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画家之一~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萨尔瓦多·达利

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达利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的艺术家，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1982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封他为普波尔侯爵。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画家。

《记忆的永恒》作于1931年，布上油画 24x33厘米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04年5月11日，达利生于西班牙菲格拉斯，1989年1月23日逝世。他是一位具有卓越天才和想象力的画家。在把梦境的主观世界变成客观而令人激动的形象方面，他对超现实主义、对20世纪的艺术做出了严肃认真的贡献。

萨尔瓦多·达利喜欢描绘梦境中的景象，以一种稀奇古怪、不合情理的方式，将普通物像扭曲或者变形。达利对这些物像的描绘精细入微，几乎达到毫发不差的逼真程度，通常将它们放在十分荒凉但阳光明媚的风景里。在这些谜语一般的意象中，最有名的大概是“记忆的永恒”。

达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他的绘画，他的文章、口才、动作、相貌以及胡须均给欣赏他的人们留下了扑朔迷离的印象。达利年轻时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学习美术，曾兼收并蓄多种艺术风格，显示出作为画家的非凡技能。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才由两件事情促使其画风日臻成熟。一是他发现了弗洛伊德的关于性爱对于潜意识意象的重要著作；二是他结交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者，这群艺术家和作家努力证明人的潜意识是超乎理性之上的“更为重大的现实”。

超现实主义绘画是西方现代文艺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运动之一，第二代超现实主义画家有彼埃·罗依、唐吉、马格里特、保罗·德尔沃以及萨尔瓦多·达利（1904.5—1989.1）等。这一批画家是专以精致入微的细部写实描绘和可以认识的物体局部为准则，来表现一个完全违反自然组织与结构的生活环境，把幻想结合在奇特的环境中，以展示画家心中的梦幻。有人也把这种画称之为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

达利作为该运动在美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对象。“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在体验一次极度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不用看达利高高翘向天穹的胡子，不用观赏他充满奇思怪想的作品，单是这些不同凡响的妙语，就足使你想象得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达利的盛誉主要归结于他自我推销的天分，但更应归功于他富于奇想的特殊才能。他的奇思怪想源自于生命中难以捕捉的素材，如性、死亡、变态、苍穹。他惯用不合逻辑地并列事物的方法。将受情感激发产生的灵感转变为创作过程，将自己内心的荒诞、怪异加入外在的客观世界，将人们熟悉的东西扭曲变形，再以精细的写真技术加以肯定，使幻想具有真实性。达利始终宣称自己是现代艺术文化的救世主，每天都在创造丰功伟绩，取得划时代的胜利：前往巴黎、遇见加拉、爱情田园诗、超现实主义革命…… 为了获得自相矛盾的视觉形象，他通常都十分细致，精确地用十分斜视的手法描绘这些创造的形象，也许正式这种一丝不苟的现实主义笔法，正式这些清晰存在却非真实的形象才是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

萨尔瓦多·达利承认自己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为了寻找这种超现实幻觉，他们象弗洛伊德医生一样，去探索精神病患者的意识，认为他们的言论与行动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世界的真诚反映，这在日常生活中是见不到的。对于超现实主义画家来说，这是些至为珍贵的素材。因此，达利的许多作品，总是把具体的细节描写和任意地夸张、变形、省略与象征等手段结合地使用，创造一种介于现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超现实境界”。读他的画，人们既看懂所有细节，从整体上，又感到荒谬可怖，违反逻辑，怪诞而神秘。这种“潜意识”的景物，其实都是画家主观地“构思”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潜意识或下意识的感情表达。

达利赞成人应该培养真正的幻想，象临床的妄想狂一样，而受理性控制的人的精神背后，仍保留有一些剩余意识。这些剩余意识使人处在静态之中。他还宣传，妄想方式不仅要运用在日常工作中。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他就常常故意放任自己的怪僻行为。如他穿一身潜水服出现在1936年伦敦超现实主义画展的开幕式上。他偏爱的幻觉形象常常被不断重复，如带有许多半开的抽屉的人形，蜡样软化的硬件物体，抽丝样细长的兽腿以及物体向四周无重心地飞开的景象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达利所定义的“超现实主义”比布列顿（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诗人）1924年首次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定义更有名。这并非意指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达利因为他的绘画、他的文章以及他的口才、动作、相貌和生活方式活生生的造就出这个深印公众脑海里的“超现实主义”，使它不再只是白纸上的黑字。

