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媒体生瓜蛋的成长｜往事

（按：5年前，我曾经给南方传媒研究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自己，最初如何从一个不学无术的门外汉——我没有读过新闻系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到在这个行业混得有些自己的识见和行业虚名的人。我幸运，有幸在一个传媒业上升扩张的“黄金时代”，进入了这个行业，并能够与这个行业的佼佼者相遇相识，如范以锦、戴自更、吴泓、朱德付、李栓科、陈彤、封新城、陈梁、张书新、李佩钰、秦朔、张富汉、姜诗明，等等，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在这个行业服务23年的时候，我决定选择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此时此刻，回忆自己的成长，既是老年人的专利，也是一种自我作别。5年前的旧作，《一个媒体生瓜蛋的成长》，希望诸君喜欢。）

（记录者最好的时代，自己退而成为旁观者，也是一种态度）

精品购物指南的老总张书新兄前不久（2012年9月）跟我说，明年（2013年）即是精品创办20年了。

我扳着手指算了算，不知不觉中，我与精品的书新兄等相识竟也有18年了！

18年，即是我混迹传媒江湖的年头。

18年来，我在传媒业界，看多了起高楼，宴宾朋，也看多了楼台塌，宾朋散。
潮起潮落间，我自己也从一个对传媒懵懂无知的生瓜蛋，变成了头发花白、对传媒业已经有自己顽固而独特理解的业内“名人”。颇有些桑田沧海的感觉。

1，
精品购物指南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先声之一，它于我对传媒业的理解，有独特的意义。它是我遭遇并有深入交道的中国第一份市场化媒体。

1994年暑假起，我从北京印刷学院借调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帮忙。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当时精品的主要负责人张书新和徐方等人。

那个时候，虽然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掀起了一个开放的高潮，但中国传媒业还是计划管理坚挺的时候，媒体机构的诞生，完全是行政审批的结果；传媒业的真正主流，还是中央级大报、各省级机关报、晚报等；都市报才有零星起步，市场化报纸还未形成真正的规模影响力。在业界和管理部门眼中，类似精品购物指南这样的媒体，甚至还有些另类。小心呵护各种社会关系，是这样一些从市场中孕育生产出来的媒体生存发展的不二法门。

但当时的精品购物指南，借助经济复苏繁荣催生的精品热潮，迅速成长，已经在北京市场上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经济效益不错，正在筹划从周一刊改成周二刊。

书新、徐方经常会跑报纸司办公室坐坐，这一坐一聊天，我这借调的，却很多听了进去。我对报纸市场渐渐有了些理解。

后来跟书新他们也很熟了，交流的多了，对于精品购物指南的运作，对于他们的办报理念，以及他们对于媒体和市场的理解，也渐渐灌输给了我。

这种聊天交流，与官方的正式汇报和场面上虚以委蛇的说辞截然不同，其中有喜怒哀乐，有经验教训，这种对媒体的市场化理解，虽然当时没有开花，却已深埋于我心中。

再后来，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内部的纷争，导致了国家部委下文，对报纸合作的产权关系进行界定。

这场纷争带来的伤害，对当年的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使精品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到了一定的阻滞，虽然后来它们恢复了。

这也让我看到了残酷的一面，看到了在中国做媒体的不易，看到了中国媒体改革边缘突破的边界所在。

正是有这样的沟通交流，让我一直对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怀抱敬意，也让我对市场化媒体的艰难成长，怀有温情，怀有同情之理解。这也就有了后来我执掌《传媒》杂志时代，坚定了为推动中国媒体业的市场化努力、为那些市场化媒体鼓与呼的办刊立场。

2，
其时，新闻出版署报纸司是门庭若市，各地要求新办报纸的，要求变更刊期的，受表扬的，挨批评的，络绎不绝。

我后来回忆，当时跑新闻出版署的报人最多的有三种。

一种是主流报纸，比如各地省级地市级党委机关报、晚报等等，当时他们的发行量和经济效益在业界都占主流地位，他们到北京来，一般都是来接受政府表彰，或者专程来汇报成绩的。

至少在当时来说，他们是真的有些经验值得总结传播的，比如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华日报、四川日报等。

在这些媒体送交的报告里，虽然难免也有些夸张自吹的成分，但不像后来似的更多是自我吹嘘，主要还是这些媒体在市场上搏杀的经验教训，披沙拣金之后，还是能够知道很多信息。

另一方面，在与那些代表自己媒体来京汇报的人的交流中，也获益匪浅，逐渐把握住了当时主流媒体的脉动。

我后来跟我年轻的旧同事谈到，若要在媒体业界发展，如何从这种汇报中捕捉有效信息，很重要，某种意义上，当时你是在跟中国传媒界最好的媒体打交道，与这个行业顶尖的领导者交流，若是有心人，定会受益匪浅。

第二种经常跑出版署的，是所谓翻了错误的，比如超越了办刊宗旨、未经批准出那些专版特刊，等等。

这些人跑北京机关来检讨自己的错误，来之后，首先会与我们这些小人物交流。从很严肃的谈话开始，一来二去的，也就熟了，到最后也常是嬉皮笑脸的了。

人怕熟，一熟就成了朋友，成了朋友，交流的信息就不只是检讨中写的了，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其实是最草根的市场信息，反映的是底层最有生命力的脉动。

我后来跟朋友一起回忆，认为这些人是真正市场化的先驱者，当时的所谓错误，其实是我们管理部门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没有跟上时代的结果，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当年新闻出版署上至领导，下至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员，大多是从业界出来的，能够理解这个行业的不易，也希望行业能够繁荣发展，所以能够跟业界成为朋友，也就对行业的变化，对影响行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了相对比较深的认识。

第三种人，是市场经济开始孕育生长的时候，许多业界精英开始筹办新式的报纸，开始采取新式的经营模式，这就是以都市报为代表的一代报人。

因为中国媒体的管理，实行的是行政审批许可，创办新报纸，自然要北京批准。这些传统媒体中的精英们，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目标，许多人来到北京，除了官方式陈述自己的理由外，也会有非官方的交流沟通，这一过程，这些当年中国顶尖的报业高手们，都会谈自己的理解，也让我这样的门外汉顿开茅塞。

我后来毫无愧色地跟行业朋友交流，说我自己就是有心人，我从那些媒体细微而渐宏大的变化中看到了伟大的变革，和前行的方向。某种意义上说，我一开始就是与这个行业那些后来公认的市场化的最好的操盘手有比较深的接触，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尽管当时许多人并不一定有这样的认识。

我一直感谢时代给予我这难得的机会，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

（多年前的老照片，与书新、栓科、诗明，于扬、段钢等老朋友一起）

从进入这个行业起，我一直都有机会与这个行业最优秀的人交流，向他们学习，分享他们的经验教训和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