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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你不是一张乐透彩票
在商业上最具争论的一个话题是成功到底因为运气还是技术。
那些最成功的人是怎么说的呢?马尔科姆格兰德威尔,专门写成功人士的成功作家,在局外人中提到,成功来源于“一种运气和随机优势的混合物”。沃伦巴菲特最著名的就是将自己说成“幸运精子俱乐部的成员”以及“卵巢彩票”的获奖者。杰夫贝佐斯将亚马逊的成功归结于“不可思议的行星连成一线”并戏称那是“一半幸运,一半时机,剩下的是大脑”。比尔盖茨甚至更夸张了,说他“非常幸运,天生带有某种天赋”,不过无法确定这是否真的可能。
也许这些人是策略性的谦虚。然而,连续企业家的现象似乎对我们倾向于解释成功是机遇产物这一论断产生了质疑。成百上千的人创建了几个价值百万美元的企业。像乔布斯、杰克多西和伊隆马斯克已经创建了几个上亿美元的公司。如果成功大多依赖于运气,那么这些连续企业家的现象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2013年1月,杰克多西,Twitter和Square的创始人,向他200万粉丝推文说:“成功并非偶然。”
大部分人的回复是很消极。引用一条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推文,记者阿莱克西斯马德里葛写到,他本能回复:“'成功并非偶然,’所有百万富翁白人都这么说。”那是肯定的,已经成功的人有更好的机会来创造新的东西,不管是由于他们的人脉、财富、或者他们的经验。但是可能我们太草率的将那些根据计划而成功的人排除在外。
有没有一种方式来使这个辩论更客观呢?不幸的是恐怕没有,因为公司不是一个实验。举例来说,为了得到一个关于Facebook的科学回答,我们必须倒回2004年,在全世界创造1000个样本,然后在每个样本里建立Face book,看到最后它能成功多少次。但是这种实验是不可能的。每个公司开始于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并且每个公司只能开始一次。在样本量只有一个的时候,统计知识是没有用的。
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再到20世纪中叶,运气是可以被掌握、主宰和控制的;每个人都同意你应该做你该做的,而不是聚焦在你不能做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抓住了这个社会思潮,写道:“肤浅的人们相信命运,相信环境……强大的人们相信因果。”1912年,在罗尔德阿蒙森成为第一个抵达南极的探险家之后,写道:“当他一切就绪之后,胜利就在那儿等他——运气,人们都这么叫它。”没人否认不幸是不存在的,但是之前那代人相信努力工作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幸运。
如果你相信你的生活只是机遇的产物,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如果你读那些成功赢得彩票人的故事,学习创业是没有价值的。给傻瓜做的老虎机能告诉你哪一种兔子的腿能选或者怎样分辨那个机器是“热”的,但是它不会告诉你怎么赢。
比尔盖茨轻易赢得了智力乐透竞赛吗?雪莉桑德伯格是含着银钥匙出生的,或者她“挺身而出”了吗?当我们在辩论类似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运气都是过去式了。更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未来的:这是一个机遇还是设计的问题?
你能控制未来吗?
你可以认为未来是确定的或是模糊不清的。如果你认为未来是确定的,那么提前理解它并且塑造它就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如果你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是随机的,那么你将会放弃尝试来掌控它。
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态度解释了为什么当今世界是如此混乱的。过程胜过实质:当人们缺乏实质性的计划来实行的时候,他们用公式化的规律来收集各种选择。这就是美国今天的样子。中学里,我们鼓励校内的“课外活动”。高中里,有野心的学生们激烈竞争来展现自己无所不能。当一个学生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她已经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来策划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化的简历为完全未知的未来做准备。不管来什么,他已经做好准备——而他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相反地,对于确定的观点,热衷于坚定的信念。比起追求多样的平凡而被称为“全面”,一个对于未来确定的人决定将一件事做到最好并且为之付诸行动。比起无休止地将自己变得不易区分,他/她努力在某件有意义的事上做到最好——成为一件事的垄断。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这么做,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已经失去对于未来的确定性太久了。没有人是因为在某一件事上足够优秀而进入斯坦福的,除非那件事恰好包括扔球或者抓球。
你也可以预计未来是比现在更好还是更坏。乐观主义者欢迎未来;悲观主义者恐惧未来。
结合这些可能性能得到4种观点:
不确定性悲观主义
每种文化都有从黄金时期衰落的神话,并且几乎所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是悲观的。即使在现在,悲观主义笼罩着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一个不确定性的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无望的未来,但是他不知道该对未来做些什么。这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欧洲,当那块大陆屈服于没有向导的官僚主义漂流。现今整个欧元区都在一场慢动作的危机当中,并且无人在为此负责。欧洲央行仅仅是做一些即兴表演:美联储在美元上印的是“我们相信上帝”;欧洲央行最好在欧元上印“踢走罐头一路到底”。不确定的悲观主义无法知晓不可避免的下降是会快还是慢,灾难性的还是缓慢的。所有他能做的就是等待它的发生,所以他只能吃、喝,同时保持愉快:因此欧洲最著名的就是度假狂热。