达利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影响最大，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不仅他的画，还有他的文章、口才、行动以及他的打扮，都无不在宣传他的“超现实主义”。他在发挥和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上，可以说超越了他们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群体。他的有些作品除了传达无理性、色情、疯狂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哲学观外，有时还反映着人们的时髦心态。

在达利长达70年的艺术生涯里，可谓做尽了让我们瞪目结舌的事。在那些怪事和怪诞言论里，给'巨匠们打分'已经成为达利的品牌。在西班牙绘画史上，他与委拉斯凯茨、戈雅、米罗、毕加索等绘画大师一同辉映着西班牙俊美的天空，传奇着西班牙的绘画史。达利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忧郁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他的作品处处充满着感官享受，像知名的“软钟”或其他“软物”，从克鲁斯角（Cape Creus）到艾斯塔迪特（Estartit）沿岸，自然赋予的肉身般线条，黄橘色调的岩石与阳光，变成他画里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景象，在这些夸张、变形的性爱主题背后，我们很难想象他有着这样的爱情宣言：“我爱你胜过父母，金钱和毕加索。加拉，我之所以画画是为了你，这些画同时也是用你的血画成的。因此，从今以后，我决定在署名时将我们俩的名字连在一起，加拉-萨尔瓦多.达利。”

在艺术领域，他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天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狂热的人，一辈子却保持了只爱一个女人的神话，也许，对于他来说，创造出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可能，才是他一辈子最得意的成就。他就是今天我们新先聚品要讲述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萨尔瓦多.达利。

加拉与达利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不可思议。1929年达利邀请几位超现实主义的核心分子到卡达克斯度假，当时的达利，在家乡的海滩上为自己不断冒出来的疯狂念头大笑，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携妻子加拉走向了达利。就在那一刻，达利便疯狂的爱上了她。

《伟大的自慰者》是他为加拉画的第一件作品，占满画面的岩石状的物体代表达利本人，一只渐渐被蚂蚁侵蚀的蚱蜢暗示他内心的焦虑，右侧出现加拉美丽的侧身，他正陶醉的亲吻达利的阳具，胸前盛开的百合花说明他已被加拉的激情刺激了起来。达利以他的精确技巧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梦境。七八岁时，达利从老师的西洋镜里，“看见了我一见钟情的俄罗斯女孩”，而加拉，在达利25岁的时候，正以达利梦中女孩的形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次日，他单独邀请她去游泳，为此达利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一身白衣，但肩头和乳头处故意剪出了洞，胸前一片血迹(是他剔腋毛时刮出的血)。更令人不敢领教的是，他把羊粪混着油料涂在了衣服上说是替代香水。旁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达利表现得如此怪诞，加拉偏偏看着顺眼。她欣赏他年轻有为，不受世事羁绊的洒脱；他迷恋上她的神秘魅惑，从她身上得到灵感的源泉。两个特立独行的人就这样融化了彼此的心。虽然加拉当时已婚，但度假结束的时候，加拉没有回巴黎。

他们在海港小镇同居，彼此相依。而这的确是一场凄惨的游戏，虽然都带着超现实主义者的特立独行，面对爱，他们还是无法潇洒。此时达利创作的《凄惨的游戏》很容易让人想起加拉、达利和保罗的三角关系。画面中部是一个女子美丽的脸，而右下角是一个受伤的男人和一个捂着脸的男人。

加拉的已婚身份就像悬在他们头上的剑，成为这对有情人甜蜜中的痛苦。因为达利疯狂爱上已婚的加拉，让父亲火冒三丈，把他逐出家门。达利与其父亲的关系几近破裂。父亲反对他与加拉的浪漫关系，而且和当时的大众观点一样，认为超现实主义画家是道德沦丧的原因，因而谴责达利与他们的来往。

达利内心叛逆的因子也因此被激发，他先是用蒙太奇的手法创作了《加拉与达利》，右侧是达利减掉的头发，变成光头的样子，左侧是加拉坐在岩石上快乐的情景，他将两个影像凑在一块儿，作为与加拉永世结合，与家人断绝关系的重大宣誓。

