，远处田野里的麦苗依然一片碧绿，灞河里那清澈的流水依然在静静的流淌着见不到一块浮冰。夜幕慢慢降临了，车窗外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一闪而过，车厢内熙熙攘攘嘈杂声音渐渐地静了下来，此时感觉有点倦意靠在了窗旁闭上了眼睛。父亲的影子不时地出现我的脑海中。四年没见父亲了，也不知父亲身体状况如何，前两年父亲因心绞痛住了一次院，事后听姐姐说当时疼得脸上绿豆大的汗珠直流，就是不让继母和姐姐给我发电报，幸好在医生的及时治疗下度过了危险。
父亲兄弟姊妹八个，父亲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四个弟弟，两个姐姐在父亲十四岁那年出嫁当地两户不错的人家，在父亲十六岁那年爷爷把父亲送到了在张家口做药材生意的小爷爷那里学徒，爷爷带着三伯在包头与山西做小生意，有一年闹瘟疫在家乡的五叔、六叔、七叔都死了，只有八叔活下来，爷爷回来后难受了好长时间，从此后爷爷和三伯再没跑外。
我的父亲是一个表情不善外露的而又严肃的人，小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父亲，但心中最敬重的也是父亲。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当年9月，父亲回山西老家拜见过爷爷奶奶返回张家口的途中，遇到了宣传抗日的队伍，随着一批青年参加了晋察冀抗日部队。1939年12月至1940年12月期间在河北灵寿县一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第三期步兵指挥科第二团第二队学习并考试毕业。在日本鬼子的铁壁合围中（他当时是河北十分区27团的排长）受伤。他的排死的没剩几个人，他受重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老乡家地窖疗养了一段时间才被送到部队。在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部队的厮杀中腿部、肩部、眼睛多处受伤，伤残证属二等甲级。在医院治愈后身体不适宜继续在作战部队便被留在了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做管理工作。
1949年西北野战军南下，父亲带着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的家属及物资在西安东郊八仙庵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就在那个时间父亲品尝过西安回民街的腊羊肉。1949年12月父亲与母亲在老家结婚，同年把母亲一块带到了部队，母亲当时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所以一到部队便被医院经过考察后安排到药品管理部门，协助做一些药品分类工作。
1950年全国解放后，父亲不想再过到处流动的生活，向医院领导提出了退伍的申请（那时候部队干部还未实行转业）。当时第二野战医院院长对父亲所负责的后勤工作比较满意（因父亲在入伍前就在小爷爷的药铺管过“账”打理过各种业务），骂父亲说，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时候都过来了，现全国解放了不在部队好好做你的管理，你退伍回家干什么呀？再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挺不错，学东西挺快的我们已研究准备正式纳入医院编制，你现在可要退伍，叫我怎么说你好呢，真是鼠目寸光。父亲去意已决，没有接纳院长的好意于一九五零年退伍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后，1951年3月6日孝义县人民政府县长和副县长签字（文委字第壹贰柒号）委任父亲为西关街村人民政府村长。后历任村支书、公社武装部部长、供销社主任、厂（场）长、公司经理等。先后参加了土改工作，肃反运动，县里企业的公私合营改造工作。1960年全国实行机构精简，山西在大部地区实行了三县合一，当年父亲被派往距孝义25公里的介休县远郊的一个农场，当场长。母亲也与当年从孝义县委机要室调到介休县正在建设的大型发电厂工作，把姐姐留在了外婆家。当年6岁的我开始随母亲在发电厂生活，后来母亲因机关、工地经常两头跑，忙不过来，把我送到了距县城二十华里外父亲所在的农场。
