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个国军少将与131名共产党员,走上3千公里回家路

美制道奇十轮卡车

1946年6月10日,一支由十辆道奇十轮卡车组成的车队,静悄悄地离开了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的第二监狱。

在头车上,坐着一名穿着笔挺军装、肩膀上扛着一颗金星的国军少将,他的名字叫做刘亚哲,是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交通处长。

而在他身后的卡车里,坐的是131名刚刚被释放的共产党员、家属和儿童。

车队的目的地,是远在6000里外的延安,漫长的艰险旅程,正在前方等待他们。

01营救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祭出“巴巴罗萨”计划,550万德国大军分做三路,直捣苏联腹地,签订不足2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瞬间变成了一堆废纸。

德国不按套路出牌,一下子把苏联忽悠瘸了,和苏联一起懵圈的,还有“背靠苏联好乘凉”,一直不把国民政府当盘菜的“新疆王”盛世才。

盛世才

眼看苏联这片铁杆庄稼朝不保夕,一直奉行“亲苏亲共”的盛世才立马变了一副面孔,一边向国民政府频频示好,一边撸起袖子、对身边的共产党员挥起了屠刀。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派兵包围了共产党员的驻地八户梁,抓捕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新疆民政厅长、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等一批共产党员,不久后,又将软禁在八户梁的一百余名共产党员和家属统统投进了监狱。

毛泽民烈士

由于新疆与延安相隔千里、消息不通,这些共产党员被秘密抓捕近半年后,党中央才得到消息,马上便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马上释放这些人。

然而,端坐在重庆的蒋介石却来了个一推六二五,装聋作哑,就是不提放人的事情。


在被关押一年多之后,被秘密逮捕的这一百多名党员、家属,还有许多孩子,都陆续被转移到了迪化第二监狱关押起来。

当时,迪化第二监狱被称为“死牢”。只要进了这座监狱,最终的结局基本只有两个——要么是被处决、要么就是病死之后抬出去。

换句话说,这些共产党员和家属们,已经走到了死神的镰刀之下。

国民政府的官方渠道走不通,延安要营救这些人,就只能换另一条路了——

1946年3月底,张治中将军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就在他整理行装,准备走马上任时,有人敲响了他家的大门。

前来拜访的,正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老朋友,如今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周总理夫妇合影

简短寒暄过后,周恩来开门见山:“文白兄(张治中字文白),我此来是为送行,再就是拜托在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你到新疆之后,请务必设法救出他们!”

听到周恩来的请求,张治中将军心头一沉——盛世才秘密抓捕这批共产党员的事,张治中将军虽然只知道个大概,但就自己对蒋介石的了解,想让他签字放人,简直是难如登天。

然而,看着周恩来夫妇热切的眼神,张治中将军仍然重重地点了点头,接下了这沉甸甸的托付。

张治中将军与周总理

来到迪化之后,张治中将军马上派人进入第二监狱,详细了解了这批共产党员的情况。

当他看到具体汇报时,张治中将军的心里悲喜参半——悲伤的是,早在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已经被盛世才秘密处决,牺牲在了新疆的土地上;而欣喜的是,剩下的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不仅在坚持斗争,并且绝大多数都使用了化名,真实身份并未暴露。

邓小平手书的纪念碑文

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将军心里有了底,他马上指示第二监狱,改善这些人的伙食和住宿条件,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并且给他们提供了报纸和书籍。

同时,张治中将军给重庆发去电文:“释放狱中的共产党员,是写进《双十协定》和政治协议中的,并且报纸公布过,中外皆知,不能不执行,如能主动宣布释放,对国共合作和当前形势有利无害。”

发完这篇电文后,张治中将军并没有松口气,因为他知道,以蒋介石的脾性,这事必有余波。

不出张治中将军所料,几天后,蒋介石做出了回应——不说放、也不说不放,只是要走了被关押人员的名单。

张治中将军早有准备,他命人将那册满是化名的人员名单发给了重庆,同时发电表示,如今还在监狱中的共产党员,都是些一般人物和老弱妇孺,继续关押毫无益处,不如主动释放,取信于民。

在张治中将军的反复劝说与催促下,蒋介石终于发来电报,同意放人。

如果蒋介石知道,张治中口中的“一般人物”里,不仅有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曾任陕北省委书记的马明方、方志敏烈士的堂弟方志纯,还有在新疆航空队里接受过苏联教官培训的30余名飞行技术骨干,他的表情一定会相当精彩。

