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贡拓碑日记（十）文庙《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残段小记

清理段碑

此文可说是上一篇日记的续，同样是在文庙清理碑刻，而且是残碑。文庙一直是一个地方尊文尊孔的象征。建国之前或者说在文革之前几乎是县一级的标配建筑。也是地方上祭孔的地方。历史上两次批孔斗争都一定程度上有所破坏，但却没有近些年来的城市化建设破坏的严重。前几日，看文保斗士冯骥才一边在死命保护天津地方文化遗存，一边发文感叹坐拥地上宝物的山西省因为消灭农村而令地上文化建筑消失殆尽，叹息触手不可及。

我们不能阻挡时代的发展，但我们不能遗忘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过往。这就是我们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客观事实所需要遵守的基本铁律。小王和他的老师就是这样，积极呼吁昆明大发展的同时保留历史文化。他们在呈贡做的传拓项目很好的保留了地方文化脉络。也让人们看到了呈贡不是一片文化荒漠地带，这点精神非常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和机构的学习。

日记中提到了碑刻内容是清朝三代帝王经略西南的功德碑。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十项功绩中以维护边疆统一居多。北边是新疆蒙古，西南这边则是和西藏、云贵的征仪。呈贡作为云南的一个县，保留了这样一个碑，也足以证明自古以来她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地的文化渊源。如同日记中所提到的，康雍乾三代帝王经营下，西南边陲地方才有文庙刻碑勒石记功。这也是那个康乾盛世的一个缩影。

呈贡（贡境）文庙《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残段小记

二○二一 · 七 · 八 晴

我是一个极懒的人，能动嘴是不会动笔的。更有一个要命的坏毛病，腹稿不成宁可不写。故而两年前立下一个月完成的“传统节日习俗札记”至今还欠下几篇。偏偏保护、传拓石刻这事，若不趁现在略加记录，以无常的世事，和我开始减退的记忆力，真不知凑成文字时它们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了。

今天整理成果时，翻到了一张近看上去像电视机雪花纹的拓片。它为什么能忝列于此呢？是我工作纰漏吗？想了很久，权且记下。

己亥年尾，在文庙崇圣祠旁发现并重立的两通石碑后（即雍正十一年（1733）《修学宫碑记》，及乾隆年间《学田碑记》），几乎承包了小地方一个月的头号新闻。除了有对文风日起的渴望，多是稀奇。传来传去，好像呈贡就有这两通石碑一样。新鲜劲儿一过，又归于平静。

其实若有心翻阅旧志不难发现，按清代的呈设，整个呈贡文庙建筑群中有明确记录，且在重立二碑以外的碑刻先后有五通。分别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新建奎阁碑记》、雍正三年（1725）《新建忠孝节烈祠记》及《忠臣孝子题名碑》、同治十三年（1875）重立《御制卧碑》（多在明伦堂，专为规范生员举止）、光绪元年（1876）《重修文庙碑记》。故在理想情况下，保存于文庙内石碑应不少于七通。

其它的碑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推测它们如果遗落民间，有很大可能在县城内或附近的村中某处，作铺沟搭桥、砌墙修路之用。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有空就去文庙附近街巷中，特别是有老旧民居的地方寻访，进而又将范围扩大到附近的古城村等处，竟毫无收获。我咬咬牙，只得暂时放弃，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文庙。

初夏午后，突如其来的阵雨将我困在了崇圣祠。雨越下越大，伴随着阵阵雷鸣，林间渐渐腾起了一层薄雾，在围墙边汇聚着，又如梦幻般突然散去。我知道那儿靠着一块石板，这并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母亲说大概在她小时候就在那儿了。

不一会儿雨住了，天开云瑞。我踩着松软的落叶走过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湿漉漉的，积了不少水，是块红砂石。宽约1.3米，高约0.9米，厚约0.1米，上下整齐，两侧有凿制的痕迹。正欲起身，猛然间好像在右上部分看到了字。它竟然是石碑！我大吃一惊，再细看，那分明是“皇考圣祖仁”五字，字口较浅，在阳光下闪耀着，引人注目。顺着往右看，隐约可见“平定青”三字及“每”字的上半部分，右边是宽约5厘米的云龙纹。惜此外字迹、纹饰多漶漫不清，至左下端时，已然与普通石板无异了。

卧于草侧的残碑

“圣祖仁（皇帝）”，如此高的庙号与谥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清圣祖康熙得此殊荣。而尊其为“皇考”的，便是雍正皇帝了！刊刻时间应不出清代！我兴奋异常，之前的困倦一扫而光，立马告诉了宋老师。宋老师倒是平静得多，拿出一支烟点上，猛吸一大口，眯着眼慢慢呼出。烟雾中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简单吩咐：“备好纸。明日出发。”

隐约可见碑文“考圣祖”字样

第二日天气晴朗。一早，我们带上六尺整张的宣纸以及各式工具来到了崇圣祠旁。先挪动石碑，使其靠墙的一面与墙的夹角缩小，便于后续操作。又打了小半桶水来洒上去，一人一把棕刷，仔细清理上面依附的青苔与尘土。竟刷下不少灰绿色的浆，倒与棕红的碑面相配。

裁纸时，四周较碑面大小多留出二指宽度，既利于封边，又便于揭下。裁好后便喷白芨水上纸，再打字口，却发现字不易显现。这是字口浅而用纸较厚的缘故，较薄的纸虽方便传拓，但不利于拓片保存。须根据情况选择用纸。上墨就容易得多了。几滴墨滴在扑板上，拓包轻沾，待拍打揉搓均匀，从四周无字处试拓。若湿度、墨色相宜，再遵循“包压包、行压行”逐渐拓至中部，一行行着墨。适日风高，又有太阳直射，纸墨须臾干，为此只上得三道墨，整体效果略显得“燥”。不过作为资料留存已经足够了。

残碑文字为汉文。揭下拓片后，我查询了《钦定四库全书·河源纪略》中对雍正三年（1725）《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碑文记载，与残碑可辨认的字句均可对应。不仅如此，在把全文与残碑字数（现存行三十一字，缺二十九字接下一行）相互对照后，我初步估算此碑碑身部分原高约在1.75-1.80米之间。比起北京孔庙中的同名碑碑身小了不少。

与古籍中的资料进行比对

作为清代四大武功平定碑之一，据清代《国子监志》载，雍正二年(1724) 六月乙酉，雍正皇帝以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亲制碑文，勒石太学，次年五月十七日碑成，天下文庙尽皆摹刻树立。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皇帝有谕：各地平定碑上不用刻满文，碑也可以根据当地文庙的情况缩小尺寸。呈贡的这块碑也确实如此。

结合《雍正呈贡县志》《呈贡文物志·修学宫碑记》等中对当时文庙学宫的描述，如“规模尤属草创”“窗棂雕残，阶砌倾圮”等，我斗胆推测雍正初年呈贡文庙或许暂不具备能力刊立此碑，而通篇汉文、缩小尺寸等能否从侧面说明呈贡文庙《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是之后补立的呢？但不成熟的推测，还有待之后进一步研究论证了。

四库全书中记录雍正皇帝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记载与碑文可做对比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