所谓的农场没种一粒粮食，实际上就是一个畜牧业养殖基地，硕大的农场院里养着上万头猪和几千只鸡鸭，农场门外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农场后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和漂浮着水草的湖水。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放鸭子的工人划着船在湖水中追赶鸭子，在湖岸边捡鸭蛋。父亲虽然是场长但一日三餐全部与工人吃在一起，虽然养着上万头猪，几千只鸡鸭我没尝过一块鸡鸭肉，一月偶尔能吃上一次肉也是在菜里找肉。
那一段时间记忆最深的是每天父亲总会把食堂丢掉的茄子把，收拾起来把茄子把上的一层茄皮剥下来晒干，回家乡的时候给外婆和姐姐带回去当粮食吃。长大后才知道六十年代初期，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期间，那个时候粮食、副食是定量的，我当时等于是两个人吃一个人的主副食指标，父亲每天要把自己的饭菜省一些出来给我吃。
当时农场有很多空地，但任何个人都不准私自种植，所有集体收获的果实都必须统一上交，统一分配。农场虽养着那么多的猪、鸭鸡，但吃的猪肉还是从国营供应点按指标购买，与普通居民家里一样，没有沾半点农场的优势，农场里那么多的空闲地从干部到职工没有一个人因为日子紧张私自种植点蔬菜、瓜果什么的。
农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偏僻，有一天晚上父亲组织职工开会，我睡到快十点了父亲也没回来，窗外的夜晚一片漆黑，突然有个黑影在窗户往里看了一眼，一闪就不见了，当时房子里没开灯，我能看到外面，窗外看不到里面，我心里特别紧张不由自主的把父亲床边褥子下的步枪紧紧的拿在手里没敢再睡觉，一直等到父亲回来我把情况给父亲一说，父亲带着枪出去查了好长时间未见异常情况也就罢了。
这件事后没几天，记得应该是一个周一的上午，父亲接到通知，要去县城开紧急会议，父亲把我一个人放在农场里不放心，就用自行车把我带上让我先到母亲那里。父亲会议开完后已到下午3点接上我就往农场赶，一路上父亲心情特别的好，我问父亲是不是县里表扬你了？父亲说是，是一个情况通报会，会上公安局长通报了一个案情，原来在两天前一个漆黑的深夜有一股土匪秘密策划准备抢劫父亲所管的农场，恰巧土匪队伍里有一个家在农场附近的当地人给土匪透露情况说，这厂里的工人都配着枪，经常见他们练打枪，场长是一个老八路，打枪百发百中，在部队上死在他手下的鬼子不下几十个，在这地方弄事恐怕要吃亏。最后这股土匪在距农场七八华里的一个小镇上抢劫了一个国营商店，当时商店值班的人负了重伤，装死才幸免遇难，但认出了土匪中有当地人，案子才很快破了。
我问父亲当地老百姓怎么能知道你打鬼子的事，父亲笑着说这都是多年部队养成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附近与老百姓走动走动，熟悉熟悉周边情况，久而久之经过聊天双方都熟悉了，所以他们对我也有点了解。父亲房子的里屋确实有不少步枪，而且在父亲的床铺褥子下就有一支被擦得很亮的步枪，那时我6岁，父亲见我感兴趣也常给我讲怎样瞄准，怎样拆卸安装等等。枪里没有子弹所以父亲不在的时候，我自己也常拿起来摆弄摆弄。这与我后来回到老家后自己拿木板做假枪，用卖废品的钱买钢管做火枪，没有火药自己刮尿碱、配木炭屑做火药等等儿时喜欢玩的东西有些渊源，直到后来当兵，均离不开父亲对我的影响。