瞿秋白烈士与家人的合影

02点将

张治中将军虽然拿到了放人的命令,但如何将他们平安地送回延安,仍然是个让他头痛的问题。

在与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将军商议后,他们决定,让警备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哲接下这个任务。

张治中和陶峙岳的想法很简单——作为交通处长,刘亚哲对新疆地区的路况非常熟悉,他又是堂堂国军少将,方便在路上处理起关系,省得多生是非。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刘亚哲与共产党的渊源,要比他们想象的深得多——

1938年时,刘亚哲正在兰州的国民党空军部队里,当一名政治指导员,而他的岳父高金城、岳母牟玉光,表面上都是医生,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却是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上级,正是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

在国民党军队中混迹久了,刘亚哲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腻烦不已,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心向往之。正因如此,在他岳母的引荐下,一天晚上,刘亚哲在岳母开办的助产医院中见到了谢觉哉。

在与谢觉哉的长谈中,刘亚哲多次表示了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想法,但出于综合考虑,谢觉哉仍然建议他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好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并表示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与自己的妻子王定国联系。

此后,当王定国以看病名义来到医院时,刘亚哲便经常前去拜访,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还从王定国那里得到了《论十大纲领》等党的理论书籍,使他越来越主动地与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虽然在不久之后,刘亚哲就被调到了武汉,与共产党人失去了联系,但共产党的理论与思想,却牢牢地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正因如此,当陶峙岳将军下令,由他负责护送这批共产党员时,刘亚哲在身患慢性阑尾炎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接下了这份任务。

陶峙岳将军

然而,就在刘亚哲开始为护送任务做准备时,他发现,这个任务,绝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

1946年五月中旬,刘亚哲来到省政府警务处,想要了解一下这批人员的数量、随身物品以及物资准备情况时,接待他的警务处副处长刘汉东却非常不屑:“搞什么计划,弄几辆车装走算了!”

刘亚哲很清楚,省政府警务处表面上是政府机关,实际上却是军统驻新疆的工作站,而刘汉东的态度,正说明军统对于释放这批共产党员抱有极大的不满。

更可怕的是,迪化距延安数千里之遥,险要关隘比比皆是,如果军统在半路进行截杀,不仅这131名共产党员、家属儿童的性命不保,就连他自己,也势必要背上这口黑锅......

想到这里,刘亚哲的背上,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

为了确保路途上的安全,刘亚哲调来了十辆卡车,在每辆车上安排了军医、联络员和照料人员,还专门调配了一个排的兵力,作为护卫人员。

同时,刘亚哲还向张治中将军要来了手令——沿途各地军、政、警、宪,要对车队妥为保护,不得有误!

安排好一切后,刘亚哲的心放下了一多半。6月10日清晨,刘亚哲与副官李英祥带着车队,来到了第二监狱的门口,准备接人出发。

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原本安排好的照料人员,全部都被省政府警务处换成了军统特务!

出发在即,临时换人已不可能,没办法,刘亚哲只得强行按捺住剧烈地心跳,待人员全部登车完毕后,他一声令下,车队缓缓地开动了。

坐在第一辆卡车上,一股强烈的预感涌进刘亚哲的心头——这次旅程,绝对不会一帆风顺。

03险路

车队从迪化驶出后,一路无话,仅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便赶到了吐鲁番。

虽然旅途开了个好头,但刘亚哲丝毫不敢大意,因为他非常清楚,等到天一亮,他们就将迎来这次旅程的第一个难关——火焰山。

火焰山

作为交通处长,刘亚哲对于火焰山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虽然此时刚进初夏,可火焰山一带白天气温早已飙升至40多度,地面温度更是高得吓人,石板上煎鸡蛋,在这里不过是基本操作。

更要命的是,过了火焰山,沿途数百里都是山谷,道路两侧壁立千仞,就算掉下一块石头,都能砸死人。如果有人在这里伏击,刘亚哲这一个排的人马,恐怕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想到这里,刘亚哲坐不住了,他拿着手令,找到吐鲁番当地驻军,要来了一个连的兵力,连夜在沿途布置岗哨,又调来了两辆装甲车,在车队前后进行护卫。

安排完这一切后,刘亚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沉沉地睡着了。

戈壁荒滩

虽然刘亚哲做了最大程度的准备,但在第二天的旅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就在车队通过火焰山之后不久,地面的高温,就让一辆卡车爆了胎,只能停下来修车。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修好卡车后不久,一个女孩子就因为身体虚弱,中了暑热,不幸在路上死去了。

这一惨剧,给刘亚哲敲响了一记警钟——这一百多人,都在监狱经历了近四年的折磨,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就算没有酷暑,几千里奔波跋涉下来,还能有几个人到得了延安?