后是用《晚祷》中男女的轮廓制作了《情侣，头充满着云》组画，告知他与卡拉的爱情就像《晚祷》中的男女一样充满激情。

紧张的关系就在这样一次次的性格冲突中达到峰值。他的父亲告诉他，将会剥夺他的继承权，并终生禁止他返回加达格斯。后来，他曾在书中描述过在这场闹剧中他是如何将一个用过的盛着他自己精液的安全套拿给他父亲，并说: “拿好！现在我什么都不欠你了！”。

如此疯狂的举动不禁让人侧目，达利为何如此迷恋加拉？我想达利自己最知这其中的冷暖。在他写的《达利的生活秘密中》一书中，曾说道：“加拉注定是我的格拉迪瓦。”根据德国作家曾森的虚构小说，弗洛伊德在1907年写下《曾森的<格拉迪瓦>的幻觉与梦》，分析男主角的梦境，这位远古的女子形象变成潜意识里的爱情，帮助男子解除心里的焦虑与痛苦。加拉在达利的心中扮演的就是这样的“治疗”角色。

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善于安抚的能力，加拉才能驯服狂野的达利，并治好艺术家的歇斯底里和狂笑症，令笑声重又听命于达利。加拉来到达利身边，给自小患有妄想症的达利带来神秘的心理安定。父母赋予达利生命；金钱是支持他生活和创作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毕加索是达利艺术上的指路明灯，被达利称为“我的第二个父亲”。但它们都比不上加拉。

终于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痛苦与纠缠，保罗决定放手，成全这对有情人。1943年，在保罗的征婚下，加拉和达利于巴黎公证结婚。

婚后的达利画风也发生了变化，你会在他的画中看到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迷失的潜意识的阴暗力量，另一种则是代表加拉的爱与美的力量。

达利开始对宗教题材产生浓厚兴趣。这个昔日的无神论者，以十二分的虔诚描绘宗教巨画。

在达利晚年所画的宗教主题画中，他毫不掩饰地把卡拉画成圣母——画出了卡拉在他心目中的“超现实”形象。他为她画的《加拉丽娜》，性感中带着几分母性的光辉。那正是他心目中的加拉：妻子、母亲、密友和灵感缪斯。

画家说：“在这里，没有经过任何事先计划，面包又一次出现了。准确敏锐的分析揭示了加拉叠抱着的双臂与装面包的篮子极为相似。她的乳房看上去简直就是面包皮。我曾经在她肩膀上画了两块烤肉排，以表达我贪婪地想吞吃她的愿望。那正是我想象生肉的时刻。现在，加拉已升任我的身份高贵的纹章官，她已经成了我的篮子里的面包。”达利说，“在萨尔瓦多·达利家中，有两位首相，有位是我的妻子加拉；另一位是萨尔瓦多·达利。萨尔瓦多·达利和加拉是两个独特的生命，他们是我的天赐疯狂的最精确的调整和激励。”

结婚6年后，他们移居美国，达利更是开始按古典主义方式来作画，那种大胆的疯狂和幻想少了，多了几许温柔、平和的寻常心境。

加拉于1982年6月10日去世。她死后，达利失去了生活的热情。他故意让自己严重脱水，据称是企图自杀，但他自己辩护说是为了达到一种停滞的精神状态，就像一些细菌作用下的结果一样。他离开菲盖拉斯，搬去了布波尔堡。布波尔堡是为加拉购置的，后者在那里离世。1984年达利的卧室莫名起火。他再次被怀疑蓄意自杀，虽然这很可能是家政人员疏忽所致。总之，达利获救，并回到了菲盖拉斯的家中。在那里，他的一群艺术同好们负责照顾他起居，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加拉的爱治好了他的歇斯底里，成为达利的创作源泉。聪明的加拉不仅丰富了达利的艺术，还把让达利搞得一团槽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教他如何穿衣服，如何在楼梯上行走时不致每走一步都摔倒，如何识别敌人，如何在吃饭时不往地上扔骨头。加拉知道他软弱无力，把他像牡蛎肉藏进硬壳之中，精心保护。

她让他真正敢于正视并释放心中的欲念，甘心被爱驯服。正如达利所说：“天国是什么？加拉才是真实的……我从加拉看见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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