在我记忆中父亲与枪老是离不开。记得1962年父亲从介休农场调回了孝义县副食品加工厂当厂长，厂里有三处加工点，一处主要加工糕点，一处加工酱、醋，一处加工粉条，特别是加工酱、醋的车间原是一个大地主的作坊，解放后被政府收了，车间南侧外边是一片长满野草的乱坟滩，有一次该车间夜晚值班的老师傅家里有急事，请了三天假，车间主任给父亲报告说晚上值班的事安排不下去，给加班费也没人值这个班，据传说是晚上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到处都闹饥荒，偷盗抢劫时有发生。父亲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信那个邪，从总厂回家吃过晚饭后便背着一支步枪准备查看个究竟，这时还不到6点半，天就黑沉沉的，我一看父亲带着枪去巡夜，也可能是有一种神秘感吧，不由得也想跟父亲去，父亲对我说去可以但玩一会要自己回来，没人送你，我答应父亲我自己能行。我随着父亲出了门，狭窄的街道西北风呼啸着穿街而过，空中的高压线被吹的发出哨子般的声音，虽然穿着棉衣但寒夜的西北风吹到身上还是感到冷飕飕凉冰冰的，街道两边的住户、商店早已关门，电线杆上的路灯发出微弱的灯光，街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我与父亲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酱醋加工点，此处车间主任见父亲到了急忙给父亲做了简单汇报就匆匆回家了，我与父亲从车间外到车间里、仓库转了半天，边走父亲边给我讲酱醋如何经过浸泡、发酵制作等等。转了半天父亲掏出怀表一看说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我要在这儿值夜。我老大不情愿地告别了父亲走出了加工点的院门。从酱醋加工点到主街道有近二百米是一条没有路灯周边漆黑的小路，刚才与父亲一块走时觉得很快就走完了，现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心里特别紧张，一想起这地方有什么奇怪的声音越觉得这段路是那样的漫长，不知不觉的一路小跑起来，一口气跑到了有路灯的街道才松了口气。后来父亲连着在那个地方值了三个晚上的班，一直到原值班老人销假回来。
一九六五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正与父亲吵架，见我放学回来了两人都停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舅舅的秘书在我们县当县委领导，当时父亲是糖业烟酒公司经理，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碰到父亲与父亲开玩笑地说，老马，你这个当经理的真官僚，我抽的烟是月月接不上茬，你也不关心一下，（当时的烟、酒、糖都是计划定量凭票供应）父亲回答说，那量都是按计划做的，我给你特殊了别人不就没有了“这份指标”，县委领导忙说我给你开玩笑呢，你别当真。父亲回家给母亲讲起此事，被母亲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说，那原是舅舅的秘书，这层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连这点事你都办不了，这些年你那个经理真不知是怎么当得，真是“六亲不认”。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办一件违反原则的事，从不沾公家的一点便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从农场场长又到副食品加工厂厂长，按理说应该有一定的权力，但家里日子仍然过的很清贫，豆渣、谷糠、野菜、都吃过。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人给家里送过礼。但职工家里要有什么大事父亲总是跑的很快，在单位干部、职工们对父亲暨畏惧又尊敬。