因此,当天晚上,当车队到达七角井镇宿营时,刘亚哲召集军需官和共产党代表开会,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改善伙食。

按照国民政府押运犯人的伙食标准,这些共产党员在到达延安之前,每天只有7毛钱的生活费,只能啃窝头、喝凉水,几乎每个人都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

民国时期的监狱

正因如此,刘亚哲拍板:“特事特办,从今天开始,每餐六人一桌,要保证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早上,每个人还要发两个鸡蛋!”

这话一出,军需官直嘬牙花子——我的少将大人,这是在戈壁滩上,我们上哪给您弄四菜一汤去?

刘亚哲早就胸有成竹:将乘车人员重新调配,挤出一辆车来,每天提前出发,到沿途城镇采购物资、安排食宿,想尽办法保证生活供应。

至于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刘亚哲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由于每辆车上的照料人员都是军统特务,如果他们隐瞒不报,刘亚哲就无法掌握这些人的身体状况。

因此,刘亚哲要求这些代表,要摸清所有人的健康情况,每天向他通报,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体健康。

刘亚哲的周密安排,不仅使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体得到了快速的恢复,更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友谊——6月19日,当车队到达兰州后,按照原先的计划,刘亚哲的护送任务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将由西北行营的另一位军官接手。

然而,在全体共产党员的要求下,征得了张治中将军的同意,刘亚哲继续带领着车队,向着前方进发。

而这次旅程中真正的危险,也即将向他们袭来。

04闯关

车队刚刚离开兰州,就遇见了一起不大不小的意外——

在六盘山脚下的静宁县郊外,有一条几丈宽的河沟,平日里不过是条小溪,可由于连日降雨,水位上涨,强行渡河就得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刘亚哲捡了一支木棍,挽起裤脚,到河中央试了试深浅,发现河水刚刚没过膝盖,便命令车队开足马力,冲过河去。

在刘亚哲的指挥下,前9辆车都顺利冲上了对岸,可偏偏最后一辆车在河中央趴了窝,动惮不得。

就在这时,上游又隐隐地传来了轰隆隆地响声,山洪就要来了!

山洪

危急时刻,刘亚哲当机立断,让所有人下车后,9辆车倒回河里,组成了一条车桥,让最后一辆车上的人爬上岸来。

当全部的人登上河岸后,刘亚哲又开始指挥车辆依次登岸,就在第9辆卡车刚刚开上河岸后,山洪奔涌而下,瞬间便将河心里的卡车冲到了数百米外,车上的行李更是被一扫而空,如果不是刘亚哲见机得快,这辆车上的人们,恐怕是难以幸免了。


就在人们还在回味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时,一个更大的危险,已经向他们扑来了——

当车队在距离西安不足300里的邠县(今陕西彬州市)落脚时,刘亚哲收到了一封来自胡宗南的急电。

电文明确指示:“刘处长亚哲,车队不进西安,到咸阳去,当地设有招待所。”

看到这封电文,刘亚哲的脑子嗡的一声,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胡宗南

刘亚哲非常清楚,胡宗南所谓的“咸阳招待所”,究竟是个什么鬼地方——

从1939年开始,胡宗南就在咸阳设置了一个名为“西北劳动营”的机构,专门用来截留、监禁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以及关押从延安出来的共产党员,是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如果这些共产党员进了咸阳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另一场牢狱之灾。

刘亚哲感到大事不妙,连忙请来共产党的代表进行商议。

就在大伙七嘴八舌、争论不下的时候,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提到,现在队伍中有个人得了“回归热”,高烧四十多度,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很有可能危及生命。

这句话点醒了刘亚哲——这不正是去西安的最好借口吗?

