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忽略的大秦名将：战国远程奔袭战的常胜将军司马错

不要说与名扬天下的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相比，就是和一般的战国大将相比，其名气都要小很多。他的事迹被记载在《史记》他人列传中，列传的标题还没有他的名字；只是因为他和列传主人公之间的对话非常重要，才被记载下来，而使后世知道他的军事才干和富秦之功。

他就是被当代文史学家孙皓晖赞誉为“古代奔袭战的第一人”，秦惠文王时期的司马错。

他的智慧、军事、时政分析智慧体现在与秦国臣相张仪关于是伐蜀还是谋夺中原的论争中。

当时的西南之地，中原诸侯只知道有巴国、蜀国，再往云南之地的情况，就不了解。巴蜀二国北有秦岭巴山阻隔，基本上处于封闭状况，主要靠水路与楚国、秦国交通。作为西南地区有发达文明的大国，巴蜀经常争夺地方领导权；为各自权益，皆奔走秦国以希望秦国派兵攻打对方。在这样的背景下，雄才大略的秦惠文王有了占据巴蜀之地的想法，但又害怕中原大地的韩国背后偷袭（毕竟那时的秦国还没有如昭襄王和嬴政时期横扫韩国的实力）；顾此失彼之际，司马错和臣相张仪对此问题展开了争论。

张仪以力争中原、控制周王室为得利最大，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帝王之业，可达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偏居西南的巴蜀与戎狄之人无异，即使有了巴蜀的军事之功，也无重大名利可获；周王室之地乃天下大利，争夺西蜀，不利王业。

作为战国辩才智慧皆为大才的张仪，其理论具有高瞻远瞩、居高临下的前瞻性，无疑是正确的。

但司马错从当时列国的国际关系、秦国与韩赵魏楚的地理交通、秦国东出的经济条件提出了更符合当时秦国战略的观点：国富必须地广、兵强必须民富，国富地广民富乃王业之根本；秦国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反而是地少民贫；只有从此处着手解决问题，才能使秦国具有经济上的大利，从而达到国富民强兵强。西蜀之地虽然偏僻，正有内斗，秦国出兵，可轻易获利；而西蜀地广，得其财可增加秦国财税，进而富民改善秦国军兵落后之面貌，又可获得西蜀人口之利；此时出兵，可获国土，又有出兵之理由（巴蜀皆有使者前来求助秦国出兵灭对方），在名义上实为压制西蜀暴乱，岂不一举多得。而攻打韩国，劫持天子，不会获得好名声；而且周王室得齐国韩国之屏障之利，欲灭周王室，得九鼎，只会引起齐韩合力抗击，甚至其他赵魏楚对九鼎的争夺。这就是我司马错认为攻韩的危险；不如伐蜀。

如此精彩的辩论，把秦国朝堂的开明、大气彰显的淋漓尽致；唯有如此，才能使真正的大才思辨叠出，权衡利害之大小，看清当下的微观处境，才能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

惠文王认可司马错的提议，决意伐蜀。几个月就灭了内斗不息的西蜀；才有了后来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这一享誉世界的水利工程之机会，使巴蜀大地“水旱从人”，成为了“天府之国”。秦国有了巴蜀的财货之利，越发不可收拾，在军事上有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和人力补充；国富兵强，天下诸侯皆不在秦国话下。

后来，司马错多次带兵，为秦国夺取诸多土地，魏楚是司马错军事措施的最大受害者；楚国失去了汉水和南中，魏国失去了旧都安邑，秦国日益逼近楚魏心脏；东出气势无可阻挡；司马错后，白起上位，延续了秦国大将军必是名将的传统。

司马错的言论记载在《史记张仪列传第十》与《战国策张仪司马错论伐蜀》，可见史学家对此事的重视及其在秦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