父亲是一个从不求人的人，一九六五年姐姐初中毕业，想参加工作，母亲的意见也想让姐姐先找个工作能给家里多少增加点收入。父亲拗不过说，那就我退休让孩子接我的班（那时候国家有这个政策），母亲及亲戚都劝你现在又不到退休年龄，你着什么急，你手下有那么多企业，许多人又是你的老部下，而且又是在你手上提起来的，给那些负责人打个招呼不就把孩子的事解决了么，父亲说让我这么做不是找着让别人犯错误吗？最终父亲还是写了申请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姐姐十六岁那年按政策接了父亲的班。事后局里不想让父亲走，又把父亲返聘了回去。为此母亲经常说父亲，办事死板一根筋。并埋怨父亲如果在部队不回来多好，日子也不会过的像现在这样等等．．．．．．
也可能是从艰苦年代和岁月走过来的，父亲一生都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在父亲去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父亲买一斤盐、二斤醋及所有的花销账本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在部队给寄的绒衣、绒裤军装，依然还是那么的新整整齐齐的放在箱子里。日子过的很清贫，但从不让儿女找组织提困难。
一九八二年我在部队做财务工作期间，办理军队干部转业时涉及到一些伤残等级抚恤金业务，凡国家伤残军人持伤残等级证书的，每月都享有固定标准的抚恤金，这时我想起了小时候帮父亲整理东西时，父亲也有作战伤残等级证书压在箱底，一直未见父亲用过，而且小时候父亲带我洗澡时就他身上的那些疤痕我问他时，给我讲是在部队作战时留下的。于是我给我姐写了封伤残等级证书可以享受每月领取抚恤金一事的信，姐姐在县文联工作，接到信后便去找父亲问伤残等级证用过没有，领取过国家给的抚恤金否？父亲说伤残证给钱的事早就他知道，他回到地方后就有工作，单位给的工资够生活了，离休后组织也很关心的，住院看病实报实销，比起那些作战中牺牲的战友和他身边一个个倒下的战士他能活到现在，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很知足了，没有必要给组织再添麻烦。继母在旁边直嘟囔，“过的什么日子还知足了．．．．．．”
列车不时的鸣着汽笛行进在空旷而漆黑的夜幕中，几声汽笛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窗外的远处此时不断地出现了一个个冒着青烟、蹿着火苗，闪烁着红光的圆形状物体，这时车厢内醒着的人们和第一次路过此地的旅客都挤在窗口看着这奇特的景光，猜测着议论着。凡是从山西走出去的人都知道这是当地人在用土法炼制焦炭，山西人习惯于利用“自身的优势”抓住挣钱机会，土洋结合土法上马，实力雄厚的购设备建厂房，实力一般但有优势的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凡是能挣到钱的就是真英雄，真有点像“狼烟四起”，又仿佛像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确发了财的人不少，但空气却很恶劣。那几年的山西特别是有煤资源的区域整个天空是灰蒙蒙的，空气中到处散发着焦煤刺鼻的气味。好在国家及时发现治理了“乱采、乱炼、乱洗”焦煤的现象，还了山西人民一个洁净的蓝天。
列车越往北走车厢内的温度越低，我不得不从行李包中加了件厚衣服。列车终于在第二天的凌晨到达了距我的县城还有五十华里的介休县火车站，一下火车黑沉沉灰蒙蒙的天，刺骨的寒风夹杂的细小的雪粒吹得眼睛无法睁开，这条北往太原、呼和浩特、北京铁路线上的介休站依然是那么老旧而朴实无华，不知疲倦，不分白天黑夜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过客。夜幕下出站口几盏暗淡的灯光照在带着倦意的检票员身上，下车的人群迈着匆匆步伐挤向出站口。我一看时间还不到六点，出站后直接进了候车厅，我得等到七点半才有发往孝义县的第一趟班车。天渐渐地亮了起来，车站外抢国营运输公司生意的个体客车开始拿着便携式喇叭不停地操着不同的腔调卖劲的喊着。我背着行李到了火车站对面的客车运输公司赶上了第一趟班车，二十五公里的路程走了近一小时，八点半终于到了老县城西关汽车站。