于是,刘亚哲一边给胡宗南发电,假称一切照办;一边集合队伍,说明由于有人生急病,需要连夜赶路,并且秘密叮嘱每辆车上的共产党员,要求他们看好儿童,在路上千万不要出声。

一切准备就绪后,十辆卡车轰鸣着冲出县城,向着西安疾驰而去。

民国西安城

半夜1点多钟,车队赶到了咸阳检查站,由于时间太晚,检查站的特务人员都已经睡着了,站岗的哨兵看到是国军军车,又有少将带队,便稀里糊涂地挥手放行了。

过了检查站,刘亚哲马不停蹄地冲进西安城,先将病号送进医院抢救,接着又把全部共产党员和家属送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忙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了。

虽然成功地进了西安城,但没有胡宗南的命令,这些人还是去不了延安,没办法,刘亚哲只得硬着头皮去见胡宗南。

看到刘亚哲来了,胡宗南还颇为高兴,劈头便问:“把他们都送到咸阳去了吗?”

刘亚哲脚跟一碰,站得笔直,答道:“没有,车上有个病号,我请示了张(治中)主任,同意我连夜送西安抢救。到了西安是晚上两点,长官部没人接电话,这些人又不能放在大街上,我就把他们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

听了刘亚哲的话,胡宗南的鼻子差点气歪,可刘亚哲的理由又相当充分,堵得胡宗南没法发作,只得在房间里转圈圈,半天才憋出一句粗话来:“XXX,这群没用的东西!”

刘亚哲心里明白,胡宗南这是在骂咸阳检查站的特务们,便只当听不见,装傻充楞道:“胡长官,我什么时候送他们去延安?”

胡宗南听了刘亚哲的话,脸色更加难看,扔下一句话:“等通知!”,便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解放战争时的胡宗南(中)

出了胡宗南的官邸,刘亚哲马上给张治中将军发了电报,详细说明了目前的情况,希望张治中将军从中斡旋,催促胡宗南放行。

然而,6天过去了,胡宗南不仅没有放人,还专门将刘亚哲叫到长官部,说道:“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

刘亚哲心知肚明,所谓“政治部审查”,不过是胡宗南的缓兵之计——当时,蒋介石忙着调兵遣将,中原、东北两处摩擦不断,全面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如果拖到开战,这些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又将成为国民政府的阶下囚,甚至成为他们要挟共产党的筹码。

对内战深恶痛绝的刘亚哲,再一次给张治中将军发电,请求他务必想办法,尽快使这些共产党人离开西安。

接到刘亚哲的电报后,张治中将军也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张治中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新疆日报的总编辑张紫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宋美龄的前机要秘书。

宋美龄

当张治中将军向他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张紫葛欣然从命,连夜乘飞机赶到南京,面见了宋美龄,并以这些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为理由,成功地说动了宋美龄。

夫人发了话,蒋介石也不得不遵——1946年7月4日,在西安苦等了10天后,刘亚哲终于接到了南京发来的通行电报:

“奉侍字00号,准派刘处长亚哲护送新疆释放的共产党人到边区鸡加村,尅日出发。”

拿到电文后,刘亚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的任务终于要完成了。

尾声

1946年7月11日,刘亚哲将129名共产党员和家属、儿童(在西安住院的共产党员谢奇光因抢救无效去世)平安护送到了延安附近的鸡加村,将他们交给了朱德总司令派来迎接的工作人员。

在这长达3000公里,历时31天的长途旅行中,刘亚哲殚精竭虑、历尽艰险,终于不负所托。

临走前,被刘亚哲平安护送到延安的孩子们给他唱了一首送别的歌曲——在这些孩子中,有瞿秋白烈士的继女瞿独伊、张文秋的三个女儿刘思齐、邵华、张少林......

而在他送回延安的31名航空队骨干中,更是先后走出了17名军级以上领导干部,8人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成为了新中国空军的中流砥柱。

......

刘思齐三姐妹合影

离开延安之后,刘亚哲回到新疆,告诉张治中将军,在和共产党人告别时,他曾经忍不住热泪盈眶。

张治中将军沉默半晌,说:“这是真感情!”

正是有了这份真感情,三年后,刘亚哲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哲加入了中国政协,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

80年代 刘亚哲将军在政协座谈会上(从左到右:黄维、刘亚哲、溥杰、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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