确定性悲观主义
确定性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以被预知的,但是因为那是无望的,他必须做好准备。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确定性悲观的地方。我们美国人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如此迅猛(从2000年开始每年10%),我们想这该是个充满自信的国家试图掌控未来。但是那是因为美国依然乐观,我们也把我们的乐观加在了中国身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速无法达到足够迅速。所有其它国家都担心中国会占领世界;中国是唯一担心他们做不到的。
中国能够增长得如此迅速只是因为他们的起点太低。对中国来说增长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无休止的复制西方已经奏效的道路。而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执行确定的计划,通过烧煤来建造工厂和摩天大楼。但是如此巨大的人口推动资源的价格上涨,所以中国的生活水平要确实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也知道这些。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专注于那些可能将情况变得更糟的事。每个中国的高级领导人都在孩童时期经历过饥荒,所以中央政治局看未来,灾难在他们心中并不抽象。中国人民同样如此,知道寒冬将至。局外人沉迷于中国国内创造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关注到中国人多么想把钱弄到国外去。贫穷的中国人只是存储所有的东西并且希望这些就足够了。在中国每个阶层的人都对未来严正以待。
确定性乐观主义
对一个确定性乐观主义者来说,如果他计划并努力实施,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从17世纪到20世纪50、60年代,确定性乐观主义者引领了西方世界。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商人把世界变得比之前想象得更富有、更健康以及更长久。就像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清楚看到的,19世纪的商业阶级
创造巨大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加总更多
由人和机器制约自然的力量,化学应用于工业和农业,
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清扫整个大陆以供培植、开凿运河,
整个人类来源于土地——早先甚至有预感,难道如此强大的生产力沉睡在社会劳动的膝盖里?
每个时代的发明家和幻想家都超过前辈。1843年,伦敦人民受邀从新建的隧道里首次从泰晤士河底部穿过。1869年,苏伊士运河解决了欧亚之间好望角的船道拥堵。1914年巴拿马运河成为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捷径。甚至大萧条都没有阻止美国永不停歇的进步,美国一直被认为是确定性乐观主义者的大本营。帝国大厦1929年开建,1931年完工。金门大桥1933年开立,1937年竣工。曼哈顿计划1941年启动,到1945年就研制出了世界上首颗氢弹。美国在和平年代继续重塑世界的面貌: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从1956年开始建设,1965年就驶过了20000英里。明确的计划甚至在脱离地球的领域:NASA的阿波罗计划开始于1961年,在1972年结束时将12名人类带上了月球。
勇敢者计划由于政治领导或政府科学家的原因而没有保留。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个名为约翰热波的加利福尼亚人开始重新发明整个旧金山湾区的自然地理。热波是一名学校教师,业余剧作家,自学工程师。他对于自己没有认证无所畏惧,公开提议在湾区建造2个巨大的水坝,建设大量清水湖作为饮用水和灌溉,并且重申20000公顷的土地用来开发。即使他没有个人权威,大家都很认真得看待他的计划。这个计划被整个加州的新闻编辑董事会所认可。美国国会对于计划的可行性召开听证会。陆军工程兵团甚至在洞穴状的索萨利托仓库建造了一个1.5公顷大的湾区模型来模拟整个项目。这些测试暴露了技术的缺陷,所以计划没有被实行。
但是现在是否有人会把这样一个愿景认真看待呢?20世纪50年代,人们欢迎大计划并且探讨是否可行。可如果现在一个宏大的计划来自于一名学校教师,就会被认为怪诞不已,而如果一个长远的计划来自于一位颇有权威的人则会被认为是傲慢。你仍然可以在索萨利托的仓库里看到整个湾区模型,但是今天只是一个观光点:对于未来的大计划已经变成了陈旧的好奇心。
不确定性乐观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短暂的悲观主义阶段之后,不确定性乐观主义从1982年起主宰了美国人的思想,长期的牛市开始了,金融使得工程黯然失色成为通向未来的途径。对一个不确定性乐观主义者来说,未来会更好,但他/她无法确切地知道会是怎样,所以他/她不会制定特别的计划。他/她期待着从未来获取收益,但是预见不到任何理由来具体地进行设计。
比起工作多年来建造一个新产品,不确定性乐观主义重新安排已经发明的事物。银行家们通过重新安排已经存在公司的资本结构来赚钱。律师在旧的事情上解决纠纷或者帮助他人重新架构他们的事。私募投资者和管理咨询师不再开新的公司;他们通过不断地程序优化从老的公司当中压榨额外的效率。毋庸置疑地,这些领域吸引着那些比例较小的在常春藤名校中高分追求者;什么是比一个看上去精英,过程导向而且承诺“保留选择余地”的职业生涯对一个20年简历塑造更合适的奖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