家就在汽车站的后边。父亲老军人出身一年四季从不睡懒觉，当我背着行李走进院子时，父亲正在清扫院子里积雪，四年没见父亲一米七八的个头原本硬朗的身板现已有点微微的驼背，眼睛左上边被日本鬼子炸弹碎片拉伤的疤痕越发明显，虽已满头花白但修剪的整整齐齐。父亲一见我有点诧异，紧接着眼神马上兴奋起来，朝着屋里喊，孩他妈，孩子回来啦。继母身材不高一米五六，比父亲小七岁身体比父亲看着结实硬板，头上罩着灰色毛巾，腰上系着围巾从客厅走了出来，边走边说着回家也不事先发个电报什么的好让我们去接一下。父亲在旁边讲，别叨叨啦，赶快给孩子做点热乎的饭菜暖暖身子，父亲忙着把我背着的行李与纸箱卸到了客厅。室外温度零下20度，是滴水成冰，如果你手上有水在室外接触铁的东西马上就会把你的手粘在铁件上，搞不好就会脱层皮。进入房内耳朵、鼻子马上热乎乎的身上的寒意顿时消失。
我给父亲、继母说，咱早饭随便吃点，媳妇和我给你们买了台电视机，让你们每天不忙时看看电视,。父亲说，花那么多钱干嘛，家里有收音机什么都能收到，继母在旁边插话说，人家那×××家就有一台，我都经常去看，这下可好了再也不用到别人家凑热闹了。吃完饭我把衣服一脱，把电视机定位后，便走电线、接电源、安插座，电源全部走好后已是中午，午饭后父亲讲，今天就这样了，别再干了下午好好睡一觉休息一下，叫你母亲上街买点你爱吃的东西，咱明天再干。我给父亲讲，下午事不多了把天线拉出去固定好就剩调试了。
这时天又阴了起来，西北风夹着雪花不停的呼啸着，我把天线走好后对父亲讲，你就在电视机前看着如果信号清晰后就让继母喊一声，就这样我一会上到房顶调天线，一会又下来房内调电视，外面虽然下着雪刮着西北风，我这么一上一下几趟身上出汗了，也不觉得冷了，下午三点终于把所有的频道调好了，看着父亲和继母看电视节目那高兴劲，我长长的松了口气，总算按计划把今天的事做完了。
这时感觉身上有点凉，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父亲在旁边给继母讲，给孩子做点姜汤面暖暖一定是着凉了。这时我想躺在火炕上能暖和点，于是上了火炕盖着被子躺了下来，谁知感觉到还是冷，我让父亲给加床被子，父亲用手一摸我的额头滚烫滚烫的，给继母讲，快去诊所把张大夫叫一下，孩子烧的厉害。不一会张大夫来了，一测体温39.8度，把了一下脉说道，身体有点虚加之又着了寒气，不要紧打一针退烧的，再按时吃些药好好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来。打过针吃过药后我就晕晕乎乎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一觉醒来只觉得全身大汗淋淋的，睁眼一看墙面的表已是凌晨三点多，家里灯也没关，往左侧一看只见父亲披着大衣盘腿坐在我身边，见我醒了，一直盯着我那疲倦的眼神立马没有了倦意，忙问好点了吗？喝点水吧，下炕倒了一杯开水端了过来，我一口气把一杯开水喝了下去，顿时身上暖和了起来，看着父亲一脸疲惫的样子我生气地说，我就是发点烧你怎么连觉也不睡了，这么大岁数了身体怎么受得了。父亲讲不要紧，你烧成这个样子我睡不着啊。我看着父亲那历经沧桑而又不失刚毅的面孔和满头已稀疏花白的头发，那苍老的身影，这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从小到大都是父亲在为儿女付出，到了需要儿女为他们付出的时候，给老人温暖的时候，我却常年在外远隔千里敬不上孝心，父亲没有一点埋怨，也从没想从儿女这里索取什么得到什么，总在避免唯恐给儿女们增添累赘，无私无怨的为儿女默默地奉献着。就那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和眼中一闪而过的那种深深的父爱的眼神．．．．．．此种凝聚着世间无私的、悄然无声的、发自心灵深处的父爱，他是无声的语言，只有心有灵犀的骨肉血脉之情才能读懂的宇宙间的信息。尽管时光斗转星移，但父亲那刚强无畏磊落无私的一生，永远的留在了儿女们的精神世界里，融入了流动的血脉之中，沉淀下了无声的真情…….这种爱只能用心灵去感受，用生命去解读，让时空把他永远留住，这就是我记忆中父亲的一生。
父亲是一本书今天我才真正读懂他，父亲是一盏灯，在我生命的长河中始终能看到光明，父亲是一座山高大而威严厚重而刚强，父亲是一条河默默的流淌着，细长而源源……
2013年10月22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